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一蓑煙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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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9 李菁 三聯生活周刊

| 逍遙萬荷堂  ZT

一張長長的工作台擺在偌大的畫室中央,88歲的黃永玉左手拿著他那標誌性的大煙鬥,右手握著毛筆,不疾不緩地在台子上的宣紙上看似隨意地抹上幾筆。卻見寥寥數筆之後,幾隻神態各異的貓便躍然紙上。畫上的這些貓都是他的寵物,每一隻他都叫得上名字。

畫 室很靜,隻有他偶爾“吧嗒吧嗒”用力吸煙鬥的聲音。外麵,幾隻大狼狗在院子裏追逐嬉鬧,一見主人出來,個個爭著伸過腦袋蹭來蹭去,直到被主人親昵地拍了幾 下才肯心滿意足地離開。黃永玉曾笑言,當初就是為了這些體形龐大的外國狗,才托朋友在京郊買塊地蓋幾間房,沒想到越蓋越大,這兒也舍不得,那兒再添一間, 就成了現在這個占地6畝的大院落。黃永玉在院子裏圍了一個大水池,種上了他喜歡的荷花,其住所也取名“萬荷堂”,可惜還是乍暖還寒時分,未能有幸一睹接天 蓮葉的荷花映日盛開的場景。

“萬荷堂”鶴立雞群地矗立在小村莊裏,簡直成了遠近聞名的一處名勝,加之黃永玉的名氣, 經常會遭遇各種不速之客。那些外表凶悍的大狗們便派上了用場。老人笑著講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來了一個人坐下不走,拿了大紙給我,讓我給他畫畫。我說: ‘你走不走,不走?好。我兩隻狗就在那兒,這兩隻狗是受過訓練的。你就坐著,不要起來,不要摸,這樣你會很安全。如果你一動,它就對你不起了。’然後我走 了,到了後堂。兩個小時後,我處理完事過來,看見那個人果然坐在那一動不動。我問他怎麽樣,他說:‘我要屙尿。’我說:‘屙尿好啊!’我就讓工人拿上紙, 把他送出大門。從此他再也沒出現過。”

平素若沒有客人來訪,黃永玉一天的時間安排基本上很規律:上午寫小說,下午畫 畫。那部名為《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自傳體小說是一個持續了十幾年的“浩大工程”,最初發表在湖南長沙的《芙蓉》雜誌上,寫了20多萬字,還在他的4歲徘 徊;幾年前,小說轉移到了《收獲》雜誌上。二樓臥室的書桌上,放著一撂厚厚的稿紙,旁邊是一支頗有時代印跡的墨水筆。黃永玉戲稱自己“所有電器隻會用手電 筒”,所以無論小說還是散文,也還都是用這種傳統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寫”出來的。黃永玉剛剛完成今年5月刊的部分,已經開始寫7月的那期。“現在還沒 寫到西安事變呢!”他說。

 

黃永玉

 

黃 永玉最不喜歡別人提及一些諸如“意義”、“理想”之類的形而上的問題,果然如此。當被問到寫這樣一部小說的出發點是什麽,那些對湘西自然風景以及鄉土世俗 生活細致入微的描述,是否如一些評論所言,要完成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進史架構的小說”,黃永玉當即毫不猶豫地擺擺手:“我沒有那些很大的理想,我就 是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表達出來;也沒有為一種什麽‘偉大的意義’去嚐試,沒有。寫出來,朋友喜歡,就開心了。”寫作方式也隨心所欲,他說:“我連小說的 提綱都沒有,寫到哪兒就是哪兒,我就是用這種辦法試試看。”

既然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不難想象,寫作的大部分時間,都 是沉浸在一個悠長的回憶中。那些往事,無論快樂的還是不快樂的,都會抖落一身塵土,悄然襲上心頭。是否會有難過得寫不下去的時候?“有!有!!”他連連點 頭。可是用文字表達思想的奇妙快樂,又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快樂。“有的時候會在小說結構上遇到困難,會做大的調整,一天才寫三四行,突破了之後就很快樂。寫 作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它不是‘寫出一個結果’的快樂,而是進行期間的快樂。比如文字結構調整好了,就像對了一幅好對聯一樣。跟畫畫相比,寫小說自然是一件 投入大產出小的不劃算之事,於是有人不解:‘你寫小說,哪有畫一幅畫劃算?’怎麽能這麽講?”

