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怪才們
懶散、勤奮的牛津學生
近 年來哲學方麵的兩個大部頭都可以說是牛津大學的學者貢獻的。一個是德裏克·帕菲特的《理與人》，一個是安東尼·戈特利布的哲學史著作《理性之夢》。而在曆 史上，牛津大學的老師是不寫書的，他們主要靠言傳身教。牛津大學學者本傑明·喬伊特曾經說：“一個人在寫出一本書之前，都跟另外一個人一樣優秀。”他這麽 說，一方麵是因為他“討厭無用的學術”，另一方麵是因為牛津大學一度是一個非常偏重教學的大學，許多導師甘於當“園丁”。曾經在牛津大學巴利奧學院學習古 典學的哲學家伯納德·威廉斯在回憶吉爾伯特·賴爾時曾寫道：“他會給學生提出非常合理的建議，比如他建議學生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不要去讀博士。因為你最好 是日後寫一本很短的小書，而不是早早地寫一本很長的爛書。”
在牛津大學的官方網頁上有一個“著名牛津畢業生”名單， 學者中，20世紀有A.J.P.泰勒（曆史學家）、錢鍾書（學者和作家）；19世紀有湯因比（社會哲學家和經濟學家）；17～18世紀有愛德華·吉本（曆 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哲學家）、約翰·洛克（哲學家）、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家）；15～16世紀有伊拉斯謨（學者）；13～14世紀有奧卡姆 （哲學家和神學家）。
△ 左：荷蘭哲學家伊拉斯謨，曾於16世紀初在牛津大學修讀希臘文；右：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8世紀就讀於牛津大學
△ 左：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16世紀初畢業於牛津大學；右：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15歲考取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
△ 左：英國哲學家A.J. 艾耶爾。20世紀曾任牛津大學邏輯學教授；右：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1925年起在牛津大學任教
牛 津學術的興盛離不開一些硬件。牛津畢業生簡·莫裏斯在《牛津》一書中說，牛津的學院傳統上是圍繞樓梯而不是走廊建設的，所以它們安靜、私密，能讓十來個人 友愛地住在一起。有些學院的房間有兩道門，如果有學生不想被打擾，他可以把兩道門都關起來。學院裏還會有一個帶彩色玻璃的小教堂、一個古老的圖書館，一個 牆上掛滿照片、散發著湯的味道的食堂，可能裏頭還會有一個樹木掩映、石牆保護下的花園。
牛津每個學院都有自己很好的 圖書館，此外還有一個中央圖書館，博德萊安圖書館（Bodleian，錢鍾書把它譯為“飽蠹樓”）。它是英國三個版權圖書館（另外兩個是大英博物館、劍橋 大學圖書館）之一，英國出版的所有圖書，它們都有權免費得到一冊。但並不是所有的書博德萊安圖書館都想要，它選好後告知倫敦的版權代理，然後版權代理每兩 周用卡車送來一次。這個圖書館的結構特別複雜，以至於管理員要用幾個月時間才能學會去哪裏找一件藏品。館內藏書隻能閱覽，概不外借，連國王都不能把書帶 走。
亞裏士多德說，哲學源於閑暇，其實許多學問都是這樣。德國記者彼得·紮格《牛津：曆史和文化》一書中說：“至今 在牛津還能感覺到英國天主教的巴洛克遺風，一種比較輕浮懶散的生活方式，但在劍橋則是一種清教徒式的和純粹派藝術家的嚴厲，有時甚至迂腐的精神。劍橋對一 切太認真，尤其是對自己。牛津人則維護著那種不費力氣的優越感，偏愛極端的東西、古怪的人、絕望的情形。”
