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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公民的罪與罰——從《朗讀者》（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說開去
·白 焰·
就反思納粹的電影來說，《朗讀者》（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恐怕是敢於直
麵慘淡人生的少有之一。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二戰後的１９５８年夏天，海德堡少
年伯格與比他大的電車女售票員漢娜偶遇、相愛。在這段充滿激情的幾個月，伯格
常給漢娜朗讀書籍。漢娜神秘地離去，伯格茫然無措，但從此正常地上學，並且若
幹年後進入法學院。在１９６６年的一次納粹戰犯審判旁聽實習，伯格冷不防地發
現坐在被告席上的竟是漢娜。原來，漢娜１９４５年時是納粹奧茲維茨集中營看守
。她雖然承認所為，但是拒不認罪。加之共犯的偽證，漢娜被判終生監禁。到此，
愛情演變為悲劇，似乎令人心碎，可我覺得真正的好戲才剛開始。在電影的後半部
，得到揭示和解釋的是納粹德國公民的心理、思辨及其他們的公民責任概念和道德
判斷。這裏借助一些有關理論，就此命題作些討論。
一．忠於職守和誌願執刑
不同於對質模式的美英法律係統，德國的糾問製允許法官直接質問被告。在影
片裏，當問到為什麽每天把一批人送到毒氣室，漢娜認真地（略帶天真）回答說，
那是因為她們必須騰出地方以接納新來的囚犯。當問到教堂起火時，鎖在其內的３
００名囚犯為什麽未被放出逃生，漢娜仍然認真地回答，那是因為作為看守的她理
應不能放走囚徒，否則失職。在她眼裏，她隻是奉行職責，而且一心一意，豈有犯
罪可言。在此，觀眾會問，是什麽使得她和其他普通德國人如此服從元首，而不是
服從良知？
漢娜·阿倫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是研究
納粹罪行的理論家，她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奠定了“思維匱乏”導致犯罪的論
題。阿倫特認為，負責猶太人“終決計劃”的艾克曼和其他德國人沒有什麽異常的
人格特質，如以虐殺為樂的變態。但是，他們缺乏自我反思的思維能力，即“思維
匱乏”，致使他們在執行命令和決策時，無法或者不願意判斷其道德的正當性。此
外，道德良知的隱晦和喪失造成德國人的一絲不苟、整齊劃一的行為。但實際上，
他們的行為是為所欲為的盲動，這種盲動又被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正常化、例行化，
阿倫特稱此為“罪惡常規化”（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朗讀者》小說（１９９５）和電影（２００８）的走向基本是沿著這條思路，即
把漢娜劃歸於無法拔高到道德水準的普通人。為了強調此點，《朗讀者》還把漢娜
界定為文盲。
不容置疑，《朗讀者》裏的漢娜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典範，不論是在納粹時代充
當看守，還是在戰後重建的西德擔任售票員。試問，有哪個社會不需要這樣立足本
職和甘當螺絲釘的人？漢娜又不認字，似乎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這就是她為什
麽需要別人為她朗讀，也是她為什麽無法獨立思維判斷。再問，有哪個政權不喜歡
缺乏獨立思考的人？如果說漢娜很難代表多數受教育的德國人，多數受教育的德國
人並不見得比漢娜更能認清周圍，或者認清自己。另外，我們都知道，極權專製常
造成人民對正統意識的信賴和依賴性，依賴性又反過來促成人民獨立思考的懶惰性