黃永玉涉獵廣泛,在繪 畫、木刻、雕塑、散文、小說上麵的造詣也都有公論。可是若從他本人愛好來講,他的第一選擇還是文學。“我喜歡寫東西,比畫畫更喜歡,語言本身就讓我開心。 所以有的人問,你怎麽不請個秘書幫你整理?我幹嗎要請秘書?我又不是老革命——老革命找秘書講一遍,秘書用錄音機錄下來,整理一下就可以了。文學這個東 西,就是文字遊戲,要在文字上做一些推敲講究,實在是太好玩了!”

| 流浪生活

已經寫了60萬字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終於快寫到男主人公“狗狗”即將離開“朱雀城”了——回到75年前的生活現實,真實的故事就是13歲的黃永玉離開自己的故鄉,湖南鳳凰。

 

湘西小城鳳凰鎮,沈從文與黃永玉是這裏居民引以為自豪的兩位標誌性人物

 

1924 年8月9日,黃永玉出生於湖南常德。幾個月後,父母便將他帶回鳳凰,這個風景靈秀的湘西小鎮曾被其表叔沈從文無數次用文字傾心描摹過,而它也成了黃永玉一 生的印跡。父親黃玉書與母親楊光蕙都畢業於湖南省高師,是當時鳳凰第一對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夫婦。黃玉書樂觀豁達,溫和得近於軟弱;楊光蕙爽朗明快,剛強得 近乎激烈,這位早在1923年就參加了共產黨的女教育工作者,當年還以鳳凰縣宣傳部長的身份帶領民眾砸過廟裏的菩薩。身為長子的黃永玉自認性格更多像父 親,“不過激烈的時候又有點像母親”。

1937年夏天,無力撫養兒子的黃玉書,將黃永玉托付給即將赴廈門集美學院工 作的堂弟黃毓熙。這一次的告別,不但成了與父親的永訣——這對父子很快因戰火失去了聯係,1943年,黃玉書因病去世——也成了黃永玉後來漫長一生漂泊的 起點。13歲的少年黃永玉離開了父母的庇護,被迫早早地成長起來,麵對另一個社會。

少年黃永玉性格頑劣,絕不是一個 好學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集美兩年,留了5次級,49、50、51、52組,前後的同學就有幾百人”。但是這裏也為他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華僑陳嘉庚 創辦的集美學校,規模很大,學校有6層的圖書館,這裏是少年黃永玉的樂土。而酷愛閱讀的習慣,也由此養成。

因為在一 次集美學校學生與當地孩子的衝突中擔當了“主力”,挨了處分,剛滿15歲的黃永玉決定離開學校,從此開始了一個人的流浪。從福建山區小城德化瓷器小作坊裏 的小工,到泉州戰地服務團的美工,黃永玉學會了在社會上摸爬滾打。“我進入社會之後,周圍人一直對我很好,大概覺得這個孩子能吃苦,做人過得去。到哪裏給 人畫像,剪個影,人家都喜歡我。”

那時的黃永玉依舊不改其頑劣本性,渾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姿態。在泉州時, 其住所旁有一座廟,廟裏種著很多玉蘭花,有一天,黃永玉禁不住爬上樹去摘玉蘭花,被一個老和尚看見,叫他下來。跟老和尚說話時,少年氣盛的黃永玉一口一個 “老子怎麽樣”。老和尚溫和地問他:“你知道老子是誰嗎?”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後來才知道,這位聽他一口一個“老子”的老和尚,竟然 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師。這事後來被傳了出去,成為笑談。當“萬荷堂”建好後,黃永玉要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的時候,已經90多歲的呂正操打趣地說:“你 年輕時喜歡稱‘老子老子’的,幹脆就叫‘老子居’吧!”

黃永玉在動蕩不安的生活中度過了抗戰八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 的今天,“流浪”這個詞似乎被或多或少地賦予了些浪漫而傳奇的色彩,可是對少年黃永玉來說,這其實是一個極為艱辛的過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 它。”88歲的黃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幾十年前那個獨立闖蕩世界的自己。不過對那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也並不覺得苦,唯一的哲學就是“生存”。以至於某一年 他看到學校的一對夫妻吵架,還詫異不已:“都有飯吃,還打什麽?”

