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
我說的“天公”，決不是指老天或者蒼天。他是台灣後輩學人對黃天才先生的尊稱。
黃天才，廣西陽朔人，中華民國資深報人，曾任《中央日報》社長；中央通訊社長，董事長；著有《新聞人物訪實錄》、《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采訪實錄》、《世紀宋美齡：走過三個世紀的傳奇》、《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從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林海峰圍棋之路》、《我在38度線的回憶》……
天公一生，學力如海，著作等身。他在駐日當特派員的二十六 年間，正是張大千滯留國外，穿梭巴西、美國和日本之時，由此，他和張大千結下了很深的友誼。
我說的“天公”，決不是指老天或者蒼天。他是台灣後輩學人對黃天才先生的尊稱。
黃天才，廣西陽朔人，中華民國資深報人，曾任《中央日報》社長；中央通訊社長，董事長；著有《新聞人物訪實錄》、《中日外交的人與事：黃天才東京采訪實錄》、《世紀宋美齡：走過三個世紀的傳奇》、《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從叛逆少年到名人本因坊：林海峰圍棋之路》、《我在38度線的回憶》……
天公一生，學力如海，著作等身。他在駐日當特派員的二十六 年間，正是張大千滯留國外，穿梭巴西、美國和日本之時，由此，他和張大千結下了很深的友誼。
張大千在日本印刷出書，購買筆墨顏料，以及與日本藝術家之間的人事活動……均由黃天才代為打理和溝通；張大千的最後傑作，為日本華僑商會會長李海天畫的《廬山圖》，就是黃天才做的介紹人；當張大千得知京劇演員郭小莊急需一副戲裝水袖時，就托黃天才在日本定製，然後急速由中華航空公司運往台灣……他倆的友誼，一直維持到他參與張大千的治喪委員會，送張大千的骨灰到摩耶精舍的“梅丘”封厝為止，長達二十餘年。
我和天公相識於二〇〇九年一月，那時台灣曆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先生仙逝，我去台灣奔喪。那時我的《張大千演義•海外篇》剛完成，為了寫第三部“歸根篇”的需要，我急需要找張大千歸回台灣後的一些知情老友采訪。承蒙張大千學生孫家勤先生的介紹，在台北市濟南路“永豐金融投資公司”的辦公室見到了了天公。
那時他已經退休。據他自己介紹，在一家朋友開設的公司幫忙，這是朋友給他留著的辦公室。
辦公室很闊氣，牆上掛著名人字畫，紅木案台上擺著幾對瓷瓶。紅木寫字台放在辦公室的中間，我坐在他對麵，陪同我的羅旭彰先生在一旁錄像。
那天天公很高興，談起他和張大千的往事時，娓娓道來，毫無倦意。臨別時，他送我一本北京明軒拍賣公司的圖錄，說他最近拍掉了一批收藏多年的扇麵，其中有不少是大千早期的作品。那天他談鋒甚
健，一直到天黑還不讓我走。他那寶貴的回憶我都做了錄音，留待我寫第三部《張大千演義•歸根篇》時所用。
今年年初，聽說他的新著《張大千的後半生》出版了，我又去台灣拜見他。
那天他在電話中的聲音很孱弱，說近期體衰多病，正患感冒，在看醫生，問我何時離台，我說還有五天。他說希望我離台前一天給他電話，設法見一次麵。
臨走前一天，我給他電話。他抱歉地說，他住院了，如果我不介意的話，希望到台北長庚醫院的病房裏和他見麵。
我敲開病房的門，天公和他的夫人已經等候在那裏了。
一年多不見，天公雖然麵帶病容，但談興依舊，他跟我談撰寫《張大千後半生》一書的甘苦，自訴歲月無情，和大千熟悉的老友已經存世不多，為此他再體力不支，也要堅持把書寫完。他送我簽名贈書，還托我帶書給大陸的張大千子侄，以及幾位研究張大千的專家，鄭重、李永翹、楊詩雲、曹公度、曾迎三……
