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painting 眾口：一致的欲望
有關當代藝術，一個簡單的問題，是什麽使得繪畫和雕塑從藝術的現場消失？而是由另外一些藝術形式占據了特權地位？
會有形形色色的回答，而我的提醒是，是因為它們能更好的“再現”全球化和虛擬化。當代藝術由“觀念”替代“形式”，是因為“藝術”需要有“跨越”空間的能力，因為觀念能無視空間的隔離。行為和裝置作品，雖然需要特定的位置；然而，它們的展覽或傳播在多數情況下就隻是視頻。
在過去，不同文化的藝術世界是不同的。在當代的變化是，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一個同一的藝壇（international artworld），它們在展示一種共同的藝術。影像的可重複性可以藐視任何距離使世界“變得更小”。並隨時可以穿透任何文化的界限。毫無疑問，現在存在 一個相互關聯的國際流程。由到處旅行的策展人施展著最大的影響，他們在不斷環球飛行的碟片中招標在四處遊牧的常客，並不斷注入擴充到全球係統的大型展覽、博物館和畫廊中。
當代藝術的同一性特征，這方麵的證據是雙年展。據保守的估計，全球至少有超過五十個，這就是說，平均每兩周就有一個地方的雙年展。毫無疑問，它促成 了全球口味的轉變。來自不同文化的藝術作品，今天得以並排站立，它們都在玩弄相同或相關的語言遊戲，在很大的程度上分享的是同一種傳統。如1999 年兩個華人藝術家在泰特現代藝術館噴泉的撒尿版本，顯然是1993年法國人皮埃爾（Pinoncelli）在尼姆（Nimes）噴泉撒尿的相同遊戲，兩者的姿態是在陳述一個共同的達達傳統。杜尚的影子似乎落在每一個方向，在孟買的Kala Ghoda藝術節，就有一塊稱為《羅浮》（The Loovre）的裝置，以四個排開的金銀色小便池來討論城市基礎設施的缺乏。訪問雙年展等大型跨國展覽的常見反應是：哪裏是繪畫和雕塑？最近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隻有一件繪畫和一個雕塑作品。依此類推，出席第五十一屆威尼斯雙年展的八位中國藝術家沒有一個展出繪畫或雕塑。同樣，來著台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的所有藝術家都避開了藝術的傳統形式。
一個無所遁形的問題是：這些全球秀表達的是關注文化的差異，還是展示千篇一律的形式或觀念。他們是打破了歐美中心，或是歐美本身在聚集所有的文化？或者，換一種說法，是不是文化差異或相對性的消失本身就是歐美的想法呢?
當代藝術從形式轉移到傳播過程。由電子邏輯提供同質化格式，即反轉了柏拉圖“模範優先於複製”的順序，同時又讓藝術回到了柏拉圖貶抑表象美感的時 代。這種“虛擬和現實”的“背反”過程是由電信科技、藝術家的實踐和藝術批評理論來共同構成和推進的。作為當代藝術的經典理論，在丹托（A. Danto）的“藝術終結論”裏，一方麵修正了藝術史的概念；另一方麵，又把藝術的概念等同於哲學。使藝術脫離曆史軌道，實際上是讓“意識”替代了不同傳統的曆史敘事。 讓藝術史家頭痛的“背反”悖論恰恰是在於，如何在不可寫的“曆史”上書寫可寫的“藝術”？又如何把不存在的“藝術”顯現在“存在”的“曆史”中？
作為由現實向虛擬世界轉換的一部分。藝術的終結也與當代政治經濟宏觀的種種“曆史終結”相關。正在壽終正寢的還包括了“意識形態”和“社會階 級”。當“終結理論”從當代西方文化內部生成之後，隨著全球化的腳步，迅速“介入”其他非西方文化時，必然經曆一個又一個“後發”的曆史性轉換過程。就如，全世界的藝術家們現在都在複述，闡釋一個同樣的藝術事實。
如果這就是陳丹青所推崇的“破局”，就如他客氣的給艾未未按上了一個奠基者的光環。但是，這種破局在中國的意義何在？
美學策略的挪用，是西方藝術向其他傳統短路輸送的有效方法。全球化文化的形成是由於“文化的外溢”，它有兩個方向，一是從經濟趨向於文化的運動，使 藝術融入商品經濟的洪流，以藝術品的價位來導引藝術的走向；另一個則是大資本對藝術和藝術家的注資，全球藝術的蓬勃發展是建立在跨國資金的讚助上，這種現象存在著一種比簡單的一對一讚助更深刻的關係。
艾未未在2010英國泰特美術館展出的一億顆陶製《葵花籽》，由全球第二大消費用品製造企業聯合利華（Unilever）提供4000萬元讚助，宣稱是“世界最昂貴的藝術”。瓜子是由“1600名女工曆時2年的純手工製作”，昂貴的不可思議。這樣的作品到底要“再現”什麽？除了瓜子對自由的向往，艾未未最實際的說法是：“它給1600名女工帶來了就業機會”，正是大資本在完美的全球化過程中最高尚的語言。然而，在泰特館的留言，觀眾最關心的是：它耗資多少？“中國製造！”，“奴隸勞動，難以置信，不禁想到工匠，她們是什麽樣的人，得到多少報酬？”
“葵花籽”所體現的，作品在闡釋上的“背反”現象正是當代藝術的特征，它就如全球化定義本身充滿的悖論，全球資本主義體係的物流分工給落後地區帶來了物質的進步，但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其嚴酷的權力和社會關係並不存在道義成分。
在今年2月15日的蘇富比當代藝術晚間拍賣，100千克艾未未的向日葵籽以349,250英鎊售出。這意味著所有的這 150噸葵花籽可賣出5億英鎊！艾未未的哥本哈根代理人Jens Farschou誇口說：“這個估價完全合理。”隨著落錘聲而來的，藝術家的滾滾財源，相較於與在含鉛粉塵中打磨瓜子的廉價血汗勞動，揭露的仍然是當代社會的核心問題：階級概念和經濟上的雇傭關係。
《葵花籽》的雇主立場引出的另一個有趣悖論：全球化藝術無可避免會再現的，恰恰是“虛擬社會”最願意刻意抹去的問題。這種自我批判和自我矛盾，牽涉到了當代藝術的虛擬本質。藝術家在掩飾的結構，在觀者看來恰恰是作品的主題。“個性自由”的瓜子與其中經濟剝削的事實，似乎隻是在等待藝術家自己來披露。
由此想到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的一個著名命題；“規定就是否定”。想象一下全球大資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當量。正因為是無限的，所以才是有限的。就如在華倫斯坦的“世界體係”概念中，資本主義經濟體係如果最終徹底的統治世界，這一天到來之時也就意味著它的消亡，因為這將使資本主義失去最後一塊產生利潤的餘地。如果“資本的唯一障礙是資本本身”，那麽，藝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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