導師們經常給學生布置假期作業，其目的是，把本科生從考試壓力下解放出來，鼓勵悠閑的研究。
最能反映牛津大學悠閑的，是萬靈學院。萬靈學院是一個高級研究院，學院的60多位導師中，有相當多的一部分並不從事任何學術研究。他們壓根兒就不需要做任何事，盡管對他們有一種溫和的期待，希望他們有時來學院就餐，並在那些候著他們的床上睡覺。
莫 裏斯寫道：“萬靈學院有大概40個導師是大學講師，還有一些是教授，其他人是年輕的研究員，在一場殘酷的艱難考試中贏得了他們的位置。剩下的大多數人都獲 得了各種類型的獎學金，隻在周末露麵，從倫敦歸來，滿載大都市的流言蜚語，儲備了十幾門職業的專門知識。萬靈學院很有錢，裏頭的生活非常舒服，其成員都很 聰明、很有影響。我寧願看到萬靈學院保留其擁有特權的挑剔個性，但是要在每個房間裏塞滿求知若渴的全職學者。傳統理論認為，雖然思想與論爭在古老的橡木桌 上一周接一周地傳來遞去，但這本身是一種英式潤滑劑，豐富了國民生活，彌合了不同專業之間的罅隙。”
但另一方麵，牛津的老師又對學生嚴加看管，要求他們努力學習。劍橋大學曆史學家諾爾·安南在《教師們》一書中說：“喬伊特的父母一度很富有，後來家道中落。喬伊特此後一直被生命浪費的幽靈纏繞著，認定他的學生們不該浪費他們的生命。喬伊特教會他的學生勤奮的秘訣和樂趣。”
喬 伊特說：“讀書的目標主要不是為了得第一，而是為了人生而提升和強化品格。”他對一個學生說：“你是個傻瓜。你應該因為你的懶惰而感到惡心。考試不重要。 重要的是持續學習帶來的力量感。”他說的力量是控製和引導自己人生的力量。他的門整日整夜地開著，但是為了研究，而不是為了閑談。
古老、開放的牛津
莫裏斯說：“牛津是一座學術之城，學術滲透到了其大部分活動中，除了汽車製造業，稍微接受過一點古典教育的人都會把Mini-Minor命名為Minimus。牛頓、赫歇爾、富蘭克林、亞裏士多德和路德都有他們的名字命名的街道，甚至有一條路叫邏輯巷。”
牛 津大學一度推行以修辭學為主、以學習古典名著為基礎的文學教育。愛德華·吉本年輕時在牛津度過了不愉快的大學時光，但他在那裏精進了拉丁語水平，又開始學 習古希臘語，還徹底掌握了法語文獻和法文。由此牛津誕生了高級人文學科，又叫大課程（Greats）。牛津最著名的係科仍然是高級人文學科（名著），學這 個課程的學生要讀四個學期，而不是通常的三個學期，它仍吸引著許多最聰明的本科生。
莫裏斯說：“古典語文學和曆史成了這所大學的必修專業，而且為了能在非洲、印度，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就，希臘語和拉丁語成了一代又一代大學生的理想語言。因為他們認為，隻要能理解羅馬帝國，就能統治大英帝國。
“至 今牛津仍然固守著古代的東西，認為沒得到傳統的認可，就將一無所成。古典學、神學和哲學仍然深深植根於牛津的性格，以致在教師休息室，更有可能聽到他們在 討論斯多葛派的學說，而不是熱力學。19世紀時，一位學生受到懲罰，老師讓他對希羅多德的全部著作做一個摘要，掌握歐幾裏得的四部書，做出麥克勞林幾何第 一章中的所有例題，做聖保羅使徒書和最後100首希伯來語讚美詩的筆記，把夏洛克布道文第二卷的第九部分翻譯成拉丁文。如果他真的完成了這些作業，他肯定 也配得上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條街道。”
前聖約翰學院政治學講師詹姆士·皮安東說：“在每周一次或兩次的導師輔導課上，學生們無處藏匿自己的某些無知，而較之於其他教學製度，導師輔導課的主要優勢在於，它能將學生置於一種延續而持久的學術壓力下發展、闡述和捍衛自己的觀點。”
