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半年，我們進入三年級下學期。一場政治暴風驟雨不期而至。
這年2月，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強調，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黨的工作重心應轉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處理方法是民主，即“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他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指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長期的，要采取“和風細雨”的方法，而不是粗暴的強製。這篇講話帶有“解凍”的暖意，像春風般給知識分子帶來溫暖和激勵。
4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內整風，並鼓勵黨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對黨提出批評意見。整風主要針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三個問題”，承認黨內存在需要通過批評加以改進的問題。明確提出，歡迎黨外人士提出批評意見。文件中釋放了一個信號：隻要是善意批評，就不應受到打擊。
5月，清華大學出現了大量響應整風號召，批評黨的工作的大字報。在大操場旁的明齋門前和階梯教室外，還有人站在凳子上激動地發表演講。隨著運動的進展，批評內容逐步升級，出現了一些很尖銳的聲音，發表的意見從工作作風問題，發展到體製、政策這些根本問題。
我當時思想比較單純、遲鈍，是一個埋頭學習、老實聽話的學生。開始時，隻是看熱鬧，但後來就感到想不通且有了反感，你們這些大聲疾呼的人，平常沒聽到你們有什麽言語，怎麽一到黨整風時就冒出這麽激烈的意見？這也不符合和風細雨的批評原則呀！我當時思想上很惶惑：作為一個共青團員，我應該響應黨的整風號召，積極向黨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我的確沒有什麽值得提出的東西。所以我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沒有在公眾場合發表過任何言論。我雖非黨員，但向黨支部聯係人匯報了自己當時跟不上運動、看不清形勢的惶惑思想。
我班同學曾寫了一張大字報，內容是對專業從水能利用改為水工建築的不滿。有不少人在上麵簽字，我也隨大溜簽了。我認為，這篇大字報沒有政治含義，隻是對係裏具體工作的不同意見。
1957年6月8日風雲突變，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黨內指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毛認為在“大鳴大放”中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發起進攻，要求各級機關、高校迅速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全國性反右派鬥爭正式開始，一場電閃雷鳴的狂風暴雨來臨了！
在清華，幾個著名人物先後被定為右派分子受到激烈批判。他們是袁永熙、錢偉長、黃萬裏。
袁永熙（1917-1999），1938年秋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經濟係，同年12月參加中共。1939年春任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總支書記。1940年9月任雲南省工委青委委員、宣傳部長。1943年任西南聯大黨的第一支部書記，是“12•1”反內戰學生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946年回到北平任南方局係統地下黨負責人。1947年9月袁永熙與夫人陳璉遭國民黨逮捕，後經多方營救保釋出獄。1949年後，袁永熙在共青團中央學生部任秘書主任，副部長；1952年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校長助理。他於1956年卸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主要與其1947年在北平領導學生運動時被捕的經曆有關。盡管他在獄中堅貞不屈，保護了黨組織和同誌，但因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簽署過“悔過書”（內容與共產黨員身份無關），這一曆史問題在建國後成為組織審查的重點。1957年袁永熙被錯劃為右派。這在全校引起不小的震動。
錢偉長（1912–2010），他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1937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深造，獲博士學位。1940–1949年，在美國、加拿大從事科研與教學。1949年後回國在清華任教，他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被譽為中國力學奠基人之一。他在彈性力學、應用數學、教育改革等領域貢獻卓著。我們入學時，他是教務長。1956年被任命為清華大學副校長。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錢偉長因在《人民日報》發表《高等工業學校的培養目標問題》一文，對當時照搬蘇聯模式的教育體製提出批評，被劃為右派分子，撤銷副校長職務，但保留教職、下放勞動。