和多餘性。“思維匱乏”於是成為惡性循環。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是大屠殺研究領域的後起之秀，他的《希
特勒的誌願執刑者》對大屠殺作出了相反的解讀，攪動了學術界。Ｇｏｌｄｈａｇ
ｅｎ認為之所以有大屠殺，是因為德國人想屠殺。百萬德國公民對猶太人懷有仇恨
和敵視，即對他們素懷深沉的邪惡動機，以致非殺不可（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ｔ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這深仇大恨可以追溯到上幾個世紀，希特
勒隻是利用並且發揮了它，從而使得成千上萬的德國公民服膺並且就範於納粹種族
主義的意識形態。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作了大量一手調查，指出在納粹集中營、監
獄、看守所、勞教所等充當看守的德國人來自各行各業，是普通民眾，而非所謂精
英分子。但是，他們了解、同意、支持希特勒的政策，他們是希特勒的誌願執刑者
。納粹大批量屠殺猶太人的方式基本有三種：毒氣、槍擊、暴走（無緣無故地拖到
外麵，強迫行走）。對此，誌願執刑者們並非被迫或者單純服從上級，而是主動要
求任務。當黨衛軍告訴他們可以不必參與執刑，將來也不追究責任，可他們執意不
肯離去。
無疑，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所描述的情景比阿倫特的要陰暗和可怕的多。按照
“誌願執刑”的邏輯，漢娜對猶太人的迫害是自我賦予的使命。雖然沒有文化，她
的直覺裏卻有著臆想的敵人，這些敵人又是人類之外的壞蛋，於是消滅他們便成為
她義不容辭的責任。漢娜是一個十分投入的納粹分子，而不是僅僅履行職責的公務
人員。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又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一個發動戰爭的政權和人民
常常是一個整體，極權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更是彼此不分。政府壞／人民好的一分為
二不僅武斷，而且可笑。
二．個人判罪和集體罪惡感
前麵說到《朗讀者》裏的漢娜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典範，但她是好公民嗎？人是
作為公民被理解的。漢娜在納粹社會被人理解為好公民，但在新社會她被公民視為
罪犯。這裏橫生出兩個司法問題：（１）新社會的法律能否用來審判舊社會的犯罪
？（２）用戰後德國的人道精神責難納粹時期的工作人員有多少合法性？
第一個問題涉及到“法無溯及力”，其意思是法律（主要是指刑法）不能追及
法律以前的事，或者說事發後再製定的法律不能回溯到事發以前。這個問題在紐倫
堡審判中已經得到解決。戰犯之所以被架上審判台，不是因為殺了人，而是因為犯
了法。這個法律是戰後製定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這兩個罪名雖然事後
成立，但其精神實質早已存在於海牙和日內瓦國際公約，因此法律並沒有回溯。
另外，如果德國公民服從命令高於尊重生命，服從命令能夠解脫他們的罪行嗎
？“法不責及個人” 的理論是，國際戰爭法隻涉及國家關係，不管轄個人行為。
戰爭是國家發動的，因而由國家負責。即便用國內法律，個人是具體執行者，因而
沒有責任可負。紐倫堡審判裏的德國戰犯競相把責任推卸給希特勒，並說自己隻是
執行命令。這種推脫未能解脫納粹戰犯的個人責任。紐倫堡判決說，當哪怕一絲的
道義選擇客觀存在，執行上級命令不能使個人擺脫道德束縛，其違犯道義的選擇也
不能得到原諒。《朗讀者》裏的法律教授曾說，社會秩序靠法律維持，守法的人不
能被道德判罪。此話有錯，誰說道德不治罪？看一眼美國的倫理道德罪，再說法律
