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津 式 學 問
記者：蒲實
一 個晴朗的周五下午，我們與三位牛津的博士生去劃船：沃爾夫森學院化學係的劉一帆，貝裏奧學院經濟係的陳思和聖十字學院物理係的王一雄。細長的小舟慢慢駛離 河岸，駛向豔影波光裏。劉一帆握著那支長篙輕輕地、緩緩地向柔波的更青處探去，又輕輕地、緩緩地提起來，在小島處靈巧地停靠或避讓，很嫻熟。澄藍的天空倒 影在水中，船兒就如浮遊在白雲朵中，在靜謐的柳林榆蔭裏緩緩前行，野鴨、白鵝三兩成群，騰雲駕霧地在船舷邊飛過，如夢似幻。
在 這夢幻裏，談談愛情與學問，真是件再好不過的事。陳思與王一雄就是一對眷侶。陳思在康納爾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後來到牛津。“牛津做學問的方式跟美國大學的 最大不同在於，它更要求直覺思維。”她說，“美國大學強調科學方法論，強調量化分析和統計，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得出某種結論。但在牛津，即使你學的是數學 經濟學，你也得是個講故事的人，而這種講故事的能力，要求你必須有很淵博的學識。比如，我是研究行為經濟學的。有一個理論認為，富人比窮人在經濟上更有風 險偏好。但你可以提出一種新的理論：因為富人怕失去已有的財富，而窮人一無所有，也就不怕失去更多，反而更願意冒險。你可以引經據典地來講曆史上可以證明 這一觀點的例子，然後，你再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搜集數據，建立數學模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陳思說，她將她在美國與歐洲的同學一對比發現，“歐洲學生的 知識基礎還是要比美國學生紮實，他們不僅有很好的人文素養，而且就連數學基礎也比美國學生好”。
△ 中國留學生在薩默維爾學院的草坪上合影
陳 思在牛津遇到了王一雄。同在異鄉，王一雄給陳思生活上很多照顧，兩人慢慢走近。但更讓他們相互吸引的，是那些充滿了智慧碰撞的對話。王一雄學的是大氣物 理，“研究宇宙中環繞行星的大氣雲層的運動，分析是否會有地外生命誕生”。王一雄說，這種還沒有辦法實證的研究，“有點玄思異想的感覺。那些科學家分了幾 派觀點，相互間爭得不可開交”。不過，在這樣一條夢幻的河上，不討論玄思異想，又該討論什麽呢？陳思與王一雄就會經常討論自己領域的研究，相互也都能聽得 津津有味。“發現物理學和經濟學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均衡’這個概念，就是經濟學從物理學那裏借鑒來的。經濟學還從物理學那裏借來了很多的理論和概念， 比如，‘熵’。”這種互相理解和啟發，讓他們的愛情進展得很順利。
在薩默維爾學院的大草坪上討論一下哲思也是很好 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附中畢業的袁幼林在牛津讀本科，他不厭其煩地向我們再次講述了一遍他已經向無數親朋好友講過的故事：牛津的電話麵試考的是什麽題目？因 為他報考的是政治、哲學和經濟專業，所以依次有三個教授打電話來。他記憶最深刻的是其中兩個問題：“六個海盜，搶了60個金幣。現在他們要分這些金幣。他 們規定，由6個海盜依次提出分金幣的方案，隻要有一個海盜不同意，就把提方案的這個海盜殺掉。那麽第一個海盜該如何提出方案，才能保證自己不被殺呢？”袁 幼林說，當時他其實沒能給出確切的答案，而是一個麵試官帶著他一步步推論，目的在於看看他有沒有“慧根”。另一個問題是：“一個人在樓道裏大聲喧嘩，打擾 了鄰居，和一個人在戰爭中殺死了敵人，哪個行為更不正義？”這也是個袁幼林沒能解答的問題。他說，直到他在牛津學了三年經濟學，回過頭再看，才覺得這個問 題實際非常高深。“是一個康德的道德哲學才能解答的問題，關涉到道德的普遍原則和名義上的道德問題。麵試時的那道考題，要分成好多種具體情況，才能一一加 以分析。”傳統的牛津式的學問總是需要你有點古典式的博聞強識，有點文藝複興式的淵博與全麵。
在牛津的科學領域所發 生的事情，與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所發生的事情，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學科的交叉。“我們這裏有位化學工程師，他研究的是水，但他現在研究的是人類 細胞；我們有一位電子工程師，曾為勞斯萊斯製造飛機引擎，他正在用飛機引擎的遙感探測器來做生物醫學工程的研究，用遙感器來檢測人的狀態，比如心跳、體 溫、血壓。有一位叫邁克爾·布雷迪（Michael Brady）的教授，他原來是做機器人研究的，但從1994年起，他開始轉向醫學圖像分析，研究乳腺癌和肝癌。因為他去醫院探望親屬時發現，獲取醫學圖像 的技術還有可大大改進的空間。我現在做的研究是同位素的地球化學研究，但我現在也開始跨學科研究生物醫學。”作為一位科學家，哈利德也感慨，科學院係和實 驗室要擴張，要買地，沒有那麽多錢，“而那些學院真是有廣闊的土地，而且是很肥沃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係裏，而不是學院裏，“在科學領域，最重 要的教學和決策都發生在係裏，而不是學院裏”。聯邦製的牛津是在悄悄中發生變化的。