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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5年夏，在我國文壇上就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所寫的《蘭亭序》真偽問題，進行了一場大辯論，此事起因與章士釗有莫大關係。
是年6月，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從王謝墓誌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之後《光明日報》作了轉載。該文認為，從當時南京出土的王謝墓誌（晉代）來看，《蘭亭序》失去了晉人慣用的帶有隸書筆意的筆法，因此斷定它不是晉代遺留下來的作品。其次，從文章的內容來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臨河序》的基礎上加工而寫成的。因為文章前半部描寫歡快之情，寫得很流暢，後半部突然悲痛起來，這與晉人達觀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徑庭，故值得懷疑。再者《蘭亭序》的開頭，“歲在癸醜”的“癸醜”兩字，也有問題，郭認為是後人加上去的。根據以上情由，郭推斷《蘭亭序》乃是一贗品，並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發表後，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看了，不以為然，於是寫了一篇《〈蘭亭序〉的真偽駁議》要與郭沫若爭論。該文的觀點認為，唐初各大書法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等都在學王帖，而唐太宗也酷愛王之書法，我們沒有理由否定唐初書法家的鑒別能力。其次，若以東晉書法當接近於隸書，而《蘭亭序》卻行書，因此就懷疑《蘭亭序》非晉人之作，這是方法論的錯誤。王字本身有發展過程，它脫胎於舊時代而又高於舊時代，向行書方麵發展，故能稱之為“書聖”，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從美學的觀點上看，《蘭亭序》書法、文思之瀟灑、飄逸，與東晉士族的風貌也相吻合。綜上所述，高文堅持《蘭亭序》仍為晉代王羲之手筆，並非後人之偽作，其論點與郭文針鋒相對。
高文寫好，寄出被退回，沒有哪家報刊敢於登載。原因是當時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年代，所反對者又是學術界之泰鬥，且郭文中又援引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的觀點為同調，這更是令人談虎色變的了！高在一籌莫展之時，想起了在重慶時的詩友、老前輩章士釗，而眼下又是他們文史館係統的中央文史館的館長，於是向他求教，把文稿寄給了章士釗。章看了高文，深表同情，並在來稿上略有改動，退回表示願意為之幫忙。第二次高二適將文章改好後，直寄章士釗並請他推薦給毛主席“評鑒”，求之“得以公表”。
章再次收到高文後，即於7月16日寫信給毛主席，向他推薦高文，並介紹了高二適的情況，希望能夠得到發表，章函雲：
潤公主席座右。茲有讀者江南高生二適，巍然一碩書也（按碩書字出《柳集》）。專攻章草，頗有發明，自作草也見功力。興酣時並窺得我公筆意，想公將自瀏覽而喜。此釗三十前論文小友，入此歲來已白發盈顛，年逾甲子矣。然猶篤誌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誌主帖學革命，該生翼翼著文駁之。釗兩度細核，覺論據都有來曆、非同隨言塗抹。郭公扛此大旗，想樂得天下勁敵而周旋之。（此論學也，百花齊放，知者皆應有言，郭公雅懷，定會體會國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誌， 惺惺相惜，此於章草內為同道。該生來書，欲得我公評鑒，得以公表，自承報國之具在此，其望雖奢，求卻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權下文治昌明之效，釗乃敢冒嚴威，遽行推薦。我公弘獎為懷，惟望酌量賜予處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綏
章士釗 謹狀
七月十六日
該生致釗書附呈，不須賜還。
毛澤東看過章的來信和所附高二適的文章後，次日即複函給章士釗說：“……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於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誌讚成高二適一文公諸於世。《柳文》上部，盼望寄來。”
同日，毛主席也給郭沫若發去了一信，內雲：
郭老：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複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頌安吉！並問立群同誌好。
