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6月間，日本東京的一批中國留學生和愛國華僑舉行歡迎會，應邀赴會的章太炎先生發表了演說，其中有一段話說：“大概為人在世，被他人說個‘瘋癲’，斷然不肯承認……獨有兄弟卻承認自己是‘瘋癲’。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癲’，說我有‘神經病’的話，倒反格外高興。為什麽緣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到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也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
蘇州人對一些有點神經兮兮的，稱做“癡子”。蘇州人自以為溫文爾雅，對凡是看不慣聽不慣的言行，動輒戴上“癡”的帽子。野裏野氣的女孩叫“癡囡”，調皮頑劣的男孩叫“癡官”，行為怪異的則斥之為“癡頭怪腦”。當時有些人便背地裏把章太炎先生喚做“章癡子”。太炎先生仙逝後若幹年，他的一個關門弟子，一個有大學問而性情古怪的朱季海先生，也被蘇人冠以“癡子”的美稱。
朱季海不僅是太炎先生的關門弟子，而且是先生最得意的門生之一。1933年初春，春寒料峭，年方弱冠的朱季海在蘇州大公園對麵律師公會門口看到一張特邀太炎先生講學的海報，入場券大洋三元（那時一個小學教員的月薪為大洋六元）。朱季海當年是東吳附中高一學生，且是唯一免修語文的學生。他的語文老師認為其國文程度已遠遠超過高中語文所能給予的。比如，小小年紀的朱季海對《章氏叢書》裏晦澀難懂的文字已能侃侃評說。自然，朱季海不願放棄這次麵聆教誨的機會。這樣，當這位身穿青竹布長衫的青年正襟端坐在國學講習班裏時，周圍的同窗莫不投以驚詫的目光，蓋其時數十位聽課者，全係中老年國學研究人員，如東吳大學教授王佩諍便是風雨無阻每課必到的，講習班的主持人是李根源老人和金鬆岑先生。太炎先生在台上開講，發現台下竟有一青年在，不免感到奇怪。當時的中國，章太炎聲望赫赫，正如侯外廬先生後來評說的，他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自成宗派的巨人”。早年在日本東京，太炎先生就曾為魯迅、許壽裳、錢玄同等專門開班授課小學。他在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等方麵的造詣，到了晚年已臻化境。他的一些弟子如蘄春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即錢玄同），海鹽朱希祖逖先，又如汪東、沈兼士等俱已飲譽海內，卓然成家。他在講學時，雖莊諧雜出，然博大深邃，旁證博引，如無深厚之國學基礎，是聽不懂的。某次課前時間，太炎先生特地找朱季海閑談，不覺渾忘時間，李根源老人兩次催請開講。章太炎在朱季海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的影子。須知章氏在17歲時，已經“瀏覽周、秦、漢氏之書”，卻又“廢製藝不為”，不屑仕進，有了與眾不同的見地。
不久，講習班搬至大公園內，講堂上設一黑板，太炎先生侃侃而談，引文處背誦如流，作板書之弟子不知所措，常常出現“吊黑板”現象。及至講《尚書》，先生特囑朱季海記錄，朱用毛筆作書，運筆如飛，講解處用文言述其意，引文外忠實原文絕少訛誤，課畢，稍加修改，即成書稿。太炎先生閱後大悅，乃有意正式收朱為徒。時朱季海正迷戀愛因斯坦學說，有誌於自然科學，歸家告父，朱父書樓係留日學生，與黃興、楊度善，素仰太炎之人品學問，力促其子往投名師。於是，1934年春太炎先生定居蘇州以後，每天黎明時分，錦帆路50號章宅門前，便見一個著青竹布長衫的青年在等候開門，其時章宅前幢住滿了寄宿生，朱季海是通學生。