 

黃永玉在指導五歲女兒黑妮作畫

 

物質匱乏的年代,喜歡打獵的黃永玉經常靠打些野雞野兔來為家人補充營養(1962年)

 

不過粗糲的生活鑄造了他頑強的生命力,也為日後那個令人歎服的黃永玉打磨了雛形:他在小學任過教員,在劇團搞過舞美,在報社當過編輯,還幹過電影編輯。無師自通的木刻,風格鮮明而獨特,不僅成了他賴以謀生的法寶,還贏得了行家裏手的讚譽。

更 為難得的是,這一段艱難世事並沒有成為投射於他日後成長道路的陰影,相反,諸多前輩對他這個闖蕩大上海的年輕人的關愛和提攜,卻成了永駐心靈的一道溫暖陽 光。剛流浪到上海時的黃永玉名不見經傳。每個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發表一幅木刻畫才2~5元稿費。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歲的著名詩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 同一條街上,他激動萬分,便帶著十幾幅木刻畫去拜見臧克家。臧克家認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畫,說自己非常喜歡,想替他送去發表,臧克家隨即按照當時報刊的最高 稿酬標準,付給他稿費。後來,那十幾幅木刻畫絕大部分都沒能發表,但臧克家從沒在他麵前提過。

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 唐弢,那時是上海郵局的高級職員、部門領導,黃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郵局,唐弢無論有多忙,都會立即放下手頭的活,立即幫他處理稿費。唐弢還多次帶著黃永玉在 上海四處奔走,找到一些有錢人,然後讓黃永玉替他們畫像,好多掙一點錢。這也使得黃永玉對那個宏大的“政治”,有了很淳樸的理解:“我們不講什麽黨不黨, 他們就像我的叔叔伯伯一樣。這時候他們如果要我為了革命去死,我也會。”對這位年輕版畫家的關愛,自然有同屬於“左翼”文化戰線的政治色彩,但更多的,也 還是與那些文化人出自人性本質的善與美有關。

中華木刻協會的負責人李樺是讓他至今想起來仍很溫暖的一個人。“那時候 大家都很窮,窮到吃飯都是有了上一頓沒有下一頓,還要付房租錢,負擔很大。有一次李樺先生說:‘我請你看電影吧,一個很好的電影,叫做《幻想曲》。’我 說:‘好啊。’我們大概走了一二裏地,到了有軌電車站,然後他問:‘你有錢嗎?’我老老實實地說:‘沒有。’結果他說:‘好,那我們走吧。’那要走多遠 呢?我們一直走到外灘,然後到南京路再拐彎還往裏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戲院。原來他身上隻有一個人的車票錢了。可是即使那樣,他還來關心我……”

解放後,黃永玉與李樺又成了同事。“這麽好的一個先生,天真又純潔,對他人像小孩子一樣信任。”黃永玉記得,每到星期天,李樺就把自己家裏的門板卸下來做一張大桌子,然後給全國的木刻年輕人回信。“就像以前給我寫回信一樣,每個周末都是這樣,不是幾天、幾年,是幾十年。”

那 時候,身邊的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來還感喟不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麽幹淨純潔,我就在這種環境裏成長起來的。我們今天和他們相差十萬八千裏的 距離。那時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還有蕭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輩,都花時間為我的生活幫忙。現在這些對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樣的感情 對待別人。再說經曆了這麽多年,可以說是社會把我養大的。小時候人家對我這麽好,長大了怎麽能對別人不好?”

 

| 大雅寶故事

1953年,29歲的黃永玉帶著僅7個月大的兒子,舉家從香港回到北京。黃永玉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版畫係的一位老師。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員宿舍,在東城區大雅寶胡同甲二號。黃永玉於是與李苦禪、李可染、董希文這些現在聽起來如雷貫耳的大師們成了鄰居。

這些人當中,黃永玉跟李可染的交情最好。他後來在《比我老的老頭》裏寫下了諸多妙趣橫生的細節,令人忍俊不禁,有時又笑中帶淚。

有 一天,李可染帶黃永玉去見自己的老師齊白石老先生。老人見了生客,照例親自開了櫃門的鎖,取出兩碟待客的點心。一碟月餅,一碟帶殼的花生——這與路上李可 染提前交代給黃永玉的一模一樣。月餅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淺淺的一碟。不過,李可染也特地囑咐過:“都是壞了的,吃不得!”