那天我怕過多消耗老人的體力，於是把主要的事情談完後，就告辭了。從告別的眼神中看出，他還有許多話要跟我說，是啊，老人病中的孤寂是可以理解的。
上個月，我又去了台灣，老人在電話中聽到我的聲音，非常高興。他告訴我，按中國的虛歲計算，今年已經九十歲了，自覺體力日非，沒有人攙扶已經站不起來了，歡迎我下午三點後去她家中，因為午睡後精神比較好。
我是和羅旭彰先生吃午飯時給他通的電話。他約三點鍾見麵，眼下還有兩個多小時的空閑。羅先生知道我有逛舊書攤的癖好，牯嶺街和羅斯福路的幾家舊書店是我常去的地方，正好牯嶺街離天公的住所不遠，我們決定去那裏消閑。
這幾年台灣的舊書行業，日益蕭條，原先生意興隆的書店，每年都在關閉。前幾年我牯嶺街去淘書，認識了“鬆林書局”的老板蔡先生，一位近八十歲的老人。和他聊天，他一開始就埋怨當今所謂博士政要，如陳水扁之流，諷刺他們沒有國學常識，個個狗屁不通，還喜歡賣弄學問，附庸風雅。他問我大陸的情況，我告訴他，大陸官員的素質比台灣更為不如，四九年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已經把中華民族三千年的傳統文化攔腰斬斷，有正義感的讀書人已經被趕盡殺絕了，眼下重用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郭沫若……
老人聽罷，黯然不語。
今次我路過蔡先生的書店，隻見大門緊閉，給人“去年今日此門中”的惆悵，我默祈他老人家身體健康。
一路瀏覽，來到牯嶺街稍頭的“書香城”書店，進門看見兩大捆“傳記文學”，堆在一旁，約摸八十來本。我問主人價格，答曰，每本八十元。我粗略翻了一翻，因不是全套，也就放棄不戀。
“傳記文學”，是台灣一份知名的曆史文學月刊，由劉紹唐先生於一九六二年創辦，猶如大陸中央文史館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一樣，登載了許多自傳、評傳、年譜、回憶錄、名人日記、照片……不過內容比大陸出版的翔實可靠，因為它沒有經過有關單位的“政審”。我初來澳洲，僅管手頭拮據，但兩本雜誌是必買的，一本是“大成”另一本就是“傳記文學”，後來因有事回國，把這些書和字畫寄放朋友家中，回澳後屢次催討，久索不還，礙於臉麵，隻能徒呼何何。
於是收集全套“傳記文學”是我一大心願。
下午三時，我在羅旭彰和彭朝光兄的陪同下，準時來到天公府上。
天公偃臥榻上，因為不能起立迎接我而表示歉意。
一陣寒暄過後，他談起了對自己多年搜集資料和藏書的處置問題，說關於張大千的資料已經答應捐給羲之堂出版公司了，多年的藏書，前不久也給一家舊書店收去，說這話時，臉上露出一種無奈和不舍。
說罷，他在護理人員的攙扶下，帶領我們三人參觀他的書房。
書房裏書去架空，一片淩亂，從寫字台的積塵看，他已經好久沒有辦公了。
他痛惜地說：“書店的姐弟兩人，從這裏拉去了整整七車的書。”說著又輕輕地補充一句，“我老了，已經沒有時間讀這些書了。”
我聽罷頗為淒涼。
我掃視四周，隻見空曠的書櫥頂上，還孤零零的橫著一排全套的《傳記文學》。
我不由問：“這套書，書店怎麽沒有收去？”
他苦笑道：“書店老板說，店裏還有幾套存貨，沒有賣出去，所以不收了。”
我心頭一亮，真遇上了“人在燈火闌珊處”，便抑住欣喜問：“天公，你想要多少錢出讓……”
“不要錢，最好現在馬上有人拿走，我正擔心剩下的殘書沒人收拾。” 天公接口道。
“不行，無功不能受祿，您老開個價吧？”我不好意思道。
“什麽開價，你現在就拿走，我還要感謝你呢。”
幾經謙讓，我恭敬不如從命，接受了老人的饋贈。
他見我答應了，說：“這套書還缺幾本，是我查資料時，用後沒有及時放回原處，等我叫人找齊了，一同送給你。”
我接受了他的饋贈，使他鬆了口氣。他關切問：“你什麽時候來取書。”
在一旁的羅旭彰兄接口道：“現在就取。”
