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英國博士學製短、美國博士學製長，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學製長短背後的成因，不親身經曆恐怕不會了解——在英國讀博士，仿佛在一個傳統手工作 坊裏傳承一門技藝，講究的是“邊幹邊學”，徒弟直接上手摸索，師父在旁觀察指導；而美國的博士則規範性強，入學、上課、助教、口試、開題……遵循了這樣的 “生產標準”，畢業生的整體質量有保障，但與精心打磨的“手工產品”相比，學術上“創新”潛力的負麵影響則始終是“流水線作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今年，我又一次回到了北京，目的是田野調查。距離上次常駐於此已經過去了兩年。兩年的時間，不長但也不短，在又一次經曆了空間的轉換、季節的輪回、心理的調適之後，我想是時候去回顧在“英村”的博士生活了。這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則是回望入學至今的學術狀態。
首先映入我腦海的是，英國“手工作坊”式的博士生培養體係是如何與美國的“流水線作業”相區分的。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手工作坊如何保證自己的學徒能夠不至於偏離常態太多，這也正是倫敦政經學院一大特色的“方法論係”存在的意義。
在去英國之前，我一直很好奇那兒的博士生為什麽號稱“三至四年即可畢業”。要知道，去美國讀博的同學理論上至少也得五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學業，並且實際上讀個六七八九年的人不在少數。
英國“放養”，美國“圈養”？
剛 到那兒我就立刻明白了原因：英國的高校充分信任被錄取的學生的知識儲備，基本不再需要專門上課。據我不完整地了解，倫敦政經是倫敦的大學裏為數不多的要求 學生入學之後還要選課的機構——即便如此，也隻是要上四門課而已。其他很多地方不需要學生選課，入學之後要著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畢業論文提綱，然後迅 速開題。相比起來，美國的高校就非常“不人道”，要求所有的博士生（無論是否擁有碩士學位）都必須在前兩年上滿無數個學分的課，然後才能在第三年著手準備 論文開題事宜。
我常常在潛意識裏反複對二者進行比較。直到有一天我意識到，這兩個體製其實都有其正當性，且完全可以套用“手工作坊”和“流水線作業”這兩個帽子來表征。
英 國的博士培養像是在手工作坊裏培養學徒。學徒需要做的不是先觀摩再臨摹最後獨立操作，相反，傳統手工業的技藝傳承完全是遵循“邊幹邊學”的方式——師父不 會告訴徒弟該怎麽做，而隻是讓徒弟直接上手，然後默默觀察和指導，提醒易犯的錯誤，糾正常見的毛病。在這樣的體製裏，師父和徒弟的交流比較深入，但未必頻 繁；二者的關係建立在師父對徒弟能力信任的基礎上，因而很多時候事情（寫論文）都是扔給徒弟自己摸索，做完之後再去呈現給師父（提交初稿），聽取後者的評 點或批評（親切或不親切的討論）。
對於自控能力比較強的人而言，這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可以非常高效地開展，也許一年，也許兩年，就可以精確掌握作文方法。然後再搜集材料，把方法應用到畢業論文上去，三年或四年畢業也是沒有問題的。
美 國則是“流水線作業”，從入學到上課，從上課到做助教，從做助教到準備口試，從準備口試到開題，從開題到搜集材料再到寫作和修改，每一步都已經在入學之前 的大綱上規定得清清楚楚，幾乎沒有鬆動的空間。不僅如此，在剛入校的頭兩年，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穩固地確立起來，後者的重心在上課而非鑽研自己的 研究問題。
與 “手工作坊”的產品相比較，這一模式的好處在於培養出來的學生基礎都很紮實，視野也很全麵，在教學上的經驗（無論是知識儲備還是教學方法）更多。但是其缺 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學生們的研究思路常常會不自覺地被規訓在已有的教學大綱/閱讀列表裏，相對而言更難跳出已有的套路，創新的潛力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換句話說，“手工作坊”裏的學生都是被放羊式管理的，因為自由更多，所以出現異常值的可能性也大：這個異常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負向的；而“流水線”上的學生則被施加了更多的規則，這些規則保證了全部產品的平均質量，局限了異常值的範圍。
也 正因為兩個體係的培養模式不同，導師們的招生策略也不盡相同。對於“手工作坊主”而言，招收學生必須對該生的學術能力做一個基本的評判，同時還需要對其未 來研究方向有細致的了解，從而保證師徒交流的順暢程度。為實現這兩個目標，就需要閱讀申請者的研究提綱，而較少關注他們的背景、來曆、人生故事。相反，對 於“流水線管理員”而言，學生的未來研究方向是要在細致訓練之後才能確定的，因而在篩選申請材料時並不需要太過關注，反而是那些背景和人生故事，在他們看 來更能體現一個人的能力和思維模式，從而成為被著重強調的材料。
方法論，手工作坊的“安全閥”
既 然是放羊式的教育，自然就意味著學生自己擁有很大的自由度，無論是選題還是具體做研究的過程，導師基本都是起輔導作用。這樣，一個很嚴峻的挑戰隨之而來： 如何讓擁有很多自由的學生不至於超出“規範”太多？畢竟，學術機構的職責是理解和解釋社會現實，正如倫敦政經校訓所提及的：“探究萬物之緣由” (Rerum cognoscere causas)。而太過離經叛道的研究很可能無法對人類的知識有所助益，並因而無法得到學界的認可。
為了應對這個挑戰，校方加了一條規定：博士生在入學之後仍必須選修四門課並參加考試，其中兩門來自“方法論係”。
說 起倫敦政經學院的這個係，就不能不提卡爾·波普爾。波普爾以他的科學哲學聞名於世，他提出的“從實踐中證偽”的法則成為各專門學科（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 科學）一致認可的邏輯基礎。在倫敦政經，波普爾走向了他人生的巔峰，寫書抨擊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等名人、評上教授、獲女王的封爵，最後當上皇家學院的 院士……日後大家提起波普爾，肯定都會不由自主地加上一個定語：哦，那位倫敦政經的邏輯學教授。
在這樣的背景下，雖然已經有了一個“統計與哲學係”，專門研究邏輯原理和統計定律，校方依然希望能把這些方法論研究給落到實處，教導其他專業的師生如何正確地理解和應用抽象的方法論和具體的研究方法，於是便有了“方法論係”的誕生。
方 法論係的課，質量是有著相當保證的。原因無他，講課的老師一直在用他們所講的方法真刀實槍地做著研究，所以在方法論的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麵都有很深的體會與 心得。上課的安排也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目標很明確，就是教會我們到底該如何做“科學”的研究——而這，大概也是校方那麽放心大膽地給我們研究自由的一個 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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