毛澤東 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處。我複章信，請閱後退回。
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和支持下，《光明日報》和《文物》雜誌均先後刊載了高二適《〈蘭亭序〉的真偽駁議》一文和影印的手稿。郭沫若針對高文再次發表了《〈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文，與之辯論。爾後，高二適也再次寫了《〈蘭亭序〉真偽之再駁議》一文，回敬郭沫若。由於領導上的重視和鼓勵，在全國學術界很快呈現出了一片“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一霎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報刊均刊登了有關《蘭亭序》真偽的論文。當時參加爭論的學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龍潛、啟功、於碩、徐玉森、趙萬裏、史樹青、沈尹默、高承祚、嚴北溟等人。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流傳至今的晉代王羲之所寫的《蘭亭序》是真的還是後人之偽作。前者為肯定派，以高為首；後者為否定派，以郭為首。兩派爭論不休，因雙方都沒有充足證據，故此爭論，最後也沒有結論。
二
章士釗雖然沒有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但從他當時的行為及上毛主席書中推薦高之言詞看，顯然是支持高文觀點，而且還是比較積極的。他雖然沒有發表論文，但在當時編撰《柳文指要》書稿中，也寫一節《柳子厚之於蘭亭》一文，借柳宗元之口，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他說：“吾近治柳文，冀於《柳集》得所折衷，蓋子厚固書家也，而又精於鑒賞，凡魏、晉人之名跡，一見而斷定出於誰某，不爽毫發。”接著引《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中的話說：“蘭亭也，不遭右軍（即王羲之），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由此得出結論說：“子厚確認《蘭亭序》為右軍作，雖未明涉及書，而書手不可能疑及右軍以外之人，似不待論。”其次，他又引柳宗元《與呂恭論墓中石書》中的話說：“文章形狀，古今特異，今視古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由此又得出結論說：子厚《與呂恭書》，論墓中石書謬妄，即謂其書贗也，既子厚所見者贗，其他石書何嚐不可贗？這說明墓中石書，不可靠之例也，間接否定郭沫若有關南京出土之墓中石書也是靠不住的，於是說道：“今王興之，謝鯤諸誌，人一見而真，與子厚當年一見而贗，是否同一宏識真賞，吾愧無以董之。”並批評說：“如近日例，拘執新出二墓石為職誌，以一定萬，以偶冒常，似於論法為大蔽。”
章的觀點認為，今人將王、爨（音竄，姓也）二書說成截然兩體，各不相涉，從來書家並不作如是觀。蓋《蘭亭》使轉，每每含有隸意。近高二適專攻章草，善察筆勢，如醜作隸扁，世字隸草，並證此種字法不謬。由此可見，王、爨二體，有相對之融和，無絕對之限斷。
此爨體即指東晉及南朝時《爨寶子碑》與《爨龍顏碑》。其大意是指上麵的文字，仍保持有隸書筆意。但今之王體《蘭亭序》，卻是行書筆法，否定派認為二者不相融，有時代的差異。但章卻認為，不能絕然分開，這中間有過渡，“《蘭亭使轉》每每含有隸意”，並舉高二適書法專家之觀察，來證明此說不謬。
在這場爭論中，章士釗雖沒有直接參加辯論，但他的秘書王益之曾寫了一篇《〈蘭亭序〉真偽辯》寄到《光明日報》準備參加討論。文稿經過章過目，自不待言。其內容是為肯定派助威，略謂：《蘭亭序》不能同《爨寶子》、《爨龍顏》相比，書法家自有不同筆法，可以寫出兩種字帖，雲雲。王文寄出後，不久他又向報社打電話，稱有新材料需要補充，要求原稿退回，報社退還後，他又沒有下文了。據估計，可能是察覺爭論的風向有點不對勁了，所以才將稿子撤回來！
三
在此期間，《光明日報》記者曾多次采訪過章士釗。據主編穆欣回憶：“7月21日，章士釗曾對我報記者說：《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是一個大問題，會引起大家關注的。但是這一件事與政治無關，純粹是學術問題，可以讓大家寫文章進行研究和探討。昨天在機場歡迎李宗仁和在宴會上，兩次見到郭老，都談起這件事，郭老也說歡迎大家討論。”
章士釗認為，郭沫若是學術界的一麵大旗，但是膽子太大，高二適是專事研究章草的，功力很深。王益之寄給《光明日報》的文章章也讀過。
9月17日，章士釗又對《光明日報》記者說：我也有一篇文章（按：指《柳子厚之於蘭亭》），但是不好拿出來。一個原因是，我同郭老常見麵，不好意思傷感情。另一個原因是，最近聽到一些風聲，傳說章某在這次討論中，自己不出馬，指使高二適試探一下，在幕後搖旗呐喊。這使我感到此事一下又卷進了政治漩渦。而有次碰到郭老，他也對我說：“高二適文章寫得好嘛，但是為什麽要那樣生氣，對待《蘭亭序》像對待宗教一樣，不能動一點點。”這話使我警覺起來，這個問題現在不單純是學術問題了。