“章先生早！”朱季海恭恭敬敬執弟子禮，一躬到地。
“嗬嗬”，太炎先生含糊應著，一邊蘸著蝴蝶牌牙粉刷牙，一邊打手勢叫朱季海去他的書房等候。“季海哪，我昨夜寫了一篇文章，想和你商量商量”。從1933年直到1936年太炎先生謝世，這位名重中外的樸學大師對待他的年輕門生親切有加，常以平等態度和他“商量”學術問題，好似《論語》中的師生問答。太炎先生很寵愛他晚年收授的關門弟子，一天不知要叫多少遍“季海哪！”後人傳說章宅當時有“先生派”、“師母派”之分，說師母湯國梨有些嫌棄朱季海。事實並非如此，章宅有前後兩進，湯居後宅，不少學生常去後宅請安並呈贄敬，唯獨朱季海從未跨進過後宅。湯師母卻自有公允之論，她曾喟然歎道：“有些泥水木匠都來拜師了，隻有像朱季海這樣的人，像個學生子”。
太炎先生大弟子黃季剛，執教中央大學，飲譽海內。朱雖不直黃生活上之失檢，但認為黃的治學路子與己相似，對這位師兄的學問甚為欽佩，恨無機緣得識。1935年夏，太炎先生手著《論漢學》上下兩卷，交朱謄寫後赴寧交黃，有意讓自己兩個得意門生見見麵。但朱抵寧後怪脾氣發作，想到黃與己都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唯恐話不投機反為不美，躊躇再三，卒未見而返。翠年，黃侃抵蘇，太炎先生親自打電話至朱住所附近之名店“采芝齋”，請轉告朱，卻因朱外出又失之交臂。是年秋，季剛竟中酒故世，八個月後，太炎先生患鼻菌症和膽囊炎不治溘然而逝。朱季海為治喪招待，季剛之婿來蘇吊唁，遇朱，述及季剛生前常在家人麵前盛讚季海之才，以緣慳一麵為撼。朱聞之大慟，深悔自己的孟浪和狹隘，但朱季海在以後數十年卻並未因此而改戒自己性格上的此類弱點。這確乎有礙於他在學術上和人切磋和向人學習。
朱季海一生至今，僅任公職兩年，1946年南京成立國史館，要求館員須有七年以上大學教授之資曆。經師母湯國梨力薦，朱季海受聘去寧。修史時為求翔實，多次風塵仆仆去北平索求北洋軍閥史料與清史稿，館長但植之諷嘲說：“君想做司馬溫公耶？” 朱大恚，恨聲道：“司馬亦人，為何不可學？”中國曆代史官有骨氣的居多，但真正能秉筆直書且又能傳世的卻不多。朱季海自然不能例外。一日，同事間閑談，有人告朱，館長評朱“目無官長”。朱鎮目而呼：“此乃長官無目！”他吟唱著“進不入兮離尤兮，退將複修吾初服”，拂袖辭歸。他的“初服”便是一衿青竹布長衫。他夾著一隻破書包，或在怡園碧螺亭上攻讀，或鑽進護龍街舊書鋪裏做“書毒頭”（蘇州方言，意為書呆子），或去懸橋巷口“九如茶館”內授徒。
這茶館講課也是蘇州當時的風尚，當時社教學院的教授也有帶著三、五學生“孵茶館”，邊嗑瓜子邊講學的。朱季海私人授課，“九如茶館”裏的跑堂對這位老茶客特別照顧，專門留一張桌子給“書毒頭”，朱季海就靠著這點微薄的束修，度其清貧的苜蓿生涯。朱季海的思想體係和觀念形態，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被時代風雲絞得複雜而淩亂。他在舊時代循著太炎先生的足軌行進，卻不能有章氏在政治上多姿的際遇。他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學人，但他恰恰處在近代史上變化最多的交叉點上，他的傳統思想和人生哲學使他對眼前發生的種種變革不知所措。