2000年，牛津第一次有了數學、物理和工程部，哈利德也成了這個大係 的第一位主任。這意味著，係開始在牛津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牛津總有自己的節奏。在牛津非常現代的醫 學園區，免疫學教授陳崢鳴正在研究中國的遺傳疾病。牛津醫學係可稱為世界的翹楚，這與它幾百年的學術傳統密不可分。陳崢鳴說，一項藥品要發布，“要驗證它 的療效，得在全球有很強大的科研網及醫院，這是牛津很強大的資源。牛津的網絡在幾十個國家有上千家醫院，這些長期的科研合作都是資源，給幾十年跨度的大規 模臨床試驗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阿司匹林，我們已經做了二十幾年，我在其中領導過一個全球最大的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的研究。分兩部分，歐洲這邊有2萬人， 我負責中國這部分，和阜外醫院合作，涉及全國500家醫院，2萬多人。這個研究重新驗證了阿司匹林的重要性，比如現在的臨床指南中，如果發生腦梗塞，首先 要使用阿司匹林。它本是一個百年老藥，但用於治療心腦血管疾病，讓它重煥青春。我們現在的治療方式，很多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的研究成果，經過了漫長和 大規模的臨床研究，才敢拿來用”。
△ 牛津大學免疫學教授陳崢鳴
陳 崢鳴現在正在做中國腫瘤疾病的統計研究。“5年時間投資了1500萬到2000萬英鎊，但一篇文章都還沒出，是嘉道理基金會、英國醫學委員會出的錢。對這 種研究，必須得耐得住寂寞，出成果是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前麵的研究是打基礎的，是創建的過程。我們花了5年的時間，選擇了全國10個地方，現在這個研究已 經做了快10年了，結果快出來了。”
總體講，牛津比美國大學要更不疾不徐。“很多牛津大學畢業的人，在研究團隊一幹 10多年，就算去製藥公司錢更多也不願意去，更願意從事有創造性的、閑適的工作。牛津的氛圍也能靜得下來，沒有那麽急功近利，更注重研究成果本身的價值， 幾年的時間不必考慮發多少篇文章，沒有美國那種‘不發就走’的硬性壓力。美國曾經有一項研究，做了5000人的臨床研究，和我們一模一樣，他們在三四十年 中發表了5000多篇論文，垃圾不少，而我們發得很少，要出就出實實在在的精品。”“牛津確實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非常安靜，有時候會感到寂寞。但是對 做學問的人來說，寂寞是必要的，享受寂寞，這樣的人才可以靜下心來，思考東西。”
與陳崢鳴共事的，有許多牛津的醫學 大師和泰鬥。他說，像泰鬥理查德·道爾（Richard Doll）爵士這樣的人，80多歲了還天天來辦公室工作。“他們很平易近人，接觸沒有負擔，學術的自由是非常核心的，你可以在非常放鬆的狀態下來思考問 題。我是‘文化大革命’後才去複旦讀書的，英語也是後來學的，初到這邊麵臨的挑戰很大。他們創造了很多機會幫助我，有的東西是手把手地教，從中受益匪淺， 包括寫的文章，做報告的幻燈片，逐字逐句地改。他們既有戰略性眼光，高瞻遠矚，看問題在全球的視野下很宏觀，但也非常注重細節。這可能有文化熏陶方麵的因 素，他們很多隻是追求學術帶來的快樂，追求科學的真理。人在放鬆狀態下的創造力才是最強的。”
劉繼龍是牛津遺傳基因 生理學、解剖學、遺傳學部的博士，也是功能基因組項目負責人。他研究的是果蠅。在他的實驗室裏，他取出一隻有很多果蠅的試管，在試管口放開一個很小的口 子，插入一根裝有氣體的管子，給果蠅催眠。待果蠅睡著後，他把果蠅拿出來，在顯微鏡下觀察。這小小的果蠅，就是劉繼龍的世界。他為研究它準備了漫長的時間 ——來牛津前，他在美國拿了兩個博士後學位。為了果蠅的遺傳基因研究，牛津也為他準備了漫長的時間，還有資金——“英國醫學理事會每5年給我們一次優厚的 資助，並不急著我們出結果。我至今還沒有在頂級刊物發表過文章，而是在不知名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我自己非常滿意的論文。”“每次去美國，都感到美國同行的 壓力非常大。有一次，一位同行一次性申請了12個項目；還有一些同行，有很大的壓力必須發文章。而在牛津，你會覺得很安靜。我想在牛津做學問，是有一種品 位的，這種品位，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精致。就像在做一件充滿細節的藝術品一樣，在緩慢的節奏裏，精雕細琢，使得它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特質性。它追求的 不是突如其來的名氣，而是在悠遠的時間裏愈久彌香。”
劉繼龍在牛津租了一片很大的花園，種著各種各樣的花。他說，他 每天在牛津的生活是這樣開始的：跨過那片大花園，喂養雞棚裏的雞，如果下了蛋，就撿出來。然後到辦公室處理工作，下午有時間就在學院外的那片遼闊花園裏散 步。他的辦公室掛著兩幅中國字畫：“知足常樂”和“寧靜致遠”。這種境界也正是牛津的紳士們所追求的。
本文節選自新刊長文《走向開放的牛津大學：古老的精神與高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