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語王派
——關於二王書派的若幹尋繹途徑
楊非（中國書法藝術研究院藝委會委員 蘭亭雅集群主）
關於二王書派的尋繹，一直是中國書法獨立為藝術門類之後，亙古不變的話題。
從六朝到唐初，二王基本得到士大夫階層的認可，經貞觀（627—649）、開元（713—741）兩次大的搜集及零落，二王作品到北宋宣和（1119—1125）年間已所餘無多。當時，米芾所見王派真跡亦不過數十劄，良可歎也。待到元代大長公主所聚賢人雅士張雨、柯九思、馮子振之奎章閣，笈藏二王書帖亦不過數十件。
明清以降，二王真跡幾近絕跡，所見不過摹拓之作，多存於大賈良相之門第，終於康雍乾三朝歸乎紫禁城之內府。真跡日少，整個社會文人階層書藝日衰，帖學之式微，蓋與此息息相關。
二王書法的收藏，經過幾次大的變革，大體如下：
第一次：六朝時代。此時二王真跡共計數萬卷，且以真跡居多，梁時已出現不少贗品與偽作。公元554年，梁元帝兵敗江陵城下，焚燒古今圖書、古畫、二王法帖14萬卷。此次浩劫，耗時近200年的皇家收藏幾近燒盡。南朝宋·虞龢《論書表》：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宇，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
第二次：唐代。此時對二王書法的收集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貞觀年間和開元年間。貞觀時共收大王帖2290紙，經過武周末年的流散，到開元年間又重新進行了整理，略有增益（亦有說法稱貞觀所藏零落大半）。
唐韋述《敘書錄》則雲：“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禦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真偽。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鐵，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
第三次：宋代。宋分南北，宣和內府和紹興內府都對二王書法進行過分類與收集。其中以宣和內府最為詳細，有詳細的帖名，共計大王帖243紙，小王帖89紙。相對於唐代，幾乎劇減了十分之一。經過靖康之亂，金人鐵蹄踏遍中原，高宗趙構偏據臨安，紹興內府所收二王帖已廖廖無幾。
第四次：元明清。從1296年南宋崖山之亡殆至今日，整個社會對於二王的渴愛甚於前朝而無消減。二王真跡甚至摹拓本都寥若晨星，士大夫生平能見數件王帖，已誠惶誠恐，涕零不斷。清代康雍乾三世，耗時一百餘年，所收也不過《快雪時晴帖》《何如平安三帖》《遠宦帖》《遊目帖》《蘭亭序（摹本）》《萬歲通天帖》……細算下來，不過十數帖而已。從數萬卷到2290，再從243到十幾，一方麵痛心於吾國文物典章之淪喪，另一方麵反映出二王書法的金貴，已不足矣以國寶蓋之。
董其昌曾道：餘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謂逼古，…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王帖對董其昌震動之大，在他的《容台集》裏不止一次反複提及，聯想起元趙子昂在船中見獨孤長老本《定武蘭亭》所作之十三跋，可見後世二王書跡之不易見，非普通人可以望及。
那麽，二王書派的筆法尋繹應怎麽展開呢？本人拙議，宜從以下幾處著眼：
第一：唐摹墨跡。
唐摹本二王帖據考大概有三十餘帖，分藏於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美國。其中摹拓技藝較高的有大陸故宮藏《蘭亭序》諸摹本、遼博藏《萬歲通天帖》、天博藏《寒切帖》，台灣藏《遠宦帖》、《何如平安三帖》、《快雪時晴帖》、日本藏《喪亂三帖》、《孔侍中帖》、《遊目帖》（已毀），美國藏《行穰帖》，王獻之墨跡甚至連唐摹也幾無傳世，《鴨頭丸帖》爭議較大。
第二；諸家臨本。
臨本係列，以《蘭亭序》臨本較多，其餘像《中秋帖》《長風三帖》《飛鳥帖》《大道帖》《雨後帖》，基本為原作的臨本，可得結構之仿佛，精神方麵應相去較遠。自唐以後，曆代各家的臨本，亦各取一端，得二王神采的一斑。像《紹興米帖》中就存有米芾臨王羲之書，《西樓蘇帖》中存有蘇軾臨十七帖，元代趙子昂更有諸多臨王帖傳世，明清以降，諸多書家對二王書法的臨寫，亦可以起到啟發引導的功用。此處重點提一下日本所傳小野道風（亦有人稱為藤原行成）臨王羲之11帖，為國內諸集帖所無，極有參考價值；光明皇後所臨《樂毅論》，我已對比在《餘清齋本樂毅論》之前，當是高古的版本，對二王筆特別是三過折古法的研究，別有裨益。
第三；流派書風。
書家者流，喜歡某家，極力追之。像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武則天坐擁王帖2290紙，心又愛慕，朝夕臨摹，我一直深信他們的悟性不在米芾之下，存世的唐太宗《溫泉銘》《晉祠銘》，唐高宗《大唐紀功頌》《李貞武碑》《萬年宮銘》，武則天《升仙太子碑》，有意者可以將之與唐摹王帖及《懷仁集聖教序》作類比，真相畢現。
另外，像陸機《平複帖》王珣《伯遠帖》智永《千字文》孫過庭《書譜》賀知章《孝經》李懷琳《絕交書》都是極好的模範。由此形成的王派，以米芾、趙子昂、王鐸為代表，心摹手追，或體現了王字的中正平和，或者顯映了王字的俊逸跌宕，都可以看作通達王派的途徑。《淳化閣帖》及《大觀帖》的晉人書，雖摻有偽作，但亦有精品，作為與二王同時代的書家，無疑對晉代集體審美具有很好的探究。
第四；出土書品。
地不愛寶，人卻重之。清末及民初以來，敦煌、樓蘭、吐魯番、內地漢晉墓室都出土了相關時期的墨跡名品。像敦煌的四件臨王殘帖、樓蘭的《李柏文書》《濟白帖》、吐魯番的漢晉隸楷寫本、長沙走馬樓的吳簡、彬州的晉簡、毫縣的漢末曹氏宗族墓都在向人們一步步揭示晉人邁世之風和王派筆法的信息。
以下是一些相關對比，筆者之前作過大量勞作，限於篇幅，僅展示一斑，以饗諸位高友。
楊非於京華
201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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