到了新社會，他就象一麵古箏置身於現代化的舞台。鐵質朱漆，形若雲霞，音韻鏗鏘，有如龍吟，若幽齋獨對，屏息以聽，則煙波蒼茫，木葉蕭寥，令人飄然欲仙；但夾雜到搖滾舞曲中，台下是跺著腳吹著口哨的聽眾，它的存在價值連同精妙的律呂全被震耳的打擊樂器淹沒。解放後，他的茶館授徒生涯被迫收攤，學生們紛紛投身革命，但朱季海卻茫然四顧，無路可走。他不願去參加什麽革命工作，也不願到學校去正式執教，他拒絕了市政協的邀請。解放後的數十個寒暑，他堅持他固有的落拓不羈的名士生活方式。50年代初，江蘇師範學院顧樹森教授完成了名著《中國古代教育製度》初稿，慕朱之名，移樽就教。朱講明校對一遍須酬金三百，校對後指出百餘處謬誤，顧再三稱謝。其時顧與海上名士時相酬酢，一次在席間談及朱之學問和生活情況，一客當場解囊五百相助，顧返蘇後將款項送去，朱慨然笑納，竟不置一“謝”字。南京師大某教授於朱季海生日郵寄百元“為先生壽”，朱竟無一字作複。有人問起，朱淡淡說：“收到了”。
在十年浩劫期間，朱季海還算幸運，隻在初期飽受一場虛驚。一天在怡園，衝進一批紅衛兵，將下棋的、吃茶的、玩鳥的一網打盡，其中就有在碧螺亭上讀書的朱季海。這時的朱季海的穿著已時代化，頭頂解放帽，身穿退色的藍卡其中山裝，手執宋版書一冊，小將們一手奪去，發現其中有好多圈圈三角，不禁大喜，以為抓獲了一個身藏情報密碼本的特務，立即當場批鬥勒令交代。朱結結巴巴解釋不清，被口號聲攪昏了頭，幸虧茶客中多人證明，其人是有名的“書毒頭”，手裏拿的是音韻書，紅衛兵這才網開一麵，朱季海方得抱頭鼠竄而去。從此，朱季海躲進小樓成一統，不問世事，居然成了當時發燒社會上一個獨特的隱士。這多虧“書毒頭”、“朱癡子”的名聲救了他，使他得以躲開政治雷達的掃描。這一次，水麵上的風暴沒有摧毀他，卻使他沉溺到了湖底，被世人遺忘。他生活無著，典書賣物，每天燒餅油條，中午踅入小飯鋪午餐，一角錢一碗鴨血湯，三兩米飯，真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依然故我。人不堪其憂，他卻不改其誌，樂在書堆中。如是，他熬過了難熬的十年。
粉碎“四人幫”後，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遣專人兩度來蘇延聘朱季海去寧任教。朱的傲岸脾氣又大發作。他以為如若真有誠意，校長應該親自前來才合乎禮儀，“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欲其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因而他故意提出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來難為使者。比如，月薪300元正，多一文不要，少一文不行。雖然這整數不合教授的月薪規定，來人也允承了。最後朱提出一個條件，他上一節課，隻有20分鍾，並堅持說：“我是沒有水份的，20分鍾，足夠了，足夠了！”這是打破大學的教學常規的，使者再三請朱重作考慮，卒不允所請。這樣，朱季海仍然吃他的鴨血湯，但不久飯鋪店主因鴨血湯利小，改革為鹵肉豆腐鴨血湯，價錢一下猛增數倍，這使朱季海大為惶恐，在小飯鋪前徘徊趑趄，望湯興歎。1984年，市某部門負責人在朱同門處得知朱的窘況，商請市博物館每月補貼車馬費40元，領款通知上門，朱竟拒領。後該負責人再三敦請館長親自登門送上，朱才“笑納”。一日，朱與友人路遇此負責人，友人欲相介紹，此負責人力阻，朱亦返身疾行，友人無可如何，笑曰：“此之謂君子施恩勿望報，受恩不言謝也”。
