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先生說過:“人是個奇怪的動物，人太多了嫌鬧，沒人陪著嫌悶。耳邊嘈雜怕吵，整天咕嘟著嘴又怕口臭。但更多時候我們會覺得麵目可憎語言無味的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旅行》)
這是梁氏看法，馬修先生更進一步說，出國遊曆的時候不要計較身邊了，多注意自己吧，因為在外國人眼裏，你和你的旅伴是一樣的。
離不開.
甫抵機場，朋友開車將我一把拉到了位於悉尼南郊的一棟公寓。公寓裏已住上了9名中國留學生，當中有7位來自上海，還有一位是廣東老鄉。在澳大利亞生活，房租幾乎是最大的一筆開銷。出於分攤昂貴房租的考慮，許多留學生大都以集體戶的方式聚居著。這所公寓套間有著一個大客廳外加3間大小不一的耳房。在我入住前，小的一間已住上了兩人，大的那兩間各住了3人，我“加盟”後擠進了較大的一間。所謂的“入住”，隻不過是在鋪著地毯的房間空地上擺下了一張折疊床，麵壁而臥，僅容安身而已。如此一來，每月平攤到各人頭上的月租大概是幾十澳元，這對出國前背了一屁股債務、1分錢都要掰成兩半花的留學生來說，的確是省錢之道。但一所公寓套間裏擠下了這麽多人，像沙丁魚罐頭一般，這種情形仍不多見，從中也察出了上海人的精明。一個人漂泊異鄉，最需要親情鄉情的慰藉，在可能的情況下，選擇與老鄉合住，彼此同聲同氣，可以借此排遣些許寂寞。像這些上海人，吳儂軟語成了他們走在一起的情感紐帶，平日關起門來，這裏儼然一個“小上海”，而在節假日，還有許多上海老鄉前來串門，頗為熱鬧，驅趕了“獨在異鄉為異客”的寂寥。跟這麽一大幫子的上海人朝夕相處是我始料未及的。然而，此時我已別無選擇，這個地方是我在澳洲的朋友事先幫我張羅好的，床鋪連同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早在我到來前就已置備齊全，這種“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架勢令這些上海室友都對我稱羨不已。幸虧這些上海室友不算難相處。作為過來人，他們除了在生活上給我指點外，偶有聚餐，也會把我招呼上。在我抵澳後的第一個周末，室友們就帶我出城去了。先上了教堂做禮拜，爾後，大夥齊去一家中國餐館飲早茶。飲早茶已成了留學生不多的娛樂活動之一。他們對我笑說：阿拉上海人到了海外差不多被廣東人給同化了。
中國還不好說“不”
那位廣州老鄉我們叫他彼得，也是從彼得那裏打探到了一些“內幕消息”:這些室友全是“烏合之眾”，之前素不相識，隻是透過當中的一位二房東在外張貼的招租廣告，大家才有緣湊在了一起。還聽彼得說:在澳大利亞的4萬留學生群體大多來自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四地，其中上海留學生最多，占了一半。但上海人在當地的名聲似乎不佳，原因是一些人將他們在國內的“聰明才智”在國外進一步“發揚光大”了。據彼得說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在找工作時通常都要改換門庭，因為當地人士包括一些港台移民對大陸留學生帶有偏見，在留學生中就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北京人最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堅稱自個兒是北京人;廣東人卻往往把自己說成是香港人;福建來的說成是台灣人;而名聲在外的上海人，不得不藏頭掖尾，隻好托稱自己不是上海人。這說法大概不會是“空穴來風”，我後來在找工時亦曾碰到過相類的情形:在一家西餐廳，我向外國老板探詢是否要請人，他說已請人了，是從台灣來的，說著往裏一指，我抬眼望去，隻見吧台裏有一位黑黑瘦瘦的小青年，羞怯地低下頭，躲著我的注視，從他的穿衣打扮和神情氣質，一望而知是內地來的留學生。當然我也沒有必要戳穿對方的“西洋鏡”，畢竟大家都是同胞，謀生不易。其實，不論是北京人上海人，還是廣東人福建人，在外國人眼裏都是中國人，誰也脫不了幹係。正唯其如此，這種說法在我聽來更備感不是滋味，為同胞中的某些所為感到汗顏。在當地曾聽說，在公共汽車站亂插隊的，在地鐵站逃票的，準是中國留學生。有的留學生租下當地人的房子，打了巨額的國際長途話費後，卻溜之大吉;還有更刁鑽的，有的留學生竟然打起了投幣電話的主意，在硬幣上鑽個孔，用細繩穿上，待打完電話後，再將硬幣吊起，連一個子兒也不用花出去……諸如此類的不光彩行徑，無疑給中國人抹了黑。