“寒 暄就坐之後我遠遠注視這久已聞名的點心,發現剖開的月餅內有細微的小東西在活動;剝開的花生也隱約見到閃動著的蛛網。這是老人的規矩,禮數上的過程,倒並 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動起手來。天曉得那四分之一塊的月餅,是哪年哪月讓饞嘴的冒失客人幹掉的!”老人家住在四合院的北房,東房、西房和南房都是家人住在 那兒。一到晚上,老人就用鐵欄杆和鐵門把自己的房間鎖住,免得別人進來。

那一天,李可染為一臉興奮的黃永玉拍下了他 與齊白石的合影。當年的毛頭小夥如今也成了像齊白石一樣的“前輩”,接受各方人馬的簽名或合影要求。時至今日,他對老人也多了很多“同情式理解”:“老人 的一些習慣也是時代造成的。比如說他賣畫——其實他的畫,哪有我們今天的畫這樣賣的啊?有時候生活遇到困難,他就賣畫買醬油、換油、付工錢。給他管門的老 頭是個太監。有時候沒有錢給他了,老人家就畫張畫給他,那太監還不高興,說它不夠好,還要好一點。太監有很多齊白石的畫,有的人聽說後,就向那個太監買 畫。”

大雅寶胡同甲二號的故事很多,而黃永玉也是一位絕對的主角。那時的他幾乎是大雅寶胡同甲二號裏最受孩子們歡迎 的人。在孩子們眼裏,用今天的語言形容,這位從香港回來的叔叔簡直“酷”極了:家裏有個意大利手風琴,沒事就悠然自得地拉兩下;還有部電動的小車床,開關 一開,木頭就齊刷刷地被削成兩截。這位香港叔叔的好東西太多:雙筒獵槍、一個立體鏡……讓大雅寶胡同甲二號院子的孩子們羨慕得不得了。

“我愛人有一個花手絹,我拿棍子給它綁起來,當成引路旗,讓乖的孩子走前麵,坐有軌電車到西直門,然後步行到動物園。”童心未泯的黃永玉,也把孩子們帶得服服帖帖的。

曾 經安詳的小院也無可避免地被那場政治風暴吹襲。張仃的兒子張郎郎,在黃永玉的眼裏,善良有禮,有“一對信任的、鹿的眼睛”,可是卻因為組織地下文學沙龍 “太陽縱隊”而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入獄。張郎郎被手銬腳鐐地押到美術學院來批鬥,大會幾天後分組討論是否要槍斃他。同樣在槍斃名單裏的還有周巍峙與王 昆的兒子周七月。“難以忍受決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黃永玉一個人逃到了北海。

黃永玉猶記那一天還下著雪。進北海大門 沒走多遠,他就看到了王昆。王昆身旁跟著一個年輕人,黃永玉想這個陌生麵孔大概是來監視王昆的,所以擦肩而過之際彼此默默點了點頭,未敢多言。他低聲說了 句“保重”,王昆回了聲“謝謝”,便再無多言。“文革”結束後,黃永玉再見到王昆,才知道那天王昆也是“逃”到北海去的,身邊的年輕人是家裏保姆的兒子, 擔心她自殺,一路跟隨她。

“我那一天就是為了逃避討論他兒子槍不槍斃的問題,才跑到北海去的,沒想到一進門不遠就碰見她,相逢一瞬,真是百感交集,命運啊……”時隔幾十年憶及那一幕,老人仍感喟不已。

而 在那些孩子的情感記憶裏,黃永玉幾乎是他們的“真叔叔”。“文革”結束後,李可染的小兒子李庚到日本留學。臨行前,他過來看黃永玉,問有什麽話要囑咐。 “我告訴他,記住!千萬不要說你是李可染的兒子!”在漂泊中成長起來的黃永玉,也許更知道“獨立”的意義。即便李可染到了日本,也沒有去看自己的小兒子。 某一年,黃永玉到了日本。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個來自大阪的電話。聽到黃永玉的聲音,電話那端立即傳來了一陣抑製不住的大哭:“黃叔叔,來看我吧!”黃永玉 見到了一個躲開父親的遮蔽,艱難而又堅定地走自己路的李庚。那種關係結成的情感,也許難以用語言來形容。黃永玉也隻寫下寥寥數語:“我們混得太熟,太親, 想起來令人流淚。”