正是巧極了，我每到台北，總由羅旭彰兄開著一輛工具車，帶著我四處遊蕩，想不到眼下正好派上用處。
在一片道謝聲中，羅先生和彭先生幫我把書搬上車。
出得門，我囑咐羅先生，把車直接開往郵局，將書寄往我澳洲的“食薇齋”寓所，因為那裏沒有文化特務，可以自由治學。
一次偶爾的拜訪，想不到意外得到我追遂多年的全套《傳記文學》。我解釋不清是什麽因由，使我得到這份福報，莫非是我花幾十年的功夫研究張大千，是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在九泉牽線……莫非是佛陀說的“因緣”；莫非是……
我又想起了人生的無常，聚散的無奈，想當初天公為了收集這些書，一定花費了不少精力，和每個書籍愛好者一樣，集腋成裘，得之欣喜，甚至秘不示人，然而然而的一切，又墜入九九歸一的黑洞……
我想不出用什麽話來感謝天公的賞賜，在回澳洲的飛機上，我作了一首打油詩，聊作對天公的感謝吧——
我盼天公似彭公，八百高壽南山鬆，
我勸天公重抖擻，秉筆千秋寫大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我和天公相識於二〇〇九年一月，那時台灣曆史博物館老館長何浩天先生仙逝，我去台灣奔喪。那時我的《張大千演義•海外篇》剛完成，為了寫第三部“歸根篇”的需要，我急需要找張大千歸回台灣後的一些知情老友采訪。承蒙張大千學生孫家勤先生的介紹，在台北市濟南路“永豐金融投資公司”的辦公室見到了了天公。
那時他已經退休。據他自己介紹，在一家朋友開設的公司幫忙，這是朋友給他留著的辦公室。
辦公室很闊氣，牆上掛著名人字畫，紅木案台上擺著幾對瓷瓶。紅木寫字台放在辦公室的中間，我坐在他對麵，陪同我的羅旭彰先生在一旁錄像。
那天天公很高興，談起他和張大千的往事時，娓娓道來，毫無倦意。臨別時，他送我一本北京明軒拍賣公司的圖錄，說他最近拍掉了一批收藏多年的扇麵，其中有不少是大千早期的作品。那天他談鋒甚
健，一直到天黑還不讓我走。他那寶貴的回憶我都做了錄音，留待我寫第三部《張大千演義•歸根篇》時所用。
今年年初，聽說他的新著《張大千的後半生》出版了，我又去台灣拜見他。
那天他在電話中的聲音很孱弱，說近期體衰多病，正患感冒，在看醫生，問我何時離台，我說還有五天。他說希望我離台前一天給他電話，設法見一次麵。
臨走前一天，我給他電話。他抱歉地說，他住院了，如果我不介意的話，希望到台北長庚醫院的病房裏和他見麵。
我敲開病房的門，天公和他的夫人已經等候在那裏了。
一年多不見，天公雖然麵帶病容，但談興依舊，他跟我談撰寫《張大千後半生》一書的甘苦，自訴歲月無情，和大千熟悉的老友已經存世不多，為此他再體力不支，也要堅持把書寫完。他送我簽名贈書，還托我帶書給大陸的張大千子侄，以及幾位研究張大千的專家，鄭重、李永翹、楊詩雲、曹公度、曾迎三……
那天我怕過多消耗老人的體力，於是把主要的事情談完後，就告辭了。從告別的眼神中看出，他還有許多話要跟我說，是啊，老人病中的孤寂是可以理解的。
上個月，我又去了台灣，老人在電話中聽到我的聲音，非常高興。他告訴我，按中國的虛歲計算，今年已經九十歲了，自覺體力日非，沒有人攙扶已經站不起來了，歡迎我下午三點後去她家中，因為午睡後精神比較好。
我是和羅旭彰先生吃午飯時給他通的電話。他約三點鍾見麵，眼下還有兩個多小時的空閑。羅先生知道我有逛舊書攤的癖好，牯嶺街和羅斯福路的幾家舊書店是我常去的地方，正好牯嶺街離天公的住所不遠，我們決定去那裏消閑。
這幾年台灣的舊書行業，日益蕭條，原先生意興隆的書店，每年都在關閉。前幾年我牯嶺街去淘書，認識了“鬆林書局”的老板蔡先生，一位近八十歲的老人。和他聊天，他一開始就埋怨當今所謂博士政要，如陳水扁之流，諷刺他們沒有國學常識，個個狗屁不通，還喜歡賣弄學問，附庸風雅。他問我大陸的情況，我告訴他，大陸官員的素質比台灣更為不如，四九年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已經把中華民族三千年的傳統文化攔腰斬斷，有正義感的讀書人已經被趕盡殺絕了，眼下重用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郭沫若……
