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戲劇四大家：曹禺、焦菊隱、梅阡、於是之
他們，撐起了北京人藝的天
（本篇文章應博友要求，重新修改發表）
博友秦全耀在博文《天津在北京狂，天津去北京亡》中指出：“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天津祖籍，哪有北京人藝。真的好怪，成就中國第一劇院聖地的戲劇領袖們競有一半以上祖籍天津。自從祖籍天津死的死、病的病之後，北京人藝走了下坡路，往日輝煌不再。老兔崽子秦全耀將以下資料獻與尊敬的語言學大家、天津師大的譚汝為教授。天津人在，北京人藝狂。天津人去，北京人藝亡。究竟為哪般？請譚老師解釋。”
古有柳永曾奉旨填詞；當代袞袞亦文學遵命。京師博客巨擘秦老師，擊鼓傳花，點名誠邀。文苑與博林，亦有潛規則。違之有愧，卻之不恭，聊撰此文以複命耳。
（一）
在慶祝中國話劇百年華誕、回顧曆史之際，我們會發現：天津出生的四位戲劇大師曹禺、焦菊隱、梅阡、於是之（原籍天津），撐起了北京人藝的一片藍天！
生於天津的曹禺（1910-1996），十四五歲在南開學校讀書時，就積極參加新劇團活動，演出多出外國名劇，並任《南開雙周》戲劇編輯。1928年升入南開大學政治學係，1929年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讀書。1933年在大學即將畢業時，完成構思於天津的多幕劇《雷雨》。 1935年 在天津體驗生活並創作《日出》。此外，還創作了《原野》《北京人》《家》（根據巴金同名小說改編）等一係列優秀作品。其作品不但提高了戲劇文學的水平，同 時對導表演藝術和舞台藝術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話劇真正成為綜合性藝術。曹禺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北京人藝，傾注了曹公全部心血。從1952年建院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曹禺一直領導和關懷著劇院的藝術建設。他的作品培養了北京人藝一代又一代的導演、演員、舞美和觀眾。
生於天津的焦菊隱（1905－1975），其曾祖焦祐瀛任軍機大臣，遭罷黜後隱居天津。五四運動前後，焦菊隱參加學生新劇社，從事校園文學戲劇活動。1931年，參加籌辦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為京劇界培養了一大批表演藝術家。1935年留學法國並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創辦北平藝術館，導演話劇《夜店》《上海屋簷下》。1949年，就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兼西語係主任。1952年，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建院，焦菊隱任第一副院長兼總導演。先後導演《龍須溝》《虎符》《茶館》《智取威虎山》《蔡文姬》《膽劍篇》《武則天》《關漢卿》等名劇。焦菊隱治學嚴謹，勇於創新，善於把中國戲曲美學和表演技巧融匯貫通地運用到話劇藝術之中，開創了自成一家的導演學派。
生於天津的梅阡（1916－2002），自1939年起從事影劇編導工作，曾編導《第二代》《滿庭芳》《複活》《桃花扇》等10多部電影。從1951年起，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共編導各具特色的作品近３０部。其中根據老舍原著改編並導演的《駱駝祥子》，根據魯迅7篇小說人物情節編導的《鹹亨酒店》，以及《女店員》《丹心譜》《王昭君》等，都是北京人藝優秀保留劇目。他與焦菊隱合導的《虎符》《武則天》《膽劍篇》等曆史劇，在話劇民族化探索上做出巨大貢獻。梅阡與焦菊隱、夏淳、歐陽山尊並稱“北京人藝四大導演”，開創並奠定了北京人藝的演劇風格，創造了中國話劇史的輝煌時代。
原籍天津的於是之（1927－），生於唐山。百日喪父，後隨母遷至北京。1942年參加北平青年組織的業餘戲劇活動，1947年進入北平藝術館，參加《上海屋簷下》《大團圓》等劇演出。1949年 參加華北人民文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前身），塑造了《龍須溝》中程瘋子的藝術形象。後相繼演出《關漢卿》《雷雨》《名優之死》《茶館》《女店員》《丹心譜》《請君入甕》《洋麻將》等劇，皆獲成功。在電影《青春之歌》中扮演餘永澤、《秋瑾》中飾貴福，並和曹禺、梅阡合作創作了曆史劇《膽劍篇》，與英若誠、童超合作改編了話劇《像他那樣生活》。1985年當選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1988年當選北京市戲劇家協會主席。
（二）
您看：北京人藝的締造者、靈魂、核心、主心骨、台柱子——曹、焦、梅、於四位大師，皆為天津籍。這絕非偶然，它從一個側麵昭示了天津城市文化中西交匯、雅俗融合、開放多元的特點。