對黃永玉而言,在政治高壓的年代,這種人與人之間尚存的真誠情感,會成為他內心消弭政治高壓的一種力量源泉。

“文 革”之前,北京城的全部藝術家,包括夏衍、田漢等這樣的老資格,一共一兩千人,都被集中到一所學校學習。雖然被招待得很好,但是大家都很緊張。黃永玉和葉 淺予同住一個房間。葉淺予抗戰期間曾在重慶的“中美合作所”工作過。其實在“心理作戰部”工作的葉淺予從事的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畫漫畫,讓美國飛 虎隊的飛機投到淪陷區,展開抗戰宣傳。可是在後來的政治宣傳中,“中美合作所”幾乎成了十惡不赦的“魔窟”的代名詞,這讓葉淺予十分緊張。

“有 一次我們倆偷偷地講心裏話,他說:‘你是沒有什麽問題,我完了。’我說:‘你不會完。’他說:‘你不懂。’我說:‘我對你倒是有一個看法。我是不在乎的, 為什麽呢?我雖然會受苦,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很愛我、很想我;可是沒有人會想你,為什麽呢?因為你對人比較刻薄。你就同你幾個30年代的好朋友來往,所以沒 有人想你。’”

黃永玉就這樣直截了當地向葉淺予說了他的看法。他也不記得葉淺予當時的反應。“‘文革’結束之後,葉淺予開始同很多學生來往,也到很多地方去寫生,同以前不太一樣,我也不能完全說是我那句話的作用,但是我估計我的這個話是有力量的。”

| 別夢依稀

在 黃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從文是必被提及的一個人物。其實早在黃永玉出生之前,沈從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奮鬥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開始通 信,從此結下一生情誼,直到1988年沈從文去世。正是沈從文建議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為適合於藝術家的“永玉”,寄望他永遠光澤透明。

 

沈從文與黃永玉(攝於1950年)

沈 從文與黃永玉,是湘西小城鳳凰引以為自豪的兩位標誌性人物。“有一次,我在鳳凰的路上走著,有一個人一看見我,就叫:‘沈從文!’”想起這一插曲,黃永玉 大笑起來。雖然出自同一地域,但兩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這種性格在鳳凰來講比較少,像水一樣,很柔順,永遠不會往上爬。而我是比較典型的湘西人,從小靠 拳頭打天下。”

沈從文跟黃永玉說過的五個字讓他終生難忘:愛,憐憫,感恩。“他說一個人,第一是要充滿愛去對待別 人;第二,摔倒了爬起來,趕快走,別心疼摔倒的那個坑;第三,永遠抱住自己的業務不放。我自己的成長中,遇到多少對我好的老前輩,他們幫助我,所以要感 恩。而憐憫,是對待那些殘忍的人。”“文革”期間,沈從文在街上難得與黃永玉擦身而過,不到5秒鍾說了一句話:“要從容對待啊!”黃永玉後來寫下了很多關 於沈從文的文字,這兩個相差22歲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軌跡也映照了那一時代知識分子的艱難曆程。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 祺,後來也一度成為黃永玉來往最密切的朋友。闖蕩上海時,他們都還籍籍無名。彼時同為窮教書匠的黃永玉與汪曾祺便時常找在中興輪船公司工作的黃裳打發時 光。黃永玉後來寫了一篇《黃裳淺識》的文章,用他一貫的幽默回憶了這段時光。“我跟曾祺哪裏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 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隻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 永玉比汪曾祺小4歲,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鮮明的個性,總是令汪曾祺驚奇。黃永玉回憶汪曾祺時曾這樣說:“有時我們和黃裳三個人一起逛街,有時就我們倆,一起 在馬路上邊走邊聊。他喜歡聽我講故事,有時走著走著,因打岔,我忘了前麵講到哪裏了。他說:‘那我們走回去重新講。’多有意思。”

而 汪曾祺對黃永玉的木刻作品給予高度肯定和評價。他早在1951年就寫下這樣的話:“永玉的畫永遠是永玉的畫,他的畫永遠不是純‘職業的’畫。”這個在日後 的漫長歲月中得到了有力證明的評價,也顯示了汪曾祺獨特的藝術眼光。汪曾祺對黃永玉發自內心地讚美:“永玉是有豐富的生活的,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曆都是我 們無法夢見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記憶’,他對事物的多情的過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創作的源泉。”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黃永 玉)投資,我想絕不蝕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這個人特別聰明,他能夠一眼看到我畫畫的一些問題, 不是抽象,而是很具體地提出一些意見,所以我們兩個人在這方麵的語言很接近,就像是一個人的思想一樣。我的畫,隻有他一個人能講。”黃永玉寫了很多故人舊 事,但從來沒有為汪曾祺單獨寫下些什麽,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難寫!他這個人啊,可豐富了。我知道他很豐富,但是要往哪裏下筆又無從著手。”片刻,他 又加了一句,“還有呢,有一段時間我們離得比較遠了”。