和道德的相互滲透已經難解難分。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個人判罪和集體負罪。種族滅絕之規模和殘酷都是前所未有
，亦超乎一般功利、道德和法律的衡量標準。因此，為納粹服務的全體工作人員是
否全體有罪？這裏，我們又回到各執一詞的阿倫特和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阿倫特
駁斥集體罪惡感，認為它是一種無謂的負擔。其邏輯是，若是全體公民有罪，那麽
就無所謂犯罪。罪惡是針對個人的，也是針對行為的。即使一個人牽涉到某種組織
性的犯罪，政府在判斷他或她的罪行時，不是從群體角度，也不是從組織名分的歸
屬，而是從個人參與的程度深淺，所扮演的角色是否重要來作判定。集體負罪其實
是集體株連，而穩定社會的訣竅之一是法不責眾。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認為如果所謂的集體罪惡不能成立，那所謂的集體無辜亦
不能成立。種族滅絕是巨大的工業機器和官僚體係。除了專政機構，它卷進無數普
通公民擔任政府文職和行政管理。雖說公務員們隨著機器的慣性日複一日，可他們
同時又為機器加油，提高效率。他們的順從不僅僅是表示對納粹罪行的默許，也表
現對納粹罪行的協助。納粹德國公民必須對此承擔公民責任，如果不是刑事罪責。
他們必須具備羞恥感，如果不是罪惡感。責任不同於判罪——前者是過失，後者是
罪行；前者是內省，後者是外加；前者是救贖，後者是鞭撻。總之，法律無從懲罰
不等於道德可以饒恕。
三．懺悔和寬恕
承擔責任的前提是懺悔。當伯格１９８４年到監獄裏探望漢娜，漢娜說她這些
年來所學到的是看書寫字。看得出，她對過去沒有懺悔。這不等於說她沒有惻隱之
心。在奧茲維茨集中營時，漢娜總是挑選虛弱的女囚給她朗讀。這不僅是供自己消
遣，而且是讓她們在第二天去毒氣室之前感到平靜一些。此外，她在鄉下那間教堂
裏無掩飾地流淚，還把自己在監獄裏的積蓄轉交給一名猶太幸存者（被拒絕，幸存
者認為是廉價的收買），這些都說明性格倔強的漢娜也有心軟的時候，但僅此而已
。懺悔是心靈的贖罪。《朗讀者》裏的法官審問的何止是漢娜，而是整個德國民族
。他似乎在吼叫：德國，你懺悔了嗎？
要求懺悔又常是受害國家獲取滿足的武器。不難看到，每個國家一有機會就掙
紮著述苦。德國最近的一些記錄片講述盟軍如何轟炸德國城市，如何在占領時虐待
德國人民。然而，當勝利國要求戰敗國懺悔時，他們是否知道戰敗國人民其實沒有
多少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因此他們也是受害者。人生取決於個人選擇。問題是，
人們習慣把這種選擇歸於個人的自由意誌。實際上，自由意誌的存在與否並不確定
，更難以掌握。換一個角度，在納粹法西斯恐怖中，普通德國人能否自我設立恒定
的道德原則，以此避免參與犯罪？阿倫特認為，為了防止個人成為極權政體的共犯
，公民可以選擇從政治領域中撤退，切斷與社會的聯係，放棄公民的政治責任。這
看來是最起碼的，但這最起碼的也是不容易的。全麵禁閉的統治封殺了每一個自由
呼吸的角落。
當然，當時能夠思辨並且挺身抵抗納粹的人也有，如慕尼黑大學的Ｓｏｐｈｉ
ｅ Ｓｃｈｏｌｌ兄妹（電影“Ｓｏｐｈｉｅ Ｓｃｈｏｌｌ：Ｔｈｅ Ｆｉｎａ
ｌ Ｄａｙｓ，２００５”）。為了保持了個人道德的完整性，他們寧願付出生命
。可是，這樣的人極其個別。對於法官的一連串問責，漢娜感覺古怪。一臉迷茫的
漢娜反問：“要是你，你會怎麽辦？”的確，坐在道德高台上的法官可以事後居高
臨下，但他若是當時的集中營看守，他又會這麽樣呢？人們易用好惡態度和情緒判
斷曆史，誰會保證這些“聖人”在當時不是希特勒的誌願執刑者？我想我自己肯定
會以奉公守法的名義，同流合汙。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容易，但移情（ｅｍ
ｐａｔｈｙ）難。
《朗讀者》緊隨阿倫特的倫理路徑直到最後。最後的問題是，漢娜是否應該得
到寬恕？記住，漢娜既不認罪，又不懺悔。她孤獨中來，孤獨中去。在自由來臨的
前一天，她在獄中懸梁自盡。漢娜不是好公民，因為她殘害無辜；漢娜卻是守法公
