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製的。達到一個什麽目標就結束呢?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 三派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已在1894年~1895年出場,無論是張謇、康有為、梁啟超,還是袁世凱、孫中山。我說“三派同源”,三派都是同一個源頭,起源於甲午戰爭之後的民族危亡的刺激。但是他們分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組織軍隊;一個是鬧革命;一個是倡導改革、實業救國。但是他們最終殊途同歸,走到了一條道上。 也許今天我們很難理解革命派、立憲派和北洋的實力派為何能走到一起?如果用三個關鍵詞來命名他們的話,袁世凱代表的是實用,他很功利,很投機,他選擇的是出將入相之路;張謇、梁啟超們要推動中國改革,希望走一條漸進變革的道路,他們所選擇的路徑是穩健。孫中山則是激進。激進、穩健和實用這三者之間看似沒有共同點,很難找到最大公約數,而社會的基本共識就是要找到最大公約數。如果沒有共識,什麽事都幹不成,最後隻能彼此火拚,有你無我。 從秦始皇之後,曆朝曆代都是如此。中國的曆史向來隻有一條邏輯,就是暴力的邏輯。無論土匪,黑社會,還是王朝更迭,他們的邏輯都是一樣的,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沒有把社會翻一個底朝天,它是相對有節製的。達到一個什麽目標就結束呢?讓清廷退位,我們就結束。這樣一個有限目標,隻是要把帝國變成民國,把王朝變成共和,這個目標是有限的,而且隻停留在一個層麵,就是政治層麵,沒有觸動基本的儒家文化價值,它隻是一個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