老人聽罷，黯然不語。
今次我路過蔡先生的書店，隻見大門緊閉，給人“去年今日此門中”的惆悵，我默祈他老人家身體健康。
一路瀏覽，來到牯嶺街稍頭的“書香城”書店，進門看見兩大捆“傳記文學”，堆在一旁，約摸八十來本。我問主人價格，答曰，每本八十元。我粗略翻了一翻，因不是全套，也就放棄不戀。
“傳記文學”，是台灣一份知名的曆史文學月刊，由劉紹唐先生於一九六二年創辦，猶如大陸中央文史館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一樣，登載了許多自傳、評傳、年譜、回憶錄、名人日記、照片……不過內容比大陸出版的翔實可靠，因為它沒有經過有關單位的“政審”。我初來澳洲，僅管手頭拮據，但兩本雜誌是必買的，一本是“大成”另一本就是“傳記文學”，後來因有事回國，把這些書和字畫寄放朋友家中，回澳後屢次催討，久索不還，礙於臉麵，隻能徒呼何何。
於是收集全套“傳記文學”是我一大心願。
下午三時，我在羅旭彰和彭朝光兄的陪同下，準時來到天公府上。
天公偃臥榻上，因為不能起立迎接我而表示歉意。
一陣寒暄過後，他談起了對自己多年搜集資料和藏書的處置問題，說關於張大千的資料已經答應捐給羲之堂出版公司了，多年的藏書，前不久也給一家舊書店收去，說這話時，臉上露出一種無奈和不舍。
說罷，他在護理人員的攙扶下，帶領我們三人參觀他的書房。
書房裏書去架空，一片淩亂，從寫字台的積塵看，他已經好久沒有辦公了。
他痛惜地說：“書店的姐弟兩人，從這裏拉去了整整七車的書。”說著又輕輕地補充一句，“我老了，已經沒有時間讀這些書了。”
我聽罷頗為淒涼。
我掃視四周，隻見空曠的書櫥頂上，還孤零零的橫著一排全套的《傳記文學》。
我不由問：“這套書，書店怎麽沒有收去？”
他苦笑道：“書店老板說，店裏還有幾套存貨，沒有賣出去，所以不收了。”
我心頭一亮，真遇上了“人在燈火闌珊處”，便抑住欣喜問：“天公，你想要多少錢出讓……”
“不要錢，最好現在馬上有人拿走，我正擔心剩下的殘書沒人收拾。” 天公接口道。
“不行，無功不能受祿，您老開個價吧？”我不好意思道。
“什麽開價，你現在就拿走，我還要感謝你呢。”
幾經謙讓，我恭敬不如從命，接受了老人的饋贈。
他見我答應了，說：“這套書還缺幾本，是我查資料時，用後沒有及時放回原處，等我叫人找齊了，一同送給你。”
我接受了他的饋贈，使他鬆了口氣。他關切問：“你什麽時候來取書。”
在一旁的羅旭彰兄接口道：“現在就取。”
正是巧極了，我每到台北，總由羅旭彰兄開著一輛工具車，帶著我四處遊蕩，想不到眼下正好派上用處。
在一片道謝聲中，羅先生和彭先生幫我把書搬上車。
出得門，我囑咐羅先生，把車直接開往郵局，將書寄往我澳洲的“食薇齋”寓所，因為那裏沒有文化特務，可以自由治學。
一次偶爾的拜訪，想不到意外得到我追遂多年的全套《傳記文學》。我解釋不清是什麽因由，使我得到這份福報，莫非是我花幾十年的功夫研究張大千，是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在九泉牽線……莫非是佛陀說的“因緣”；莫非是……
我又想起了人生的無常，聚散的無奈，想當初天公為了收集這些書，一定花費了不少精力，和每個書籍愛好者一樣，集腋成裘，得之欣喜，甚至秘不示人，然而然而的一切，又墜入九九歸一的黑洞……
我想不出用什麽話來感謝天公的賞賜，在回澳洲的飛機上，我作了一首打油詩，聊作對天公的感謝吧——
我盼天公似彭公，八百高壽南山鬆，
我勸天公重抖擻，秉筆千秋寫大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