天津曆史積澱的原生態文化，是以碼頭文化為主導的。碼頭文化具有流動、競爭、多元三大特點。其流動性，賦予天津人開放意識和兼容胸懷；其競爭性，賦予天津人危機意識和求生意誌；其多元性，則賦予天津人自由精神和適應能力。早在1840年，英國殖民主義者就利用天津河海相通的便利和作為北京門戶的重要戰略地位，陳兵大沽口外，以威懾清廷。1860年，又強迫清政府將天津開為通商口岸。自此，天津進入特殊發展時期：一方麵，西方殖民主義者湧入天津，攫取財富；另一方麵，西方文化的傳播，使天津艱難而迅速地向現代都市轉換並演進。
19世紀80年代，洋務運動在天津興起，並成為全國中心。通過向西方學習，天津建立起現代軍工廠、船塢、鐵路、輪船、電報、電話、郵政、醫院、洋學堂，特別是外貿迅速擴展，進一步與海內外溝通，為天津演進為現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堅實基礎。那時，具有現代意識的各種人才和文化名流接踵而來。早期留美歸來的90多名留美生，近一半駐足津門；嚴複1880年來天津後一住就是20年。天津產生了中國第一所大學，最早的幾所現代醫院和醫學堂，最早的一批電報和電話，最早的郵票和郵局，最早的自來水公司，最早的公交電車等等。20世紀頭30年，天津工商業又進一步發展。作為現代都市的天津，其文化特征體現在：一、現代工商業群體逐步擴大，成為左右天津經濟命脈的核心。二、具有現代意義的市民階層湧現，三、現代知識群體的形成和壯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準和知名度，也為天津現代都市文化提供了源頭活水。
在天津出生、成長的曹禺和焦菊隱，都是學貫中西，頗具學者風範的戲劇大師。梅阡、於是之也屬於學者型的藝術大家。分析天津文化與戲劇大師成才的關係，大致有以下幾個因素：滾滾流向渤溟的海河之水的滋養，使他們胸襟寬敞、視野開闊；中西文明、南北文化交融的沃土哺育，使他們夯實了厚重而豐富的生活基礎；多元城市文藝，使他們從小就廣博地接受不同地域、流派、風格的戲曲藝術形式的熏陶；商賈雲聚，八方輻輳，華洋雜處，古今兼容、中西並蓄，豐富多彩的多元化社會生活，為他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當然，曹禺、焦菊隱、梅阡等大師的成才，無疑還得益於故鄉學校的培養教育。
（三）
曹禺故居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區民主道23號、25號，毗鄰海河。該樓始建於1910年，其整體麵積為912平方米。前後兩樓均為磚木結構，上下兩層帶陽台，曹禺的青少年時代在此和父母一起度過。曹禺在上世紀30年代轟動文壇的 作品《雷雨》和《日出》，也都在這座宅院中構思並創作完成，正是這段時光和這幢小洋樓裏“終日彌漫著的憂鬱、傷感的環境，熔鑄了一個苦悶的靈魂”。
天津的城市風格是什麽？京畿門戶、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九國租界等因素，造就了天津城市文化風格的包容性和多樣化——南北文化的融合與中外文化的包容。正是這種獨特的文化哺育造就了曹禺、焦菊隱等藝術大師。天津籍的大師又撐起北京人藝的一片藍天。
京華博客名家秦全耀先生說：“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天津祖籍，哪有北京人藝。……天津人在，北京人藝狂。”本文以上文字對此進行了粗淺分析。
秦全耀先生的後半句話：“自從祖籍天津死的死、病的病之後，北京人藝走了下坡路，往日輝煌不再”，確實也道出了實情。他最後說：“天津人去，北京人藝亡。究竟為哪般？”我認為這不屬於地域文化問題，而是時代因素之使然！因為產生大師的時代要素已不複存在。正如“李杜韓柳”之後，唐代文學的衰頹；“歐蘇辛陸”之後，宋代文壇的式微；當代文壇豈止“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就是董超薛霸、王朝馬漢、張保王橫、呂方郭勝，也得有個小名氣吧？譬如中國作協主席，一說茅盾、巴金、曹禺，如雷貫耳，家喻戶曉。“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現在那個作協主席、幾個副主席之流叫啥名，有啥作品，對不起，俺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也！
最後回到主題上來，津沽大地——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沉鬱厚重；文化思潮中外相融，南北相濟，雅俗相生。且看天津出類拔萃的文化名人：國學大師梁啟超、文化大師李叔同、戲劇大師曹禺、文學大家孫犁、相聲名家馬三立、鼓曲大家駱玉笙、曆史學家來新夏、文化學家李世瑜、文藝學家馮驥才……。至於三五個腳行地痞，一兩盤狗不理包子，那隻是泰山腳下之毫芒，滄溟旁側之溝渠，鯤鵬翼下之燕雀。您啦可別一葉障目，甭總拿它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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