由此看來，章氏秘書抽回已經寄到報館的文稿顯非偶然，該同這裏所說的“風聲”不無關係吧！
綜上所述，可見當時章士釗在這次大辯論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同時也可看出其政論嗅覺很敏感。郭沫若上述之表態，不是沒有來頭的，據《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一書作者雲：“郭沫若看過康生8月17日的信，當天就把所寫的《〈駁議〉的商討》和《〈蘭亭序〉與老莊思想》兩篇文章的清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很快看完了清樣。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樣時寫信給郭沫若說：
8月17日信及大作兩篇清樣，均已收讀。文章極好。特別是找出趙之謙罵皇帝一段有力。看來，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代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聖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第一頁上有一點文字上的意見，是否如此，請酌定。
有了“是要準備對付的”這個話，所以郭對章之談話，與上次交談的語氣就大不一樣了。因此，章感覺“氣候”有所變化，故其秘書寄到《光明日報》的文稿，要求撤回，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管怎麽說，《蘭亭序》的爭論，還是以學術討論的調子正常進行。然而，正當這次辯論逐步走向深入之際。同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之後，關於《蘭亭序》之爭為之讓路，暫告一段落；人們的精力集中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麵去了。
（選自《縱橫》2003年第10期）
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
（郭沫若）
一、王興之夫婦墓誌
近年，在南京郊外及其近境出土了幾種東晉時代的墓誌。就中以《王興之夫婦墓誌》(圖版伍)與《謝鯤墓誌》(圖一)，最有史料價值。
《王興之夫婦墓誌》(圖四、五)，以今年(1965年)一月十九日出土於南京新民門外人台山，一石兩麵刻字。一麵的刻字是：君諱興之，字稚陋。琅耶臨沂都鄉南仁裏。征西大將軍行參軍，贛令。春秋卅一。鹹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於丹楊建康之白石，於先考散騎常侍、尚書左仆射、特進衛將軍、都亭肅侯墓之左。故刻石為識，藏之於墓。
長子閩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養第二伯。
次子鹹之。
次子預之。
另一麵的刻字是：命婦西河界休都鄉吉遷裏，宋氏名和之，字秦嬴，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於君柩之右。
父哲，字世俊，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野王公。弟延之，字興祖。襲封野王公。
興之雖未著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同誌們考證為王彬之子，是確切不可易的。《晉書》卷七十六《王彬傳》雲：‘彬字世儒，……與兄俱渡江。……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仆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彬是王正的第三子，其長兄為，次兄為曠。曠即王羲之的父親。王氏的原籍是琅琊臨沂，郡望既合，年代亦無不合。其他和石刻中所述有關‘先考’的爵位、官職、諡號，也都相符。
晉成帝鹹康六年為公元三四0年，興之年三十一歲，則當生於晉懷帝永嘉三年，公元三0九年。東晉以三一七年成立，他是在童年時代，隨著父兄南渡的。
王彬之子除彭之、彪之外，據《世說新語·人名譜》，尚有一人名翹之，曾任光祿大夫。今又有興之，足見王彬有子四人，而不是僅僅兩人了。‘征西大將軍’應是庾亮。《晉書·庾亮傳》：(成帝鹹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行參軍’者，據《隋書·百官誌》在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侯各大將軍之下都有行參軍，是比較低級的屬吏。左右衛、左右武侯各六人，左右武衛各八人。隋製蓋因襲晉製。
庾亮以鹹康六年正月卒，先於王興之之死半年以上。王興之蓋先為庾亮的行參軍，後升為贛縣縣令。贛縣在晉屬江州南康郡。
王羲之亦曾參庾亮軍，是則興之與羲之，不僅是從兄弟，而且還曾經共事。興之小羲之三歲。有人擬議：《興之夫婦墓誌》，可能是王羲之所書。考慮到羲之與興之的關係，更考慮到《興之墓誌》隻書名而不著姓，顯然是王家的親人自己寫的，王羲之為興之夫婦寫墓誌的擬議，看來不是毫無根據的。