太炎先生《致潘承弼書五》中雲：“季剛，繭齋，學已成就，繭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剛則不著一字，失在太秘”。及至黃侃去世，太炎先生在《黃季剛墓誌銘》中寫道：“……然不肯輕著書，餘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豈天不欲存其學邪？”由是觀之，大學了問家著述也不一定很多。黃侃一生隻寫了《三禮通論》和《聲類目》。南京師大一位老教授說，“季海先生在音韻、文字、訓詁諸領域無一不精，就是不肯把肚裏東西掏出來”。解放初期，中華書局熟知朱季海的老編輯三顧茅廬，朱感到盛情難卻，動筆寫了《楚辭解故》、《南齊考注》和《莊子詁言》三部書，南京師大已故段熙仲教授拜讀之餘，歎服道：“朱先生之學問誠深不可測！”朱季海後來又為上海美術出版社寫過一冊《石濤畫譜注釋》，卻是連熟悉他的同門也感到納悶，不知朱季海也懂畫論。那麽，朱也能書法麽？蘇州市多如牛毛的書法家，從未聽說過朱季海其人。十餘年前，南京師大一位葉教授曾闖入過朱的居室，那是一塊禁地，朱的一些熟人從未有過登堂入室的殊榮。朱住的樓上兩大間全堆滿了書，在書堆中僅一床、一榻、一椅而已，發黑的牆壁上和窗欞上全用毛邊紙糊著，葉教授仔細一看，看得眼睛發直，後來悄悄告人說：“那一手行書，不要說蘇州，就是當今中國書壇，也是少見的！”朱季海還通曉英、日、德三國文字。他青年時期就鑽過相對論等原著。唉，朱季海可算得上是一等學問家了，但就是缺少一門學問：處世學。
“什麽大學問，嫁仔俚末，吃仔一世苦！”朱師母說。多年來她早已拒絕料理朱的生活了。她是一個刺繡工，並不了解朱。她說的話是實在的。
“一個癡子，一個書毒頭”，鄰居們簡捷地評說。這種評價已有40餘年曆史，他們觀察了這麽多年，可謂秉筆直書。
“學問呢，我不如他，但他實在脾氣太壞了，太壞了！”一位很有點名氣的同門師長說。這樣的話在同門中富有代表性。
“哼！”年逾古稀的朱季海才就著蘿卜吃過兩碗泡飯，反剪雙手在書堆間踱步，他吟哦道：“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謇獨懷此異路。”
（見俞明散文集《姑蘇煙水集》，原載《瞭望》1989年第26期）
蘇州人對一些有點神經兮兮的，稱做“癡子”。蘇州人自以為溫文爾雅，對凡是看不慣聽不慣的言行，動輒戴上“癡”的帽子。野裏野氣的女孩叫“癡囡”，調皮頑劣的男孩叫“癡官”，行為怪異的則斥之為“癡頭怪腦”。當時有些人便背地裏把章太炎先生喚做“章癡子”。太炎先生仙逝後若幹年，他的一個關門弟子，一個有大學問而性情古怪的朱季海先生，也被蘇人冠以“癡子”的美稱。
朱季海不僅是太炎先生的關門弟子，而且是先生最得意的門生之一。1933年初春，春寒料峭，年方弱冠的朱季海在蘇州大公園對麵律師公會門口看到一張特邀太炎先生講學的海報，入場券大洋三元（那時一個小學教員的月薪為大洋六元）。朱季海當年是東吳附中高一學生，且是唯一免修語文的學生。他的語文老師認為其國文程度已遠遠超過高中語文所能給予的。比如，小小年紀的朱季海對《章氏叢書》裏晦澀難懂的文字已能侃侃評說。自然，朱季海不願放棄這次麵聆教誨的機會。這樣，當這位身穿青竹布長衫的青年正襟端坐在國學講習班裏時，周圍的同窗莫不投以驚詫的目光，蓋其時數十位聽課者，全係中老年國學研究人員，如東吳大學教授王佩諍便是風雨無阻每課必到的，講習班的主持人是李根源老人和金鬆岑先生。太炎先生在台上開講，發現台下竟有一青年在，不免感到奇怪。當時的中國，章太炎聲望赫赫，正如侯外廬先生後來評說的，他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自成宗派的巨人”。