牛 津大學學者之所以成就斐然，跟它的開放密不可分。彼得·紮格寫道：“牛津的名氣很快就將全歐洲的大學生和學者吸引過來了。鹿特丹的伊拉斯謨1499年訪問 牛津，在牛津待了三個月，參加過討論會和學院節日。後來他在劍橋住了下來，雖然他一直更傾向於牛津，至少牛津人更這樣相信。”
在 現代哲學史上，牛津曾落後於劍橋，當維特根斯坦等人在研究語言哲學時，牛津的日常語言學派還毫無影蹤。牛津哲學教授們之所以後來能奮起直追，跟它的一位老 師主導的一次國際學術交流有關。哲學家羅伯特·賴爾鄙視各種主義、學派和機械的黨派忠誠。他講過一個故事，說他在德國講學時，一個年輕人走上來對他說：賴 爾博士，我敬佩你的講座，我樂意加入你的學派，不幸的是，我是一個康德主義者。”賴爾在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對現象學感興趣，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 剛出版時，他還寫過一篇表示讚許的書評。
艾耶爾說：“我1929年到牛津，當了吉爾伯特·賴爾的學生，1932年獲 得學位。此後被任命為哲學講師。上任前有幾個月的假，我打算到劍橋去，在維特根斯坦門下做一段研究。但賴爾說，不，不要去劍橋，去維也納。賴爾告訴我，他 對維特根斯坦的研究大致了解，但對維也納學派的工作卻不甚了了，希望我去那裏摸摸情況。
“我從1932年11月到維 也納，一直待到1933年春，我默然旁聽，然後裝著滿腦子這類東西回到了英國。我在《心靈》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形而上學的不可能性證明》。當時 以賽亞·伯林經常和我會麵討論哲學問題。他建議我寫一本書。於是我用18個月寫了《語言、真理和邏輯》，出版時我隻有25歲。牛津老派的哲學家們對它非常 反感，事實上，它使我很難在牛津謀到教職。而戰後這本書再版時，它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年輕一代為它而興奮，把它視為一種解放。戰前的牛津哲學史極其乏味， 有一些老人，他們隻對哲學史本身感興趣，隻對重複柏拉圖說過什麽感興趣，並企圖阻止任何打算說出新東西的人。我的書是放在這些人腳下的一個大地雷。反之， 它在較年輕的人看來是個解放，使他們感到能呼吸了。”
紮格寫道：“1934年10月，一位來自法蘭克福的年輕哲學家 開始了那場英雄式的試驗，在默頓學院的小夥子們中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阿多諾，當時被納粹黨驅逐出了德國。希特勒時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思想史學 家雷蒙·克利班斯基、藝術史學家奧托·佩希特、牛津古典文學教師中的首位外國人愛德華·弗倫克爾。
“自從華盛頓·歐文1831年獲得牛津大學名譽博士頭銜以後，幾乎所有19世紀重要的美國作家在他們的歐洲之行中都會在牛津停留。牛津主要是一個思維場所，而不是參觀的景點，它是最有名的智慧和學識的源泉。”
牛 津的老師們之間也經常展開交流和相互批評。諾爾·安南說，喬伊特翻譯的《理想國》是他對學術最永久的貢獻，多年來它是最流行的譯本。作家喬治·艾略特和詩 人阿爾加農·斯溫伯恩（Swinburne）都曾住在他掌管的學院裏。喬伊特讓斯溫伯恩看看他翻譯的柏拉圖對話《會飲篇》，當斯溫伯恩對其中一句提出修改 意見後，喬伊特會睜大眼睛說：“當然該這麽改。你要是搞研究的話，肯定是一個優秀的學者。”斯溫伯恩在隔壁坐下來工作，喬伊特跟朋友談話時，他會打斷他們 說：“又一個低級錯誤，院長。”喬伊特會一邊關上門一邊說：“謝謝你，親愛的阿爾加農。”
