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校友蘇珊•帕頓(Susan Patton)最近發表的公開信引起了軒然大波。她在這封公開信裏敦促，年輕的女大學生們要趁自己能輕而易舉接觸到這麽多高質量的候選愛人的時候，鎖定一名常春藤盟校的天之驕子。不管你從性別政治的角度怎麽看待這條建議，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她把婚姻經濟學搞錯了。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的女性才是真正手握大權的人。
回望帕頓女士結婚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麵臨的是非常慘淡的婚姻市場（這在某種程度上指的是，一個“買家”和“賣家”都頗為稀少的市場）。這些女性不得不從為數不多並且極受歡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男士中選擇自己的丈夫。在那個年代，男性的薪酬水平遠遠超出了女性。女性對於嫁給比自己教育程度高的男性的渴望完全符合經濟意義。在當時大多數的婚姻中，丈夫們的薪水比較多，而妻子們（不管教育程度如何，薪水都低於男性）則將主要精力都放在家庭上。
對於像帕頓女士那樣在上世紀70年代邁入大學的女性來講，她們的動機就包括在就讀期間找到一位伴侶。因為在大學裏，婚姻市場上的單身知識男性相對更為密集─即使這樣做就意味著犧牲她們心目中對理想丈夫其他方麵的要求。這些女性知道，在離開大學後，這個市場將變得慘淡，她們也將不得不把自己的“保留價值”(reservation value)降至更低的水平，這裏的“保留價值”指的是她們對未來伴侶必備品質的最低要求。
但是，在過去的40年間，經濟因素已經改變了婚姻市場，目前市場的天平更傾向於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
現在，年齡在25歲至40歲之間的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男女比例為100：132。對知識女性來講，這聽起來似乎意味著婚姻市場變得更慘淡了；對於那些執意要找到學曆比自己高的丈夫的女性，情況的確如此。但是現在，很多女性都在尋找具備其他品質的未來伴侶。
比如，性別比例失衡已經讓很多知識女性能夠選擇比自己年輕許多的結婚對象。“小男人”成為愛情獵物的原因是，相較於年齡比自己小、獲得穩定收入能力差的女性，“小男人”更願意娶到比自己年長、經濟上更成功的妻子。相應地，嫁給“小男人”的女性則獲得了有朝氣、年富力強的伴侶。
男性與女性間教育程度的失衡還使得由女性主導家庭話語權的婚姻關係有所增加。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稱，目前，在夫妻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中，妻子比丈夫受教育程度高的情況更為多見（更確切地說，這種情況占婚姻家庭總數的28%，而相反情況占19%）。因此，在需要做出家庭決策時，丈夫更願意和妻子共同商量。在家庭決策中不聽取妻子意見的男性則麵臨著高得多的離婚風險：若有必要，他們的妻子能夠自給自足；如果作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的妻子離開的話，丈夫們可支配的家庭收入將大打折扣。
男性和女性教育程度上的差異也是最近幾十年女性出軌行為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在對超過1,500名職業人士的行為進行研究後，荷蘭蒂爾堡大學(Tilburg University)由喬裏斯•拉默斯(Joris Lammers)領導的研究人員發現，公司中職位越高的女性越容易對丈夫不忠（這點與身居高位的男性如出一轍）。在妻子賺錢更多的情況下，如果離開有出軌行為的妻子，在財務上具有依賴性的丈夫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不忠引發離婚的可能性不大。
最後要說的是，在這樣一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超越了男性的年代，女性嫁給比自己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已經不再符合經濟意義。對職業女性來講，經濟效益最高的婚姻是那種丈夫有更多時間滿足家庭需要，而妻子能專注於自己高薪職業的婚姻。
帕頓在致普林斯頓女性的公開信中指出，年輕女性應該推遲結婚年齡，並“選擇嫁給一個除了高智商外，還有其他值得稱道的優點的男人”。在這一點上，她是對的。實際上，有經濟理論預言，這正是很多普林斯頓女性即將做出的決定─不是因為她們別無選擇，而是因為她們有能力這麽做。
（本文作者Marina Adshade在溫哥華經濟學院(Vancouver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經濟學，她是《錢與性：經濟如何影響性與愛》(Dollars and Sex: How Economics Influences Sex and Love)一書的作者，這本書已由Chronicle Books出版社於本月早些時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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