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曆史係用什麽教材

ZT  曆史是人文學科中最為重要的基礎學科之一。我在美國大學曆史係學習的幾年，體會到人們教授曆史的理念和角度卻各不相同。有些老師傾向於選擇大部頭匯 編的全史作為必讀教材，把曆史當成一幅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組成的全景圖，以帝王的更替作為索引，帶領學生“觀圖評述”，以圖使學生對宏大的曆史 進程擁有比較全麵的認識。而有的則對第一手資料極為看重，近乎偏執地追求接近所謂的真相，並通過對“曆史真相”的了解，認識曆史的發展規律，尋找避免人類 悲劇重演的可能性。

從文學著作看曆史

《歐根·奧涅金》

 

文 理學院是美國高校中以通識、小規模、高質量著稱的本科教育。老師在教授曆史的同時，將其與文學和哲學聯係在一起，當成所有本科學生的基礎教育。文理學院的 學生在選擇科係之前，都要經曆大學一年級的摸索和通識教育。專供大一學生選修的討論課有許多不同專題，但無論你選擇的是“印度女性”、“經濟走勢”還是 “新能源”等等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題目，老師都會采用同一種教學模式。學生要學會：如何在討論中表達意見；如何規範地論證自己的觀點；如何架構一篇論 文；如何做一個合格的幻燈報告；如何區分各個科係的腳注格式（由於我是曆史係的學生，所以很快就被迫學會了熟練地使用曆史係標準的“芝加哥式”腳注）；甚 至還有如何適應機械性的大量閱讀……如果學生不能以合格成績完成專題討論課，就無法正式進入自己選擇的專業學習。於是，專題討論課常常會成為文理學院淘汰 學生的第一個“鬼門關”。當時，身為大一新生的我並不知道，大三那年會有急劇攀升的海量閱讀等著我。我自然也不會想到大四那年寫畢業論文的過程中，從大一 一路積累的基礎訓練和閱讀能力會成為一切研究的基石。畢業時，我才懂得和那些學術訓練相比，大一討論課所學習的具體專題內容其實微不足道。

大一選定曆史專業後，我有整整三年的時間通選學校開設的幾乎所有曆史課。而無論是哪一國、那一段的曆史，我們總會被老師要求閱讀一些看似與曆史本身並無直接關聯的文學甚至哲學作品。他們堅信追尋同時代人身臨其境的“生活體驗”會讓學生對大時代有著更為直觀立體的感受。

大 二的時候，對俄羅斯曆史幾乎一無所知的我選修了俄羅斯文明史。出乎意料，拿到手中的第一本教材竟然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一部詩體愛情小說。由於 語言的隔閡，我隻能囫圇吞棗地咽下書中的詩意。然而隨著閱讀的深入，19世紀初俄國農奴社會的現狀卻躍然紙上。我從字裏行間看到了當時俄國的鄉村和莫斯 科，認識了平民與貴族，了解到源自西歐的傳統在19世紀初已經成為俄國貴族爭相追逐的時尚。正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別林斯基所說，《歐根·奧涅金》足以稱得 上是 “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

通過勾勒一位標準上流社會青年的形象，普希金細致地描寫了奧涅金的所有細節：英倫範 兒著裝、流利的法文、優雅的談吐和“瑪茄卡”的舞蹈。這些都是19世紀初俄國年輕貴族身上特有的標簽。普希金把奧涅金形容成“外國的古怪思想新的化身”， 卻說奧涅金拒絕的女孩達吉亞娜“有著俄國人的心靈”。這固然是他們的愛情關係，但誰又能說普希金不是想通過他們的愛情和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的拋棄影射大時 代呢？奧涅金對上流社會浮華生活的從容和厭煩，一如其他深受啟蒙思想影響的年輕貴族一樣。如果聯想到當時著名的“十二月黨人起義”，就會發現，這來自上流 社會的起義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一群受過啟蒙教育，在思想上與世界同步的俄國人，在麵對落後祖國時的深深無奈和抗爭。