民，因為她拒絕作偽證。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說過：寬恕乃是原諒不
可原諒者。阿倫特更是堅持“不原諒事，但原諒人”。影片以細膩溫柔的手法詮釋
了阿倫特純理性的寬恕。還需要任何條件性的寬恕嗎？對罪孽的懺悔，對被害者的
賠償？寬恕不是什麽恩賜，而是對自己的解脫，對記憶的解脫。同時，觀眾也滿懷
憐惜地接受了漢娜的個人悲劇結局。至於漢娜參與製造的種族悲劇，它將永遠是我
們探討、研究的題目。
作為結束，納粹曆史研究總的來說有四個階段。一是戰後的５０年代至６０年
代，曆史學家們注重納粹的起源和崛起的原因，旨在預防納粹再現。二是７０年代
到８０年代，專家們將眼光投到納粹的統治術和第三帝國的政體結構及其社會生活
。三是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學術界的興趣集中到種族滅絕計劃和大屠殺。四是
目前的“恢複形象”浪潮，其特征是人們一方麵在納粹時代尋找正麵人物，如電影
《Ｖａｌｋｙｒｉｅ》（刺殺希特勒），另一方麵設法告訴世人德國也是戰爭的受
害者。有人擔心這股回潮洗刷得有點太快，恐會帶回希特勒崇拜。不是嗎，希特勒
時期的納粹報紙最近獲準在德國公開翻印出售，買報的人還不少。不少人倡議推倒
奧茲維茨集中營，以征地它用。由於對阿拉伯的種族歧視和過分火力，道德永遠正
確的猶太以色列正在慢慢失去道德高地。加上梵蒂岡主教的大屠殺否認，新納粹的
蠶食擴大……曆史正在悄悄地重演嗎？曆史也需要有人常常地朗讀嗎？
參考：
１．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ｉｎ Ｊｅｒｕｓａ
ｌｅｍ：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１９６３
２．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Ｈｉｔｌ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
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ｒｓ，１９９６
□ 讀者投稿
納粹德國公民的罪與罰——從《朗讀者》（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說開去
·白 焰·
就反思納粹的電影來說，《朗讀者》（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恐怕是敢於直
麵慘淡人生的少有之一。故事情節並不複雜。二戰後的１９５８年夏天，海德堡少
年伯格與比他大的電車女售票員漢娜偶遇、相愛。在這段充滿激情的幾個月，伯格
常給漢娜朗讀書籍。漢娜神秘地離去，伯格茫然無措，但從此正常地上學，並且若
幹年後進入法學院。在１９６６年的一次納粹戰犯審判旁聽實習，伯格冷不防地發
現坐在被告席上的竟是漢娜。原來，漢娜１９４５年時是納粹奧茲維茨集中營看守
。她雖然承認所為，但是拒不認罪。加之共犯的偽證，漢娜被判終生監禁。到此，
愛情演變為悲劇，似乎令人心碎，可我覺得真正的好戲才剛開始。在電影的後半部
，得到揭示和解釋的是納粹德國公民的心理、思辨及其他們的公民責任概念和道德
判斷。這裏借助一些有關理論，就此命題作些討論。
一．忠於職守和誌願執刑
不同於對質模式的美英法律係統，德國的糾問製允許法官直接質問被告。在影
片裏，當問到為什麽每天把一批人送到毒氣室，漢娜認真地（略帶天真）回答說，
那是因為她們必須騰出地方以接納新來的囚犯。當問到教堂起火時，鎖在其內的３
００名囚犯為什麽未被放出逃生，漢娜仍然認真地回答，那是因為作為看守的她理
應不能放走囚徒，否則失職。在她眼裏，她隻是奉行職責，而且一心一意，豈有犯
罪可言。在此，觀眾會問，是什麽使得她和其他普通德國人如此服從元首，而不是
服從良知？
漢娜·阿倫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是研究