然墓誌中稱謂是從寫作者的身分出發，如稱興之為‘君’，稱興之婦為‘命婦’。《興之墓誌》中稱王彬為‘先考’，可見寫墓誌的人是興之的胞兄弟，即當於彭之、彪之、翹之三人中求之。三人中究為那一人雖無法斷定，但墓誌非王羲之所書則是可以斷定的。
當然，先考的稱謂，有時隻就墓主的身份而言。如北魏元誘妻薛伯徽墓誌雲：‘先考授以禮經’(見《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一三八)，又唐呂岩詵撰張軫墓誌雲：‘先考漪朝散大夫箸作郎’(見《八瓊室金石補正》五十四卷29頁)，即其證。然在《興之婦墓誌》中，宋和之的亡父，卻隻稱為‘父’而不稱‘先考’，可見書屬墓誌者在稱謂上是有所區別的。故《興之墓誌》中之‘先考’，不僅單就興之而言，實表示書屬墓誌者與王彬亦有父子關係。
建康即今之南京，在晉屬丹陽郡。原名秣陵，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所置。孫權改為建業。晉武帝時複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後避湣帝諱，改稱建康。《晉書·職官誌》：‘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司掌規諫，不典事。……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為中常侍，後遂止，常為顯職。’ ‘仆射，服秩印綬與〔尚書〕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邰為尚書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恒。置二，則為左右仆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仆射。〔尚書〕令缺，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缺，則置尚書仆射以主左事。’
又‘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看來是官上加官的意思。衛將軍有左右，職位頗高。
根據《晉書·王彬傳》的敘述看來，王彬是以尚書左仆射為本官，特進衛將軍和散騎常侍都是死後的官上加官。王彬的地位在當時是相當顯要的。
‘長子閩之。女字稚容’。
‘次子嗣之，出養第二伯’。關於‘第二伯’的問題，南京文管會的同誌們有獨到的見解。他們注意到《世說新語·輕詆篇》中的一項重要資料。‘王右軍在南，丞相(王導)與書，每歎子侄不令。雲：虎豚、虎犢，還其所如(還象個樣子)。’此下注雲：
‘虎豚，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琊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
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文管會來函雲：‘考注中彪之為彭之第三弟，又字叔虎，如版本無誤，彭之尚有一第二弟。抑即翹之，或另有其人，早卒或無後，故以嗣之過繼。’這說法是正確的。版本可無問題，日本金澤文庫藏宋本、四庫叢刊影印明本均作‘第三弟’。我意，翹之當即第二弟，興之則是第四。此可補《晉書·王彬傳》的簡略。又王彪之長興之五歲，活到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三七七年)，年七十三，後於興之之死三十七年。他有兩個兒子，曰越之，曰臨之(見《晉書·本傳》)。
王興之的嶽父宋哲，名見《晉書·元帝紀》：‘建武元年(公元三一七)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他是來傳達晉湣帝遺詔，要當時的琅琊王司馬睿即帝位的。
所以宋哲是所謂輔命之臣。晉時的將軍本分四級，曰征，曰鎮，曰安，曰平；東西南北都有。宋哲當時為平東將軍，可見是第四級。後來升了官，晉封公爵，但《晉書》中無傳。其子宋延之亦無傳。
《晉書·職官誌》雲：‘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今考宋哲以‘使持節’冠於中外諸官職之上，其權重殆幾乎和王導相等。《晉書》何以不為立傳?殊覺可異。
二、謝鯤墓誌
謝鯤墓誌(圖二)，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出土於南京中華門外戚家山殘墓中。文凡四行，橫腰被推土機挖去數字，但大抵可以意補。其文如下：
晉故豫章內史，陳〔國〕陽夏，謝鯤幼輿，以泰寧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縣石子崗，在陽大家墓東北〔四〕丈。妻中山劉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廣幼臨。舊墓在熒陽。
謝鯤，石刻作謝（角昆），鯤字變從角作，乃訛字。鰥字亦有從角作者。碑刻中這樣偏旁訛誤字多見，如竹頭變作草頭，示旁變作禾旁，雙人旁與單人旁互易，日字旁與目字旁互易，等等，舉不勝舉。謝鯤是東晉初年的名士。《晉書》卷四十九《謝鯤傳》雲：‘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避地於豫章。……以討杜?功，封鹹亭侯。’