黃萬裏（1911-2001），早年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後獲得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回國後曾在南京、四川、蘭州、沈陽等地水利部門任職，1953年被調至清華大學任教。1955年4月，水利部召集學者和工程師70多人就已開工的黃河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黃萬裏是唯一反對建造三門峽水庫的與會者。1957年6月19日，黃萬裏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麽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麽話”為標題發表。由此，他成為禦批的右派分子。
6月，清華的反右派鬥爭進入高潮。許多教師和學生被打為右派受批判，我們班也有四位同學先後被定為右派分子，他們是W、L、Z、G。前三位的“罪名”主要是貼大字報反對把水能利用專業改為水工建築專業。其實，他們都是為人正派、學習優秀、善於思考的學生，寫大字報也是為了改進工作。第四位原是上海金星金筆廠的產業工人，因好學上進考入清華。他對劃分班上同學為右派不理解，公開表示反對意見，也被劃為右派。他不服，被認為態度惡劣，最後被遣送到新疆勞動改造。
我當時的思想是更加跟不上和惶惑不解。我不能接受這些被定為右派的同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的結論。他們提的意見即使不正確也是善意的啊。所以我在對右派的批鬥會上缺乏戰鬥力，發言輕描淡寫不能上綱上線。我知道這是不符合要求的，但又不能違心地假裝狠起來。我當時向黨支部聯係人匯報了自己對形勢跟不上、看不清的惶惑思想。
錯劃為右派的同學在以後的長期歲月裏，被作為另類看待，吃了不少苦頭。但他們忍辱負重，努力工作，用實際行動表現出自己的優秀本色。W後來擔任了湖南省水利廳副廳長。L在廣東一個縣擔任水利局長，為全縣水利化作出很好的貢獻。Z在福建安砂水電工地表現出色，以後又調入中南勘測設計院規劃處，挑起了一些大型水電工程的規劃重任。最慘的是G，他在新疆下放勞動，曆盡艱苦，雖然成家，但又離異。最後落實政策回到上海，不久即拋下孤兒離開人世。他的遭遇令人唏噓。W家庭幸福、子孫成才。他曾在1999年同學們清華聚會時高歌一曲《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令人印象深刻。但他因早年勞動中吸入大量粉塵，積勞成疾，未能享受高壽，幾年前患矽肺病離世。
? 我們水九還有一位右派黨治國值得提及。他的前半生飽經政治風霜：1957年被劃為右派，到京西煤礦“勞動考察”兩年後，被召回學校當實驗員。1960年自行出走清華園，回到農村當了兩年農民。1963年至1970年在陝西銅川市的煤炭部89工程處作井下掘進工8年。“文革”中再遭政治誣陷，身心備受摧殘。1970年以“現行反革命” 罪被捕入獄，曾報死刑、無期徒刑，最後判刑20年。先後被送到勞改工廠和勞改煤礦服刑。他在經曆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坎坷磨難後，最終紮根於西安。由於他具備深厚的理工科邏輯功底，加上在逆境中從未停止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思考，他在西安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員期間，在學術研究上取得了顯著成就，出版了多部著作。作家陳祖芬曾對他采訪，寫出了發表於《人民文學》的名篇《理論狂人》對他作了報道。可惜天不與壽，他於2008年4月23日去世，僅享年72歲。
水91班的翟應祥經曆也值得稱道。1979年我到武漢工作時，他是湖北省水科所所長。我們在工作上有一些交集。他告訴我，1957年他是班上黨員、團支部書記。反右時苦於完不成右派指標，他自告奮勇填充了所缺名額成了右派，未想到受影響多年，直至文革結束後才得以改正恢複黨籍重新安排工作。此事荒誕到難以令人置信，但卻真實發生。他後來調去廣東汕頭，我們失去聯係。
據網上資料，1957年全國被定為“右派分子”的人數，官方在撥亂反正時期公布的數字為552,973人。後來根據中央檔案解密得出的數字（指實際被劃為右派的人數，包括未公開、未點名、未列入正式名單者）為317萬餘人。後者是最接近真實的數字。文革前不少右派被摘掉帽子，但仍被視為“摘帽右派”而遭到歧視。文革中有大量右派再被批鬥。直到粉碎四人幫、胡耀邦大力平反冤假錯案時，幾乎所有右派才得以“改正”，恢複正常待遇。
清華大學被劃為右派的為571人，其中，教師222人，學生349人（占當時學生總數約5%）。對教師右派的處理方式是：停止教學與科研，下放工廠、農場勞動，長期政治審查。對學生右派的處理通常包括：延遲或取消畢業，分配到艱苦崗位，政治身份長期受限。
反右的結果是，一批最有潛力成為學科帶頭人的教師被中斷或淘汰，一批學生的職業路徑幾乎被重寫。學術自由明顯收縮，研究方向趨於“安全化”，學科發展出現斷層，政治標準進入學術評價體係，校園風氣變化，從“敢言”到“謹言”。清華原有的學術獨立、嚴謹求真、國際接軌的學術傳統幾乎中斷，工程化路徑被強化。反右的邏輯延續到思想改造、學術批判、群眾運動，最終為文化大革命時期高校的全麵失序埋下了伏筆。
雷鳴電閃的1957給人留下了太多難忘的記憶。但願這段曆史和文革一樣永遠不再重現。
2026年4月24日完稿
文中圖片取自網絡，謹向原製作者致謝。
圖1,1957年大鳴大放場景
圖2,1957年某單位批判右派分子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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