納粹罪行的理論家，她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奠定了“思維匱乏”導致犯罪的論
題。阿倫特認為，負責猶太人“終決計劃”的艾克曼和其他德國人沒有什麽異常的
人格特質，如以虐殺為樂的變態。但是，他們缺乏自我反思的思維能力，即“思維
匱乏”，致使他們在執行命令和決策時，無法或者不願意判斷其道德的正當性。此
外，道德良知的隱晦和喪失造成德國人的一絲不苟、整齊劃一的行為。但實際上，
他們的行為是為所欲為的盲動，這種盲動又被政府的政策和法令正常化、例行化，
阿倫特稱此為“罪惡常規化”（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朗讀者》小說（１９９５）和電影（２００８）的走向基本是沿著這條思路，即
把漢娜劃歸於無法拔高到道德水準的普通人。為了強調此點，《朗讀者》還把漢娜
界定為文盲。
不容置疑，《朗讀者》裏的漢娜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典範，不論是在納粹時代充
當看守，還是在戰後重建的西德擔任售票員。試問，有哪個社會不需要這樣立足本
職和甘當螺絲釘的人？漢娜又不認字，似乎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這就是她為什
麽需要別人為她朗讀，也是她為什麽無法獨立思維判斷。再問，有哪個政權不喜歡
缺乏獨立思考的人？如果說漢娜很難代表多數受教育的德國人，多數受教育的德國
人並不見得比漢娜更能認清周圍，或者認清自己。另外，我們都知道，極權專製常
造成人民對正統意識的信賴和依賴性，依賴性又反過來促成人民獨立思考的懶惰性
和多餘性。“思維匱乏”於是成為惡性循環。
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是大屠殺研究領域的後起之秀，他的《希
特勒的誌願執刑者》對大屠殺作出了相反的解讀，攪動了學術界。Ｇｏｌｄｈａｇ
ｅｎ認為之所以有大屠殺，是因為德國人想屠殺。百萬德國公民對猶太人懷有仇恨
和敵視，即對他們素懷深沉的邪惡動機，以致非殺不可（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ｔ 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這深仇大恨可以追溯到上幾個世紀，希特
勒隻是利用並且發揮了它，從而使得成千上萬的德國公民服膺並且就範於納粹種族
主義的意識形態。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作了大量一手調查，指出在納粹集中營、監
獄、看守所、勞教所等充當看守的德國人來自各行各業，是普通民眾，而非所謂精
英分子。但是，他們了解、同意、支持希特勒的政策，他們是希特勒的誌願執刑者
。納粹大批量屠殺猶太人的方式基本有三種：毒氣、槍擊、暴走（無緣無故地拖到
外麵，強迫行走）。對此，誌願執刑者們並非被迫或者單純服從上級，而是主動要
求任務。當黨衛軍告訴他們可以不必參與執刑，將來也不追究責任，可他們執意不
肯離去。
無疑，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所描述的情景比阿倫特的要陰暗和可怕的多。按照
“誌願執刑”的邏輯，漢娜對猶太人的迫害是自我賦予的使命。雖然沒有文化，她
的直覺裏卻有著臆想的敵人，這些敵人又是人類之外的壞蛋，於是消滅他們便成為
她義不容辭的責任。漢娜是一個十分投入的納粹分子，而不是僅僅履行職責的公務
人員。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又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一個發動戰爭的政權和人民