至少還有你
這些上海室友中印象最深的是葉。我至今隻知道他的姓，他也是這些室友中唯一以姓氏相告的。平日裏大家都以英文名字互稱，忌諱請教對方的真名實姓，這早成了留學生當中不成文的規矩。後來才弄明白，留學生中有的人身份已“黑”，這樣做是為求自保。葉三十開外，麵部線條堅硬，人偏瘦，有著極富穿透力的嗓音，但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卻是他的腿，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不靈便，他竟然是個殘疾人！第一眼見到葉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殘疾人怎麽竟敢漂洋過海？當初是怎樣蒙混過的體驗關？他能在異邦生存下去嗎？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海裏盤旋著，起初卻不敢造次問他，畢竟這屬個人隱私。有位傳教士每逢周末都會到我們的公寓來布道，其他的室友大多借故走開，通常隻有葉留了下來，我來了後他就把我拉上。我暗自揣測他的醉翁之意其實不在於信教，而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在這點上我佩服葉。有人赴澳就是為淘金而來的，哪裏還會花上心思去學習外國語言？況且，在一個生活無著、漂泊無定的環境，要靜下心來學習的確需要有過人的定力。看來葉已為未來作了長遠打算——他原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職員，已婚並育有一子，生活平淡，波瀾不興。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出國潮裹挾下，不滿現狀的他也動了出國的念頭，東拚西湊了4萬元的留學費邁出了國門。實在很難想象他當年何以有膽量做出這番破釜沉舟的舉動，常人已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一旦落在一個殘疾人瘦削的肩膀上，該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去麵對啊。
最後
想不到與這些上海室友的交往就在猝不及防的一刻戛然而止。一天，我正要出門，一些室友卻神色慌張地將房門反鎖上。原來是房東要前來興師問罪，因為公寓裏住的房客超出了合同訂下的隻住三四個人的數目。在講究法律、照章行事的澳大利亞，留學生這種隨意加人的做法無疑違反了合同。此刻，我出不了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還是第一天上班，要是因為遲到而弄丟了，怎麽是好？葉意識到我的窘境，便出了個主意，讓我從窗口跳出去。剛站穩，房東帶著律師恰好趕到，將我堵在門口，不容分說逼我去敲門。室友見是我便開了門，房東乘機擠了進去，於是雙方爆發了激烈的舌戰。此時我感覺自己好像是帶鬼子進村的“”，羞愧交加，拔腿就走。背後，聽到一片嘈雜的爭吵聲，葉的聲音最高亢。深夜，當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公寓，屋內像經過一場戰事一樣淩亂不堪。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情知不妙。後來還是彼得悄悄告訴了我，房東已下了驅逐令，限我們第二天就搬走，樹倒猢猻散，室友大多已借住別處去了。還聽彼得說，我走後，雙方吵得很凶，房東出言不遜，罵我們是“豬”、“垃圾”，差點幹起仗來。我內心有點不安，覺得是自己將他們趕走的。以後，我再沒見過葉，但葉帶著堅毅表情的瘦削形象，卻一直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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