早年在日本東京，太炎先生就曾為魯迅、許壽裳、錢玄同等專門開班授課小學。他在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學等方麵的造詣，到了晚年已臻化境。他的一些弟子如蘄春黃侃季剛，歸安錢夏季中（即錢玄同），海鹽朱希祖逖先，又如汪東、沈兼士等俱已飲譽海內，卓然成家。他在講學時，雖莊諧雜出，然博大深邃，旁證博引，如無深厚之國學基礎，是聽不懂的。某次課前時間，太炎先生特地找朱季海閑談，不覺渾忘時間，李根源老人兩次催請開講。章太炎在朱季海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的影子。須知章氏在17歲時，已經“瀏覽周、秦、漢氏之書”，卻又“廢製藝不為”，不屑仕進，有了與眾不同的見地。
不久，講習班搬至大公園內，講堂上設一黑板，太炎先生侃侃而談，引文處背誦如流，作板書之弟子不知所措，常常出現“吊黑板”現象。及至講《尚書》，先生特囑朱季海記錄，朱用毛筆作書，運筆如飛，講解處用文言述其意，引文外忠實原文絕少訛誤，課畢，稍加修改，即成書稿。太炎先生閱後大悅，乃有意正式收朱為徒。時朱季海正迷戀愛因斯坦學說，有誌於自然科學，歸家告父，朱父書樓係留日學生，與黃興、楊度善，素仰太炎之人品學問，力促其子往投名師。於是，1934年春太炎先生定居蘇州以後，每天黎明時分，錦帆路50號章宅門前，便見一個著青竹布長衫的青年在等候開門，其時章宅前幢住滿了寄宿生，朱季海是通學生。
“章先生早！”朱季海恭恭敬敬執弟子禮，一躬到地。
“嗬嗬”，太炎先生含糊應著，一邊蘸著蝴蝶牌牙粉刷牙，一邊打手勢叫朱季海去他的書房等候。“季海哪，我昨夜寫了一篇文章，想和你商量商量”。從1933年直到1936年太炎先生謝世，這位名重中外的樸學大師對待他的年輕門生親切有加，常以平等態度和他“商量”學術問題，好似《論語》中的師生問答。太炎先生很寵愛他晚年收授的關門弟子，一天不知要叫多少遍“季海哪！”後人傳說章宅當時有“先生派”、“師母派”之分，說師母湯國梨有些嫌棄朱季海。事實並非如此，章宅有前後兩進，湯居後宅，不少學生常去後宅請安並呈贄敬，唯獨朱季海從未跨進過後宅。湯師母卻自有公允之論，她曾喟然歎道：“有些泥水木匠都來拜師了，隻有像朱季海這樣的人，像個學生子”。
太炎先生大弟子黃季剛，執教中央大學，飲譽海內。朱雖不直黃生活上之失檢，但認為黃的治學路子與己相似，對這位師兄的學問甚為欽佩，恨無機緣得識。1935年夏，太炎先生手著《論漢學》上下兩卷，交朱謄寫後赴寧交黃，有意讓自己兩個得意門生見見麵。但朱抵寧後怪脾氣發作，想到黃與己都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唯恐話不投機反為不美，躊躇再三，卒未見而返。翠年，黃侃抵蘇，太炎先生親自打電話至朱住所附近之名店“采芝齋”，請轉告朱，卻因朱外出又失之交臂。是年秋，季剛竟中酒故世，八個月後，太炎先生患鼻菌症和膽囊炎不治溘然而逝。朱季海為治喪招待，季剛之婿來蘇吊唁，遇朱，述及季剛生前常在家人麵前盛讚季海之才，以緣慳一麵為撼。朱聞之大慟，深悔自己的孟浪和狹隘，但朱季海在以後數十年卻並未因此而改戒自己性格上的此類弱點。這確乎有礙於他在學術上和人切磋和向人學習。