常常是一個整體，極權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更是彼此不分。政府壞／人民好的一分為
二不僅武斷，而且可笑。
二．個人判罪和集體罪惡感
前麵說到《朗讀者》裏的漢娜是一個忠於職守的典範，但她是好公民嗎？人是
作為公民被理解的。漢娜在納粹社會被人理解為好公民，但在新社會她被公民視為
罪犯。這裏橫生出兩個司法問題：（１）新社會的法律能否用來審判舊社會的犯罪
？（２）用戰後德國的人道精神責難納粹時期的工作人員有多少合法性？
第一個問題涉及到“法無溯及力”，其意思是法律（主要是指刑法）不能追及
法律以前的事，或者說事發後再製定的法律不能回溯到事發以前。這個問題在紐倫
堡審判中已經得到解決。戰犯之所以被架上審判台，不是因為殺了人，而是因為犯
了法。這個法律是戰後製定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這兩個罪名雖然事後
成立，但其精神實質早已存在於海牙和日內瓦國際公約，因此法律並沒有回溯。
另外，如果德國公民服從命令高於尊重生命，服從命令能夠解脫他們的罪行嗎
？“法不責及個人” 的理論是，國際戰爭法隻涉及國家關係，不管轄個人行為。
戰爭是國家發動的，因而由國家負責。即便用國內法律，個人是具體執行者，因而
沒有責任可負。紐倫堡審判裏的德國戰犯競相把責任推卸給希特勒，並說自己隻是
執行命令。這種推脫未能解脫納粹戰犯的個人責任。紐倫堡判決說，當哪怕一絲的
道義選擇客觀存在，執行上級命令不能使個人擺脫道德束縛，其違犯道義的選擇也
不能得到原諒。《朗讀者》裏的法律教授曾說，社會秩序靠法律維持，守法的人不
能被道德判罪。此話有錯，誰說道德不治罪？看一眼美國的倫理道德罪，再說法律
和道德的相互滲透已經難解難分。
第二個問題涉及到個人判罪和集體負罪。種族滅絕之規模和殘酷都是前所未有
，亦超乎一般功利、道德和法律的衡量標準。因此，為納粹服務的全體工作人員是
否全體有罪？這裏，我們又回到各執一詞的阿倫特和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阿倫特
駁斥集體罪惡感，認為它是一種無謂的負擔。其邏輯是，若是全體公民有罪，那麽
就無所謂犯罪。罪惡是針對個人的，也是針對行為的。即使一個人牽涉到某種組織
性的犯罪，政府在判斷他或她的罪行時，不是從群體角度，也不是從組織名分的歸
屬，而是從個人參與的程度深淺，所扮演的角色是否重要來作判定。集體負罪其實
是集體株連，而穩定社會的訣竅之一是法不責眾。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認為如果所謂的集體罪惡不能成立，那所謂的集體無辜亦
不能成立。種族滅絕是巨大的工業機器和官僚體係。除了專政機構，它卷進無數普
通公民擔任政府文職和行政管理。雖說公務員們隨著機器的慣性日複一日，可他們
同時又為機器加油，提高效率。他們的順從不僅僅是表示對納粹罪行的默許，也表
現對納粹罪行的協助。納粹德國公民必須對此承擔公民責任，如果不是刑事罪責。
他們必須具備羞恥感，如果不是罪惡感。責任不同於判罪——前者是過失，後者是
罪行；前者是內省，後者是外加；前者是救贖，後者是鞭撻。總之，法律無從懲罰
不等於道德可以饒恕。
三．懺悔和寬恕
承擔責任的前提是懺悔。當伯格１９８４年到監獄裏探望漢娜，漢娜說她這些
年來所學到的是看書寫字。看得出，她對過去沒有懺悔。這不等於說她沒有惻隱之
心。在奧茲維茨集中營時，漢娜總是挑選虛弱的女囚給她朗讀。這不僅是供自己消
遣，而且是讓她們在第二天去毒氣室之前感到平靜一些。此外，她在鄉下那間教堂
裏無掩飾地流淚，還把自己在監獄裏的積蓄轉交給一名猶太幸存者（被拒絕，幸存
者認為是廉價的收買），這些都說明性格倔強的漢娜也有心軟的時候，但僅此而已
。懺悔是心靈的贖罪。《朗讀者》裏的法官審問的何止是漢娜，而是整個德國民族
。他似乎在吼叫：德國，你懺悔了嗎？
要求懺悔又常是受害國家獲取滿足的武器。不難看到，每個國家一有機會就掙
紮著述苦。德國最近的一些記錄片講述盟軍如何轟炸德國城市，如何在占領時虐待
德國人民。然而，當勝利國要求戰敗國懺悔時，他們是否知道戰敗國人民其實沒有