“‘文革’開始後,汪曾祺被劇團抓了起來。他們單位派人來中 央美院審問我,問我和汪曾祺什麽關係,我說我們是朋友。他們說‘還是朋友!’就拿手裏的康樂球杆捅了我幾下。後來,他的才能在那個《沙家浜》得到另外的發 揮,發揮出來也讓我們高興。小孩子們很高興,在外麵總是說‘我們汪伯伯是寫《沙家浜》的’,興衝衝地要去看戲,可是找他都沒有機會了,也許是他太忙。”黃 永玉的回憶淡淡的,聽不出內心有什麽波瀾起伏。上海灘的那一對快樂青年,就這樣漸行漸遠。

“後來,‘四人幫’垮了, 他到我家裏來,可是,我們中間隔了太久,一下子讓我從哪兒講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紙寫的詩給我。可就是沒話可說,這個創口要慢慢地愈合。後來我也開始 忙了,然後越來越忙,又是給毛澤東紀念堂畫畫、又是美術家協會的事兒,哎,我也變得忙起來了。”

 

“文革”結束後再畫貓頭鷹《瞻仰》

1996 年冬天,黃永玉夫婦從香港回北京。有朋友為他開了一個龐大的歡迎宴會,第二天黃永玉又再請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來了很多人,包括黃家的那一幫,黃宗 英、黃宗江、黃宗洛,還有丁聰、馮亦代、王丹鳳,包括曾祺,這一幫老朋友都來了。”兩人見了,依舊沒有超過禮節性的深入交談。“當時他的臉都是暗黑色,喝 酒的緣故。他後來與另外一幫文藝界的年輕人來往,喝酒喝得厲害,把身體都喝壞了,真是可惜了。”

黃永玉沒想到,這是 他與汪曾祺的最後一麵。轉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黃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說:“女兒上樓來告訴我說,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沒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 了。我總是覺得他還太年輕,才不到80歲,真可惜,真可惜……”3個月後,京郊的那個“萬荷堂”修建完工,黃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 歎:“要是汪曾祺還活著該多好,可以把他接到萬荷堂多住幾天……”如果有那一天,他們之間應該不會再是“相顧無言”的尷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沒有悲哀過,不曉得為什麽,鬱風死了,黃苗子死了,丁聰死了,汪曾祺死了……一聽到消息,會停頓幾秒鍾,但沒有太多的悲哀,因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後呢,就開始感覺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記憶裏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點也不傷感。”

| 大浪淘沙

“你 們沒有經曆過流浪,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然後進大學讀書,畢業之後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從工廠出來的產品一樣。我們那一代人不是這樣的。沈從文就打過這 樣一個比方:我們這個大時代好像一個篩子,一個眼口很大的篩子,篩篩篩,好多人都被篩下去了,剩下幾個粗的,禁篩,沒有掉下去——我們是幸運的,漂泊了這 麽多的地方,都沒有死,經過多少你們很難想象的磨難,最後活下來……”

於是,和他一樣經受磨礪的那些人,以及他們一 共經曆的過去,如今在我們眼裏都成了一個個傳奇。黃永玉曾在香港《大公報》工作過一段時間。交遊甚廣的黃永玉與蕭乾、聶紺弩等人都結下深厚友情。與他在同 一間辦公室辦公的同事查良鏞,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金庸”。1998年,香港大學邀請黃永玉舉辦名為“流光五十年”的畫展,與這位昔日同事重逢。黃永玉脫 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電視台找黃永玉,請他談談金庸。“我說,查良鏞根本不適合寫武俠小說,他應 該幹別的事,他怎麽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

他的好友包括後來被稱為“風流才子”的香港詞作家黃霑。當年他正狼狽不 堪,與林燕妮鬧分手,又投資電影公司經營失敗,負債累累,弄得他無家可歸。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隻有黃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的方式非常特別:“失戀算什麽 呀,你要懂得失戀後的詩意!”黃霑一聽火冒三丈,大聲怒罵:“放狗屁!失戀得都想上吊了,還有什麽詩意?狗屁!”