朱季海一生至今，僅任公職兩年，1946年南京成立國史館，要求館員須有七年以上大學教授之資曆。經師母湯國梨力薦，朱季海受聘去寧。修史時為求翔實，多次風塵仆仆去北平索求北洋軍閥史料與清史稿，館長但植之諷嘲說：“君想做司馬溫公耶？” 朱大恚，恨聲道：“司馬亦人，為何不可學？”中國曆代史官有骨氣的居多，但真正能秉筆直書且又能傳世的卻不多。朱季海自然不能例外。一日，同事間閑談，有人告朱，館長評朱“目無官長”。朱鎮目而呼：“此乃長官無目！”他吟唱著“進不入兮離尤兮，退將複修吾初服”，拂袖辭歸。他的“初服”便是一衿青竹布長衫。他夾著一隻破書包，或在怡園碧螺亭上攻讀，或鑽進護龍街舊書鋪裏做“書毒頭”（蘇州方言，意為書呆子），或去懸橋巷口“九如茶館”內授徒。
這茶館講課也是蘇州當時的風尚，當時社教學院的教授也有帶著三、五學生“孵茶館”，邊嗑瓜子邊講學的。朱季海私人授課，“九如茶館”裏的跑堂對這位老茶客特別照顧，專門留一張桌子給“書毒頭”，朱季海就靠著這點微薄的束修，度其清貧的苜蓿生涯。朱季海的思想體係和觀念形態，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被時代風雲絞得複雜而淩亂。他在舊時代循著太炎先生的足軌行進，卻不能有章氏在政治上多姿的際遇。他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的學人，但他恰恰處在近代史上變化最多的交叉點上，他的傳統思想和人生哲學使他對眼前發生的種種變革不知所措。到了新社會，他就象一麵古箏置身於現代化的舞台。鐵質朱漆，形若雲霞，音韻鏗鏘，有如龍吟，若幽齋獨對，屏息以聽，則煙波蒼茫，木葉蕭寥，令人飄然欲仙；但夾雜到搖滾舞曲中，台下是跺著腳吹著口哨的聽眾，它的存在價值連同精妙的律呂全被震耳的打擊樂器淹沒。解放後，他的茶館授徒生涯被迫收攤，學生們紛紛投身革命，但朱季海卻茫然四顧，無路可走。他不願去參加什麽革命工作，也不願到學校去正式執教，他拒絕了市政協的邀請。解放後的數十個寒暑，他堅持他固有的落拓不羈的名士生活方式。50年代初，江蘇師範學院顧樹森教授完成了名著《中國古代教育製度》初稿，慕朱之名，移樽就教。朱講明校對一遍須酬金三百，校對後指出百餘處謬誤，顧再三稱謝。其時顧與海上名士時相酬酢，一次在席間談及朱之學問和生活情況，一客當場解囊五百相助，顧返蘇後將款項送去，朱慨然笑納，竟不置一“謝”字。南京師大某教授於朱季海生日郵寄百元“為先生壽”，朱竟無一字作複。有人問起，朱淡淡說：“收到了”。
在十年浩劫期間，朱季海還算幸運，隻在初期飽受一場虛驚。一天在怡園，衝進一批紅衛兵，將下棋的、吃茶的、玩鳥的一網打盡，其中就有在碧螺亭上讀書的朱季海。這時的朱季海的穿著已時代化，頭頂解放帽，身穿退色的藍卡其中山裝，手執宋版書一冊，小將們一手奪去，發現其中有好多圈圈三角，不禁大喜，以為抓獲了一個身藏情報密碼本的特務，立即當場批鬥勒令交代。朱結結巴巴解釋不清，被口號聲攪昏了頭，幸虧茶客中多人證明，其人是有名的“書毒頭”，手裏拿的是音韻書，紅衛兵這才網開一麵，朱季海方得抱頭鼠竄而去。從此，朱季海躲進小樓成一統，不問世事，居然成了當時發燒社會上一個獨特的隱士。這多虧“書毒頭”、“朱癡子”的名聲救了他，使他得以躲開政治雷達的掃描。這一次，水麵上的風暴沒有摧毀他，卻使他沉溺到了湖底，被世人遺忘。他生活無著，典書賣物，每天燒餅油條，中午踅入小飯鋪午餐，一角錢一碗鴨血湯，三兩米飯，真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降其誌，不辱其身，依然故我。人不堪其憂，他卻不改其誌，樂在書堆中。如是，他熬過了難熬的十年。
