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之戀 （三）

我寫的第一篇文章是關於當時杭州蕭條的旅遊業。冬天本來是淡季，再加上很多從業者不良行為，比如遊船宰客，西湖邊遊客寥寥。我頂著寒風騎著自行車，跑了好幾個景點收集門票數據什麽的，又采訪了數名遊客，旅行社經理，旅遊局官員，和旅遊管理專業的教授，然後洋洋灑灑地寫了三千字。小杜發稿時將之編為頭條。但是老徐把它撤掉了。

老徐說，“小張文筆不錯，但是這篇文章主題不行。冬天旅遊不景氣，這還要你說？誰都知道。正因為不景氣，我們反而要大力宣傳，倡導冬遊。西湖冬遊是有傳統的，斷橋殘雪，是弗啦。你光寫旅遊管理不力，促銷不夠，揭有關部門瘡疤，有意義嗎？還怎麽倡導主旋律？你知道旅遊係統每年訂我們多少報紙？”

我說：“徐總，我認為記者就是記錄者。讀者對事物有他們的判斷，我們要做的是給他們描述事實。這是我們的職責。而且我覺得描述本身貴在客觀，不為外力左右。”

老徐說，“哈，你們聽聽，這是什麽話？我徐茂先在報社十多年了，職稱高級編輯，還用得到你小張教我怎麽做記者？什麽叫客觀？什麽叫職責？我看你是書蠹頭了。我告訴你，我們是黨報，要旗幟鮮明地引導群眾，為社會主義建設鼓與呼。這點你不理解，你就不是個稱職的記者。你不但不是個稱職的記者，你還有可能犯嚴重的政治錯誤。到了那一步，你後悔都來不及！”老唐插嘴說，“小張這個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需要改進。”

我想你們這他媽都是什麽啊？直起脖子待要爭辯，孟主任忙說，“行了行了，小張你按照徐總的口徑改一下稿子吧。小張剛起步嘛，犯錯誤難免的。改了就好，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

小杜說，“徐總，各位老前輩，嗬嗬，息怒。這個錯誤我也有份，我是編輯，稿子質量沒把好關。這樣吧，我和小張改一下，爭取下班前發二稿上來。”

為什麽他總是能審時度勢地說出攻守兼備的話呢？這個來自台州的眼鏡男微帶不屑的笑容即使在遙遠的回憶中，依然讓我厭惡並佩服。厭惡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做不到吧。人其實跟電腦相似，硬盤空間般的腦容量，像內存條的海馬體，大家大概都生得差不多。可是在腦力重用體力的人生長跑中，差距漸漸地出現了，因為每個大腦都裝有不同的軟件。這些軟件的來源是何等地複雜啊，有未知中給強行安裝的，有通過各種途徑搜索到的，有過期的，有盜版的，有簡化的，最多的是自己在日複一日的漫長的應對之中胡編寫的。當然，“胡”這樣的詞匯是拿來描述像我這樣的凡人的。有些高人，比如毛澤東，編就的程序會很強大很管用。你跟這樣的高人接觸，哪怕隻是通過一點點接觸的些許拷貝，估計也會讓你受益無窮。總之，這些來路複雜而長短不一的軟件像怪異的生物一樣開始在自我修正中發揮林林總總的功能了，它們開始指導你的言行舉止了。

Now，我的問題是，其實我該說，我們大部分人的問題是，有些有用的軟件，我們找不到，下不了，寫不出來，或者不兼容，裝不上去。你難道真的認為人生的運氣是指挖到寶藏，遇到貴人嗎？那些隻是表象。所謂的運氣是指你能及時得到並安裝對你有用的軟件。比如小杜，在他從台州的漁村一步步走到報社的編輯部的過程中，肯定有些原因讓他裝上了我沒有的一些軟件，這些軟件運行著，他就變成了一個成熟的青年，一個進退有度，聰明，有前途的小夥子。及時這個條件是很要緊的。我相信我現在也已安裝並能嫻熟運用類似的軟件，但是已經太晚了，一切都已經定型，我已經被棄置在社會的塵封的角落靜靜地，靜靜地在回憶中等待使用期的終結了。

在那麽年輕的時候，我總是覺得，世界跟我是格格不入的。世界是錯的，我是對的。世界是龐大的， 可我依然可以在內心傲然地跟它說：“去你媽的吧。”對世事的這樣的處理，難道不是充滿了壯烈之美嗎？在那麽年輕的時候，我總是覺得，美是高於一切的。

許多年過去了，我遠遠地打量著那個幼稚的自己，心中有無限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