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爸媽告訴你：我們為什麽送女兒來中國上學?（轉）

在國人趨之若鶩地把不及弱冠的孩子送往美國接受教育的時候，一對跨國夫婦反其道而行之，為了女兒接受中國的教育，舉家移民中國。這是為什麽呢？

“我不想讓女兒在美國上學最大的顧慮還不是學校，是美國文化。”有三個最主要的原因：

一、美國文化中反智主義太嚴重，最明顯的是在中小學。大家最想當的是cool kids(酷小孩)，cool kids都是不愛學習的，如果你愛學習，大家都認為你是nerd(書呆子)，嘲笑你孤立你，如果你喜歡學習，成長環境很負麵，一路要承受很多同輩的不認同。

二、在美國從小就“被接觸”大量毒品和性。要從小就開始抵製，而且不斷有peer pressure(同輩壓力)迫使你嚐試，這對於教育是很大的幹擾。

三、男女非常不平等。當然，世界上哪裏男女都是不平等的，但在美國文化中尤其嚴重。我特別反感美國文化從小就宣傳女生要hot(性感)，要slutty((敏感詞被屏蔽))，作為女孩子在美國成長的社會氛圍特別不好。你看看中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照出相來穿著校服，戴著厚眼鏡，很學生樣。美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都不喜歡自己的年紀，每天化妝去學校，穿像成人一樣的衣服。你覺得哪個更接受自己所處的人生階段，哪種文化更健康?在美國長大，女孩子如果不好看，或者不融入這種氛圍，會有很大的同輩壓力，被排斥，對於女孩子學習是很大的幹擾。

Kay的媽媽：

一、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個美好的校園回憶

我認為我的孩子在中國長大、受教育比在美國快樂的可能性更大。我給加州大學、耶魯大學都做過幾個學期的助教，後來上研究生也教過很多美國大學生，這些年我都在問我教過的大學生或者研究生，當然，能上這些學校的通常學習比較好，他們回憶起中學卻沒有一個說喜歡或者帶著懷念的情緒，都不喜歡自己的中學生涯。相反，我和我的朋友們，現在都畢業幾年了，對於校園生活都帶著美好的回憶。這麽多年過去，還是非常留戀學生時代。

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形成這種反差現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現在有一種潮流，國內媒體傾向於宣傳國外中小學作業少，下午三點放學，孩子多麽多麽快樂，已形成大趨勢。這些陳述是否屬實還有待商榷。其實在西方，上私校(一般私校教育水平高於公共學校)的中學生也是下午三點放學，然後開始上各種課外班，補課到晚上八、九點，好學校的學生年級越高，壓力越大，我先生回憶起高三時候每天晚上都12點後睡覺。

更重要的是，快樂和幸福感都是一個複雜的事情，不是作業少就等於會更快樂。有兩個影響快樂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第一個是成就感。其實你觀察小孩子穿鞋，或者搭一會兒積木高樓，就能發現人類從小開始就對自己經過努力完成某種任務、達到一個結果感到自然的快樂和欣慰。成就感對於健康人格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那究竟什麽是成就感呢?一個重要因素是必須有努力這個過程。譬如一個人考兩科，一科非常簡單，沒有任何準備也考得很好;另一科要付出很多努力，然後才得到一個不錯的結果。這個人一定是對後者印象更深刻。

我個人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感覺是很沒有意思，因為並不需要多麽刻苦，不準備隨便答卷成績都是一等，這樣的成績不代表任何付出，自然沒有記憶深刻之處;相反，回憶起大學時代經常挑燈夜戰、但大家都刻苦、即使你付出全部努力也未必獲得一等成績的日子，那時的記憶更雋永。所以，這點令我看蔡美兒的書時馬上理解了她的意思，我很同意，絕對不是沒有壓力的孩子就會更快樂。這不是一加一等於二。我覺得通過努力獲得成績對於孩子是更深刻的快樂，這種經曆會進入更持久的精神層麵。在國內接受教育，從小就有很多競爭，很多壓力，要取得任何成果，必然需要努力，這個過程和這種經曆本身對於美好回憶的形成是很有深遠意義的。

影響快樂的另一個因素是集體主義。我說的集體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生活狀態。國內人口密集，從小到大有很多經曆其實都是集體主義的。譬如，上中學上早自習，晚自習，大家一起做課間操眼保操;大學住宿舍，早起刷牙遇到甲乙丙，大家一起上課自習，逛街臥談，過了很多年我才明白這些在一生中都是頭等有意義的事，因為隨著人離開校園開始工作，結婚生子，會越來越脫離集體的影響，然後會意識到那些經曆的獨特和同輩情誼的可貴。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機會經曆這些時刻。我上大學時四個同學住一個寢室，我先生上大學在斯坦福兩個人一間，地方大了他就感覺更快樂了嗎?未必。相反，他自己說，我和我大學室友的感情四年下來確實比他在美國學校和同學建立的更深。

集體主義的另一個作用是幫助你日深月久，積累如何與人相處的經驗，這些對人以後的生活工作成家立業都是很重要的。在美國長大，人口不密集，所以如果我不喜歡你，我就另找一個地方，用空間來避免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在中國長大，你不喜歡你家鄰居，能立刻搬家麽? 我們大學時室友通常都是四年不換的，如果你不喜歡室友，怎麽辦? 一定要找到欣賞對方、和平相處的方法，一定要學會與人交際。

劉瑜有篇文章叫《集體體操》，寫得特逗特實誠特劉瑜。她回憶了自己脫離“單位”，漂泊海外這麽多年，沒有了集體組織多年自由自在以後的心理狀態，其中一段特別寫實：

“我已經31歲，但是有時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門，大喊：起來了，起來了，做早操了! 然後我罵罵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去刷牙洗臉，走廊上碰見老大和老二，水房裏碰見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見在梳妝打扮的老五。然後朝陽下，混跡於成千上萬人，我伸胳膊踢腿，從伸展運動做到整理運動。就算我是厭煩這一切的，可是後來我發現凡是令你煩躁的，其實幫助你防止抑鬱。當然抑鬱和煩躁誰比誰更可惡，好比自殺與他殺誰比誰更可怕，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個人對於集體主義抗抑鬱功能深有體會。在美國，校園生活沒有任何集體主義生活狀態，看似自由自在，但時間久了就發現這種狀態下人真的容易抑鬱，就連我教過的學20歲不到，父母掏錢供他們上的昂貴私校，從來沒有什麽人生挫折苦難，但有好幾個都在吃抗抑鬱的藥，或者多動症藥的。這些年在美國我從一開始看到20歲人吃抗抑鬱藥感到吃驚，到見怪不怪，因為身邊美國孩子吃抗抑鬱藥實在很普通，而且越是私校富人區，這樣孩子越多(當然並不是說窮人不抑鬱，但一是窮人擔心生計問題;二是這和經濟條件差的家庭無力承擔醫療費用有直接關係)。至於劉瑜說的抑鬱是否一定比煩躁更糟?我傾向討論的是有選擇沒選擇的問題。生活在一個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煩躁你可選擇避開人群自己宅，如果抑鬱你可以選擇人群;但如果在沒有人群沒有任何集體主義生活狀態的地方，你卻沒有人群選，隻能“被宅”，結果是“被抑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