也許當時老師並不曾期待作為學生的我們能從這本文學著作中了解多少曆史史實，但是文學著作能夠給人帶來的全局立體感卻是曆史讀物不能代替的。

經典讀物《了不起的蓋茨比》

《了不起的蓋茨比》

隨 著曆史學習的深入，高年級的曆史課程越來越傾向於從籠統的曆史學習轉向對某一個特定時期甚至是某一個特定事件的學習。大三的時候，我選修了20世紀美國 史。這是美國史裏我最鍾愛的時期，因為這裏麵有讓人熱血沸騰的20年代——繁華的爵士時代，也有奠定現代國際關係的兩次世界大戰。《了不起的蓋茨比》作為 美國幾乎家喻戶曉的文學名著，一直被美國的高中及大學奉為曆史教學和英語教學的雙重經典，它自然也成了曆史專業老師給我們定下的必選讀物。

對 於不了解“美國夢”實質的人來說，《了不起的蓋茨比》隻是一個落了俗套的愛情悲劇：一個懷揣美國夢的貧苦少年蓋茨比，在自身的努力和好運的眷顧下終於得償 所願，過上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生活。而當他試圖用金錢重溫舊夢，迎娶曾經因為貧窮而失去的“女神”黛茜時，等待他的卻是死亡和夢想的幻滅。他每晚從自己 居住的紐約長島“西卵”望向對麵“東卵”黛茜豪宅旁的燈塔綠光。他不斷舉辦最奢華的派對隻為以此吸引黛茜的注意。最終，他奢靡的生活俘虜黛茜成為他的情 婦，卻仍然無法得到他心底所希圖的認可與尊重。

 

《了不起的蓋茨比》電影海報

作 者巧妙地將看似完美的女主角賦予美國夢的意義之後，原本平常的愛情悲劇忽然顯得意味深長。在小說的最後，蓋茨比替黛茜頂罪，並因此命喪黃泉，而黛茜卻和她 丈夫一起重新躲回他們的上流社會。當讀者和書中的人物一起參加完蓋茨比冷清的葬禮時，或許才能領悟到蓋茨比這個名字所隱含的嘲諷意味——Gatsby， “門邊”。金錢最終沒能為他買到通往上流社會的門票。盡管擁有巨額財富，但他與上流社會之間的距離，卻如他和那道綠光一樣，時時相見卻遙不可及。百年前靠 傳統行業致富的老貴族——也就是所謂的“老錢”，與新興致富的一代——即所謂的“新錢”中間巨大的鴻溝，不是任何後天努力可以填補的。而當讀者把蓋茨比與 情敵的對決聯想到美國的老錢與新錢之間的互相傾軋時，這部小說自然而然便具有了厚重的時代意義。

一個作家最好的作 品，往往帶有一定的自傳性質。對於《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菲茨傑拉德來說更是如此。幾乎他所有的優秀作品（如《天堂的那一端》 (The Side of Paradise)、《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Gatsby）、《夜色溫柔》（Tender is the night）以及《最後的大亨》 (The Last Tycoon)）都是他各個時期的自傳。將這些小說按照創作的時間順序一字排開，就是菲茨傑拉德的整個人生。而如果橫向羅列它們的共性，便是美國爵士時代 迷惘而炫麗的絕唱。他作品中反映出來的對於美國夢的失望和對於“老錢”的怨恨並不是刻意強加於作品的“立意”，而隻是他悲劇人生的親身體驗。然而作為學習 曆史的學生卻可以通過他的個人悲劇，體會一個時代的無奈。當學生合上《了不起的蓋茨比》，老師無需再贅述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是何等繁華，學生似乎也能從 書中感到貫穿始終的幻滅感，隱約站在曆史的角度“預感”到大蕭條的到來。

教學重在啟發學生

美國文理學院甄選的曆史教材所專注的不僅僅是生動還原和解析曆史本身。像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一樣，美國的曆史教育和教材揀選，同樣承載了價值觀傳承的重任。作為另一本堪稱美國曆史教材寵兒的著作，《舊製度與大革命》在這方麵顯然比《了不起的蓋茨比》要更加嚴謹和厚重。

《自由引導人民》1830年由歐仁·德拉克羅瓦創作，1874年被盧浮宮博物館收藏

在選修了許多難度適中，教材以文學作品為主的課程之後，大四的我鼓起勇氣選修了學校以閱讀量大和難度高著稱的“法國大革命”。這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從頭至尾，仔細研讀托克維爾的大作。

 