阿諾德·湯因比是牛津大學 學院派出身，他的巨著《曆史研究》視野廣闊、旁征博引、行文暢達、文字典雅，暢銷一時，但是史學界認為他違反了曆史學的紀律。牛津大學曆史學家A.P.泰 勒說，湯因比的曆史研究“不僅在方法上與史學相距甚遠，其目的根本不是要寫曆史”。柯林伍德說，湯因比所謂的科學史學仍不過是曆史實證主義之重申，用近乎 科學的實證方法把文明當作生物來研究，有旁觀而無參與。湯因比的牛津後學特雷弗·羅帕更是對湯因比冷嘲熱諷、大加撻伐，說《曆史研究》不真實、反邏輯，他 還說，湯因比把個人生活細節寫入學術著作，過於自大。
△ 牛津博德萊安圖書館為英國第二大圖書館
導師輔導課
牛津大學新學院院長艾倫·賴安說，經典的導師製教學是一種具有顯著的牛津特色的教學製度，它非常適合於哲學、政治、文學以及曆史等學科的教學，這些學科也都是牛津的強勢學科。
巴 利奧的老院長理查德·傑金斯沒上過名校，也不是大學者，但他有一種發現聰明人的本能。是他最早以公開競爭的形式提供該學院的獎學金。喬伊特很自大，有一首 諷刺的小詩中以他的口吻說：“我不知道的就不算知識。”但他是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導師，有著啟發學生的天才。他認識每個人，會用小本記下他的熟人的名字， 他使巴利奧學院成了該校拔尖的學院，他的住所成了著名景點。在宗教上他是個異端，在教育上他是一位改革家，在社會事務方麵，他積極為中產階級創造機會。學 生都敬畏他，據說他跟一位學生一起，一言不發地散步，走了好幾英裏，回到學院後他建議那位學生好好培養談話的藝術。但他是個勤勤懇懇、慷慨的導師。
牛 津大學三一學院62級學生約翰·馬林說，導師輔導課的作用是提高學生的自我批判能力。“在牛津，講座和課堂隻是甜點和看喜劇式的放鬆。”有普利斯頓的朋友 抱怨說，學英國文學的學生要在一周內寫一篇關於奧斯丁的論文，這可是要讀六部小說以及一些評論和傳記才能完成的。給學生布置超過他們閱讀能力的任務，能鼓 勵他們迅速吸收材料、簡潔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兩種能力是大學教育帶來的最重要的智識益處。
曆史學院士克裏斯多 弗·泰爾曼說：“導師輔導課是完全個別化的形式，它是分享思想的場合，既是一種社會交往，又是一種學術活動。學生進入導師的個人空間，導師就不得不接待學 生，與之應酬。於是，在某種意義上，學生成了導師的客人。導師和學生之間是完全平等的，通常是麵對麵相向而坐。這種身體形式上的平等主義無疑有益於學術交 流，即便這種形式並不一定能排除學術上的裝腔作勢。由於大多數導師輔導課都是在學院或係裏的導師工作間內進行，因此當學生的眼睛掃過導師的書架、室內裝 飾、牆上的畫、家居擺設以及房間內的混亂（或整齊）時，即使是最嚴厲的導師也是處於一種潛在地毫無防備的位置。雖然最糟糕的導師輔導課帶有刻意營造的溫和 謙讓，但社會交往和學術論爭會自然而然地融為一體。一節讓人印象深刻的導師輔導課必須給學生以收獲，這種收獲可以是一種理念或一種解釋、一個觀點或一個事 實，一個玩笑或一塊餅幹，一杯咖啡或一杯飲品……”
艾倫·賴恩說，學生在翻開了導師指點他去讀的第一篇論文後，會迫 不及待地開始學習論文的撰寫。這種寫作必然會讓學生產生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消除已有的困惑，這也是一種非常好的學習方法，因為它能使自己業已掌握了的知識沉 澱下來，並發現自己還未曾探知的領域。優秀的學生在謀劃他第一篇論文的三四天裏，大概會經受一種混雜著思維遲鈍的懊喪、百思不解的困惑及突然之間的頓悟。 這種體驗強烈又富有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