大將軍王敦要背叛當時的朝廷時，他曾經婉諫。
其後，謝鯤赴豫章郡太守任。史稱其‘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追贈太常，諡曰康。’
他是王衍的四友之一。《晉書·王澄傳》‘時王敦、謝鯤、庾、阮修，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
其子謝尚及從子謝安等《晉書》中均有傳。
《謝尚傳》：‘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謝〕鯤之子也。……十餘歲遭父憂。’
《謝安傳》：‘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此《晉書》中之裒，即石刻中之褒。
《晉書》稱‘豫章太守’，《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所引《晉陽秋》也同樣稱‘豫章太守’，但石刻則作‘豫章內史’。考《晉書·職官誌》：‘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又雲‘王，改太守為內史’。太守與內史，職權相同，隻是名稱上有點差別而已。但豫章郡不屬於王國，而太守卻也可以稱為內史，可見到了東晉，連這點稱謂上的小差別都在無形中消失了。
《世說新語·人名譜》中有《陳國陽夏謝氏譜》，謝鯤列於第二世，其弟有裒而無廣。關於謝裒的敘述如下：
‘裒，衡子，字幼儒。太常卿，吏部尚書。’
據石刻，謝鯤‘以太寧元年(公元三二三年)十一月廿八亡’，逆推四十三年，可知鯤生於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他是西晉初年的人，經曆了永嘉南渡，而屬於所謂‘渡江名士’之流。
太寧元年在南渡後僅僅七年，當時的名士們不用說是還想恢複中原的。有名的‘新亭對泣’的故事，值得在這兒引用一下：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借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導)愀然亮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世說新語·言語篇》)這很鮮明地表達了‘渡江名士’們的心境。這同一心境，在這《謝鯤墓誌》裏也表達出來了。所謂‘假葬建康縣石子岡’，所謂‘舊墓在熒陽’，都是沒有忘記還要‘克複神州’的。南宋陸遊辭世時的詩句，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語，這同樣的遺憾，盡管謝鯤如何曠達，恐怕在彌留時也在腦子裏麵縈回過的。暫時埋在南方，將來還要歸葬於‘舊墓’。這個希望雖然落了空，但《墓誌》卻在今天重見天日，這在謝鯤倒是意想不到的幸運了。
‘石子崗’見《三國誌·吳誌·諸葛恪傳》，言‘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崗。葬者依焉’。《世說新語·言語篇》‘高座道人不作漢語’條下劉孝標注引《塔寺記》：‘屍黎密(西域人)，塚曰高座，在石子崗，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又《陳書·任忠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
‘陽大家’即陽大姑，古音家與姑通。《爾雅·釋親》‘父之姊妹為姑’。準《興之墓誌》稱：‘葬於先考墓之左’，又準同時代的顏含後人之墓集中埋葬於南京老虎山南麓(詳見下)，可以推定此人可能是謝鯤之姐，南渡後死於江左。有的同誌不同意這個意見，認為‘陽大家’非謝氏族人，乃原葬在石子崗者，證據是《世說新語·傷逝篇》有衛?以永嘉六年喪的記載，注雲：‘永嘉流人名曰?，以六年六月廿日
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
今案許徵與衛?的關係，注中並未說明。在我看來，兩人可能非親即友。朋友，在舊時是五倫之一，並不是毫無關係的。但‘陽大家’究竟是否謝鯤之姐，我隻說是‘可能’，並未斷定。希望‘陽大家’之墓將來也有被發現的一天。
謝鯤的妻是‘中山劉氏’，可能和劉琨有些瓜葛。《晉書·劉琨傳》：‘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
謝鯤有子二人，長子早沒。次子即謝尚。《晉書·謝尚傳》稱：尚‘七歲喪兄，哀痛過禮，親戚異之。’‘善音樂，博綜眾藝。’‘襲父爵鹹亭侯。’‘永和中，拜尚書仆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仆射如故，鎮曆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後留京師，署仆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並四州’諸軍事。病卒，年五十，無子。史稱東晉有鍾石之樂是由謝尚創始的。