《舊製度與大革命》

幾 乎在所有提及法國大革命的曆史課上，老師都會把《舊製度與大革命》當成不可替代的經典教材。他關於革命起因的論述，是對喜歡想當然的學生的一記當頭棒喝。 托克維爾提出“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前20年中那樣發達迅速”。也就是說，所謂的經濟並不是大革命爆發的始作俑者。這句話所代表的 普遍規律不僅僅針對法國大革命，事實上，曆史上所有的重大革命對於廣大民眾來說首先是一場浩劫，而非新生。革命之所以爆發，有時也並不完全歸因於底層民眾 的生活窘境。爆發時更不是社會最貧瘠的時刻，相反，正是波旁王朝革命前的一係列改革和經濟的複蘇刺激了民眾的期望。盡管物質生活正在緩步提升，但民眾的幸 福感卻日漸低迷。幾乎所有的階層都對自己的現狀不滿。“30年前對同樣的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托克維爾認為人們心中的不平衡才是大 革命發生的內在基礎。他對舊的政府既不同情，也不厭惡，在他看來革命無非歸於兩方共同的推動。“一方麵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 麵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麵推促自己的毀滅。”

在通 篇論述中，托克維爾幾乎不對任何集團和階級做道德審判。這也代表了現今美國大學曆史專業的一種普遍的客觀態度。在曆史教學中，老師很少對某一個人或某一類 人的好壞善惡進行評論，而是著重分析導致這一結果的內在邏輯。比如，托克維爾將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對農民的剝削歸咎於心靈上的“不在地主製”。托克維爾注意 到，中央集權政府必然導致貴族的大範圍聚攏。像巴黎這樣的大城市勢必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有錢人。這個問題早在亨利四世當政時就已經被人察覺卻始終找不到解決 之法。因為這是集權國家的無法避免的副產品。等到路易十六當政時，“農村裏幾乎隻剩下家道小康、無力脫身的貴族……他們也不像昔日那樣有心照顧、幫助和領 導農民；另一方麵，既然不像農民一樣承擔捐稅，他們就不會對農民的淒楚抱有滿腔同情，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曆。他們也不會分擔農民的苦衷，因為無切膚之痛。 這些農民不再是他們的臣民，而他們也未成為農民的同胞”。正因為這種心理和客觀上的高度分離，使得貴族對農民的壓榨毫無節製。“農民”作為社會的根基，同 時成為人們競相撇清關係的孤立群體。這是專製體製造成的無奈，如果曆史課本僅僅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貴族，那麽這段曆史的借鑒價值將蕩然無存。

也 許是因為托克維爾尚未完成他的著作，《舊製度與大革命》通篇找不到他對於法國革命的直接評價。托克維爾僅僅提供一個平台給人們思考，羅列關於同一事件來自 各個角度的觀點，卻從不直接把抒發自己的判斷放在首位。例如《舊製度與大革命》曾大段引用了保守主義奠基人埃德蒙·伯克的著名觀點卻並不對此做任何實質性 評述。但對如此強烈的措辭不加以抨擊，卻也證明托克維爾下定義似的觀點已經藏在伯克的總結裏：“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製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醜陋、龐大、 超出人類全部想象力的可怕怪物。這個醜陋的怪物徑直向目的地奔去，不為危險所懼，不因悔恨卻步；它無視一切固有的準則，無視一切常規的手段，誰要是對它的 存在不理解，便被它擊倒。”

通讀《舊製度與大革命》後，學生會從心底對於混亂的、盲目的暴力產生一種警惕和厭惡。曾 有人戲稱這本19世紀的著名史學著作是經典“維穩”讀物。的確，這種客觀的、唯物的、引導式的觀點論述比不由分說的填鴨更容易在心中生根發芽。正如托克維 爾所說“大革命在摧毀了政治機構以後，又廢除了民事機構，在變革法律以後，又改變風尚、習俗，直至語言；摧毀了政府結構之後，又動搖了社會基礎，似乎最終 要清算上帝本身”。讀到這裏，學生自然不禁要問：難道我們真的要清算上帝嗎？

如果說，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角度、啟發學生是教育的最終目的。那麽當學生問出這樣的問題，這本教材的揀選就已經成功了。

托 克維爾的理念和美國文理學院的曆史教育不謀而合。所有的老師都有著相對獨立卻基本認同的價值判斷，他們的觀點就隱藏在為學生盡心選擇的“教材”裏，對下一 代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甚至洗腦也在不知不覺中進行。從大一開始讓學生慢慢了解、適應、認同老師們的價值觀，等到離開學校時，才恍然大悟。學校在培養我們獨 立思考習慣的同時，我們也已對學校、或者說對美國的價值觀產生了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