“2004年,湖南電視台去香港采訪,還把黃霑叫到我的家裏來訪問。記者向他提起這件事,他說:‘對啊,別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黃永玉老大哥,寫詩安慰我。’”未料一周後,才63歲的黃霑就去世了。好玩的朋友又少了一個……

就像他會在失戀中尋找“詩意”來安慰黃霑一樣,不管時勢如何複雜多變,黃永玉總是以他獨特的人生哲學應對。就像那荒漠中奮力生長出來的植物,任環境惡劣,也毫無顧忌地展現自己的生命力。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買什麽東西都要憑票供應,黃永玉也不例外。可是他把全家的布票省下來,集中到一起,然後買了一塊很厚的布,幹嗎?做了一個帳篷!——這樣的主意恐怕隻有黃永玉想得出。

從此以後,星期天的時候就會看到黃永玉帶著妻子兒女,背著這頂特別的帳篷,到郊外露營去了。“‘文革’之前北京的治安很好,晚上在外麵過夜也很安全。今天到十三陵水庫那邊,明天到玉淵潭後麵,然後到櫻桃溝,哪裏都去過。”那麽苦的日子,也可以被他過得有滋有味。

在 政治那根弦一直緊繃的年代,他的舉止很快就招致“資產階級作風”的批評。關於這方麵,第二個證據是打獵。黃永玉有一把雙筒獵槍,周末時他就背著獵槍到京 郊,打些野雞野兔之類的,其實是想給家人補充點營養。“資產階級作風”的呼聲越來越高,引起一位延安時期很“左”的老幹部帶任務到黃永玉家裏來實地考察, 看看“資產階級”到底嚴重到什麽程度。“我家裏條件當然比他們差多了,老幹部看了看,說,‘其實你也不怎麽資產階級。可是為什麽大家就感覺到你是資產階級 呢?’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愛看外國書,也聽交響樂,又養狗,又打獵,他們認為我思想上‘資產階級’了。”

“其實哪個資產階級周末不在家裏好好地待著,非要去野外去挨凍或挨蚊子咬?打獵要步行,每一秒鍾都要觀察四周。所以一次經常要走70多裏的路,非常辛苦。資產階級願意這麽走嗎?他們沒有這種生活,所以才會有這種誤解。”

“文 革”期間,黃永玉一家被趕到一間簡陋的小房子裏。房子緊挨人家的牆,光線很差,白天都要開日光燈。“我就想,那我畫一個大窗吧!”於是一麵牆上多了一個兩 米多寬的大“窗戶”,燦爛的鮮花在“窗外”綻放,還有明亮的太陽,頓時滿屋生輝。有這樣的人生態度,也難怪他的作品既充滿天真稚氣,又洋溢著熱情豪放,總 是給人以溫暖的力量。

黃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頑強的力量,不認輸,不屈服,湘西人喜歡用“雄強”這個詞來形容這股子勁。

的 確,黃永玉又是“雄強”的。“文革”期間,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來揪鬥他。年輕的學生用皮帶頭劈劈啪啪地抽打他。黃永玉任他們打,就是一聲不吭,不 喊叫,不求饒,不掙紮,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仍然頑強地站著,心裏默數打下的鞭數。“我一閃都不閃,就讓他們打,他們打累了還讓我跪下再 打,其中一個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那一天還是黃永玉的生日。後來有人回憶此事說:“這真是一種震懾人心的雄強。”

“文 革”結束後,黃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兩個打他的人,“把他們收拾收拾”。黃永玉說了句:“算了,‘文革’的天底下,沒有一家逃得過災難,他們打了 我,他們的家還是不幸的,沒有一家逃得過的,你去打他幹什麽。”“那時候的孩子們瘋了,每一個人都瘋了。怪不得他們。”提及此事,黃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靜。