粉碎“四人幫”後，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遣專人兩度來蘇延聘朱季海去寧任教。朱的傲岸脾氣又大發作。他以為如若真有誠意，校長應該親自前來才合乎禮儀，“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欲其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因而他故意提出出種種不合理的要求來難為使者。比如，月薪300元正，多一文不要，少一文不行。雖然這整數不合教授的月薪規定，來人也允承了。最後朱提出一個條件，他上一節課，隻有20分鍾，並堅持說：“我是沒有水份的，20分鍾，足夠了，足夠了！”這是打破大學的教學常規的，使者再三請朱重作考慮，卒不允所請。這樣，朱季海仍然吃他的鴨血湯，但不久飯鋪店主因鴨血湯利小，改革為鹵肉豆腐鴨血湯，價錢一下猛增數倍，這使朱季海大為惶恐，在小飯鋪前徘徊趑趄，望湯興歎。1984年，市某部門負責人在朱同門處得知朱的窘況，商請市博物館每月補貼車馬費40元，領款通知上門，朱竟拒領。後該負責人再三敦請館長親自登門送上，朱才“笑納”。一日，朱與友人路遇此負責人，友人欲相介紹，此負責人力阻，朱亦返身疾行，友人無可如何，笑曰：“此之謂君子施恩勿望報，受恩不言謝也”。
太炎先生《致潘承弼書五》中雲：“季剛，繭齋，學已成就，繭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剛則不著一字，失在太秘”。及至黃侃去世，太炎先生在《黃季剛墓誌銘》中寫道：“……然不肯輕著書，餘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豈天不欲存其學邪？”由是觀之，大學了問家著述也不一定很多。黃侃一生隻寫了《三禮通論》和《聲類目》。南京師大一位老教授說，“季海先生在音韻、文字、訓詁諸領域無一不精，就是不肯把肚裏東西掏出來”。解放初期，中華書局熟知朱季海的老編輯三顧茅廬，朱感到盛情難卻，動筆寫了《楚辭解故》、《南齊考注》和《莊子詁言》三部書，南京師大已故段熙仲教授拜讀之餘，歎服道：“朱先生之學問誠深不可測！”朱季海後來又為上海美術出版社寫過一冊《石濤畫譜注釋》，卻是連熟悉他的同門也感到納悶，不知朱季海也懂畫論。那麽，朱也能書法麽？蘇州市多如牛毛的書法家，從未聽說過朱季海其人。十餘年前，南京師大一位葉教授曾闖入過朱的居室，那是一塊禁地，朱的一些熟人從未有過登堂入室的殊榮。朱住的樓上兩大間全堆滿了書，在書堆中僅一床、一榻、一椅而已，發黑的牆壁上和窗欞上全用毛邊紙糊著，葉教授仔細一看，看得眼睛發直，後來悄悄告人說：“那一手行書，不要說蘇州，就是當今中國書壇，也是少見的！”朱季海還通曉英、日、德三國文字。他青年時期就鑽過相對論等原著。唉，朱季海可算得上是一等學問家了，但就是缺少一門學問：處世學。
“什麽大學問，嫁仔俚末，吃仔一世苦！”朱師母說。多年來她早已拒絕料理朱的生活了。她是一個刺繡工，並不了解朱。她說的話是實在的。
“一個癡子，一個書毒頭”，鄰居們簡捷地評說。這種評價已有40餘年曆史，他們觀察了這麽多年，可謂秉筆直書。
“學問呢，我不如他，但他實在脾氣太壞了，太壞了！”一位很有點名氣的同門師長說。這樣的話在同門中富有代表性。
“哼！”年逾古稀的朱季海才就著蘿卜吃過兩碗泡飯，反剪雙手在書堆間踱步，他吟哦道：“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謇獨懷此異路。”
（見俞明散文集《姑蘇煙水集》，原載《瞭望》1989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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