多少決定自己命運的自由，因此他們也是受害者。人生取決於個人選擇。問題是，
人們習慣把這種選擇歸於個人的自由意誌。實際上，自由意誌的存在與否並不確定
，更難以掌握。換一個角度，在納粹法西斯恐怖中，普通德國人能否自我設立恒定
的道德原則，以此避免參與犯罪？阿倫特認為，為了防止個人成為極權政體的共犯
，公民可以選擇從政治領域中撤退，切斷與社會的聯係，放棄公民的政治責任。這
看來是最起碼的，但這最起碼的也是不容易的。全麵禁閉的統治封殺了每一個自由
呼吸的角落。
當然，當時能夠思辨並且挺身抵抗納粹的人也有，如慕尼黑大學的Ｓｏｐｈｉ
ｅ Ｓｃｈｏｌｌ兄妹（電影“Ｓｏｐｈｉｅ Ｓｃｈｏｌｌ：Ｔｈｅ Ｆｉｎａ
ｌ Ｄａｙｓ，２００５”）。為了保持了個人道德的完整性，他們寧願付出生命
。可是，這樣的人極其個別。對於法官的一連串問責，漢娜感覺古怪。一臉迷茫的
漢娜反問：“要是你，你會怎麽辦？”的確，坐在道德高台上的法官可以事後居高
臨下，但他若是當時的集中營看守，他又會這麽樣呢？人們易用好惡態度和情緒判
斷曆史，誰會保證這些“聖人”在當時不是希特勒的誌願執刑者？我想我自己肯定
會以奉公守法的名義，同流合汙。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容易，但移情（ｅｍ
ｐａｔｈｙ）難。
《朗讀者》緊隨阿倫特的倫理路徑直到最後。最後的問題是，漢娜是否應該得
到寬恕？記住，漢娜既不認罪，又不懺悔。她孤獨中來，孤獨中去。在自由來臨的
前一天，她在獄中懸梁自盡。漢娜不是好公民，因為她殘害無辜；漢娜卻是守法公
民，因為她拒絕作偽證。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說過：寬恕乃是原諒不
可原諒者。阿倫特更是堅持“不原諒事，但原諒人”。影片以細膩溫柔的手法詮釋
了阿倫特純理性的寬恕。還需要任何條件性的寬恕嗎？對罪孽的懺悔，對被害者的
賠償？寬恕不是什麽恩賜，而是對自己的解脫，對記憶的解脫。同時，觀眾也滿懷
憐惜地接受了漢娜的個人悲劇結局。至於漢娜參與製造的種族悲劇，它將永遠是我
們探討、研究的題目。
作為結束，納粹曆史研究總的來說有四個階段。一是戰後的５０年代至６０年
代，曆史學家們注重納粹的起源和崛起的原因，旨在預防納粹再現。二是７０年代
到８０年代，專家們將眼光投到納粹的統治術和第三帝國的政體結構及其社會生活
。三是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學術界的興趣集中到種族滅絕計劃和大屠殺。四是
目前的“恢複形象”浪潮，其特征是人們一方麵在納粹時代尋找正麵人物，如電影
《Ｖａｌｋｙｒｉｅ》（刺殺希特勒），另一方麵設法告訴世人德國也是戰爭的受
害者。有人擔心這股回潮洗刷得有點太快，恐會帶回希特勒崇拜。不是嗎，希特勒
時期的納粹報紙最近獲準在德國公開翻印出售，買報的人還不少。不少人倡議推倒
奧茲維茨集中營，以征地它用。由於對阿拉伯的種族歧視和過分火力，道德永遠正
確的猶太以色列正在慢慢失去道德高地。加上梵蒂岡主教的大屠殺否認，新納粹的
蠶食擴大……曆史正在悄悄地重演嗎？曆史也需要有人常常地朗讀嗎？
參考：
１．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ｉｎ Ｊｅｒｕｓａ
ｌｅｍ：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
，１９６３
２．Ｄａｎｉｅｌ Ｇｏｌｄｈａｇｅｎ：Ｈｉｔｌ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
ｇ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ｅｒｓ，１９９６
□ 讀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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