“文 革”結束後,在一次宴會上,黃永玉碰巧坐在了廖承誌旁邊。廖承誌問他:“你講講,你怎麽跟‘四人幫’鬥爭的?”黃永玉老老實實地回答:“我怎麽敢鬥爭呢? 我躲都來不及。但是我沒有求過饒。”廖承誌就說:“不求饒也算鬥爭。”黃永玉依然坦白對答:“我的政治頭腦也不是很明確清楚的,如果當時‘四人幫’喜歡了 我——比如江青喜歡了我,我也不曉得我會做多少壞事。幸好她沒有喜歡我。”“現在回想一生,人應該堅韌一點,不要動不動就難過,動不動就痛苦。”也就是在 最難的時候,他把當時最流行的政治語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對抗著扭曲的政治對人性的壓迫。

黃永玉經常感慨,自己的“曆史時期”怎麽那麽短?“像薩鎮冰,清朝就當官了,經過北洋軍閥、民國、抗戰、國民黨時期,又到了新中國,還當了人大代表;章士釗也跟他差不多,魯迅罵過,又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我們呢,經過抗戰、建國,怎麽就老了?”

時光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可是有的人被歲月銷蝕得棱角全無,平庸乏味,而有的人卻被打磨得更加鋒芒,雄渾有力,黃永玉無疑屬於後一種類型的典型代表。雖然被大時代大浪淘沙般磨礪的痛苦,又被幾人知。

“可 能是我們家鄉那邊的人天生是快樂的,但又是雄強愛鬥的吧。我們從小就看殺頭,對生死都看開了。最重要的一點是,任何時候我都看書。不管怎麽痛苦,有書陪 伴。一本書就是一個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響你。沒有書本為伴,恐怕這一輩子不會活到80多歲,還能夠快快活活的。”

“人 哪,幾十年來,有意思的生活少,沒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數。其實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樣,對待生活的態度不一樣,處理也不一樣。我 既不悲觀也不樂觀。活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對得起每一頓飯,更何況這是個這麽有意思的世界。能畫畫多好啊?老了也能畫,不像從事體育或音樂,老了 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畫很高興,還能賣錢。臨死前一天畫的畫也有人要。這種職業上哪去找?”

“如果說我這個人有 什麽特別一點的話,那就是我沒有恨,不像當時的政治提倡的那樣,要恨誰,我沒有。”黃老抽了一口煙鬥,陷入沉思,半晌又緩緩追了一句,“不是我為人寬容才 這樣,而是因為我在真實的生活裏麵發現,人同人的關係不是彼此憎恨的關係。再說,到今天也沒有空去恨,我有多少事情還來不及做、要趕快做。我現在都88歲 了,我這個小說的人物要寫到60歲,而現在才寫到十幾歲,怎麽來得及?我花時間去恨他們幹什麽?英國有一個思想家說:‘不要想到報仇,因為容易影響你的判 斷力。’老想著報仇影響你對生活的判斷力。”

除了北京的萬荷堂,鳳凰的玉氏山房外,黃永玉在香港和意大利也都有自己 的房子。黃永玉也從來不掩飾他對品質生活的追求。他喜歡車,上世紀80年代,還是在胡耀邦的特批下,他有了屬於自己的第一輛汽車——一輛日本原裝的尼桑小 跑車,這也是北京的第一輛私家車。喜歡飆車感覺的黃永玉還曾買過一艘橡皮摩托艇,得空找個地方,開得很快,就好像又回到了年輕的時候。最好玩的 是,2000年,建好了萬荷堂後,黃永玉竟然心血來潮地從德國買了一架馬車,有時候自己駕著馬車在通州辛莊萬荷堂外麵的公路上玩。如今紅色寶馬敞篷跑車、 保時捷敞篷跑車、路虎越野車、保時捷卡宴越野車以及紅色法拉利,都是他的私人“收藏”。

也因為此,高調、重物質、講排場,這樣的議論,在黃永玉的身邊也從未消失過。

“無 所謂別人怎麽評價,一點關係都沒有。”老人淡淡地揮了揮手,“這是小事情,沒什麽。人家要講的事情多了,講久了就不講了。我老是舉例,人生就像跑一場萬米 比賽。跑的過程可能姿勢並不好看,不會像跑100米那樣,動作那麽瀟灑有力。萬米賽最重要的是什麽?是完成!快一點當然更好。跑的過程有人說你動作難看, 那跑遠點,聽不見就好。你停下來,跟他說:我動作怎麽難看了,不是很漂亮嗎?——那你不成傻子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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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轉鐵! -江上一郎- 給 江上一郎 發送悄悄話 江上一郎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03/19/2014 postreply 1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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