謝裒有六子，奕、據、安、萬、石、鐵；安最有名。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三八三年)前秦苻堅進攻東晉，號稱百萬之眾。謝安被任為征討大都督。後擊敗苻堅於肥水，這是曆史上有名的肥水之戰。戰勝後，謝安‘以總統功進拜太保’。繼複自請北征，遂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並、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真是顯赫無比了。但他的北伐並沒有成功。卒時年六十六。
三、由墓誌說到書法
一九五八年，在南京挹江門外老虎山南麓，發掘過四座東晉墓，都是顏姓一家的。(詳見《考古》一九五九年六期《南京老虎山晉墓》。)其中一號墓出土了一種磚刻的墓誌，其文為：
‘琅耶顏謙婦劉氏，年三十四。以晉永和元年七月廿日亡，九月葬。’(圖三)顏謙見《晉書·顏含傳》，他是顏含的第二子。顏含被列入《孝友傳》中，是‘琅耶莘(縣)人’，為人厭惡浮偽，不信卜筮，反對權豪。雖官至右光祿大夫，而生活樸素，為世所重。‘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這樣的人，在崇尚浮華的東晉當年，是別具風格的。
顏含有三個兒子，長子名髦，次子名謙，第三子名約。據說三人‘並有聲譽’。長子做過黃門郎，侍中和光祿大夫。次子顏謙官至安成太守，安成郡在今江西新喻和湖南萍鄉一帶。第三子做過零陵太守。老虎山三號晉墓出土了一個石章，曰‘零陵太守章’，那便是顏約的官章了。
老虎山二號晉墓中出銅章一，六麵刻字，乃顏綝字文和之墓。綝乃約之子，見《金陵通傳》。四號墓中亦出一銅印，形製全同，也六麵刻字，乃顏鎮之之墓。鎮之無可考，與綝殆屬於兄弟行。
晉人喜以硯殉葬，顏家四墓中共出硯六枚，陶硯四，瓷硯、石硯各一。並有墨出土，經化驗，其中有的成分與現代墨同，是值得注意的。
顏謙婦劉氏墓出土物中有一陶硯，灰色，圓形，三足。考晉初左太衝之妹左棻?，(《左棻墓誌》早年出土，文獻上誤棻為芳，芳乃左太衝長女名，見《左棻墓誌》，不可混。)是有名的才女；謝安的侄女，王羲之的媳婦、王凝之之妻謝道韞，同樣有才名；王羲之向她學過書法的衛夫人茂猗更是有名的書家；可見當時的婦女很留心翰墨。
此外在鎮江市東郊還出土了一種《劉墓誌》(詳見《考古》一九六四年第五期《鎮江市東晉劉墓的清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鎮江市磚瓦廠在市南郊取土，發現了一座古墓。一九六三年二月，市博物館進行發掘，出土瓷器十數件，三足青瓷硯一件，三足黑陶硯一件，磚刻墓誌兩方。墓誌磚麵塗以黑漆，甚堅實。正反兩麵均刻字，兩磚文字相同。其文為：‘東海郡郯縣都鄉容丘裏劉，年廿九，字彥成。晉故升平元年十二月七日亡。’(圖六、七)升平元年是晉穆帝即位後第十三年。舊曆既屆十二月，在公元則當為三五八年。
劉事跡，不詳。
以上幾種墓誌的年代先後，列表如下：
謝鯤墓誌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三二三年
興之墓誌晉成帝鹹康七年公元三四一年
顏劉氏墓誌晉穆帝永和元年公元三四五年
興之婦墓誌晉穆帝永和四年公元三四八年
劉墓誌晉穆帝升平元年公元三五八年
五種墓誌隻是三十五年間的東西。以《興之夫婦墓誌》來說，二人之死雖然相隔了八年，但墓誌是一個人寫的。在這兒卻提出了一個書法上的問題，那就是在東晉初年的三十幾年間，就這些墓誌看來，基本上還是隸書的體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隻有《顏劉氏墓誌》中有些字有後來的楷書筆意。這對於傳世東晉字帖，特別是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提出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王羲之和王興之是兄弟輩，他和謝尚、謝安也是親密的朋友，而《蘭亭序》寫作於‘永和九年’，後於王興之婦宋和之之死僅五年，後於顏劉氏之死僅八年，而文字的體段卻相隔天淵。《蘭亭序》的筆法，和唐以後的楷法是一致的，把兩漢以來的隸書筆意失掉了。
舊說王羲之以三十三歲時寫《蘭亭序》，其實‘永和九年’時王羲之已四十七歲(據清人魯一同《右軍年譜》)。這可作為舊說不盡可靠的一個旁證。王羲之自來被奉為‘書聖’，《蘭亭序》被認為法帖第一。但《蘭亭序》的筆法和北朝碑刻懸異，早就有人懷疑。固守傳統意見的人，認為南朝與北朝的風習不同，故書法亦有懸異。後來知道和南朝的碑刻也大有徑庭，於是又有人說，碑刻和尺牘之類的性質不同，一趨凝重，一偏瀟灑，也不能相提並論。因此，書家中分為南派與北派，或者帖學派與碑學派，問題懸而未決。
其實存世晉陸機《平複帖》墨跡與前涼李柏的《書疏稿》，都是行草書；一南一北，極相類似。還有南朝和北朝的寫經字體，兩者也都富有隸書筆意。這些都和《蘭亭序》書法大有時代性的懸隔。碑刻與尺牘的對立，北派與南派的對立，都是不能成立的。現在由於上述幾種南朝墓誌的出土，與王羲之的年代是相同的，就中如《顏劉氏墓誌》還帶有行書的味道，而書法也相懸隔。東晉字帖，特別是《蘭亭序》的可靠性問題，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來了。
東晉字帖的種類相當多，沒有工夫一件一件地加以論列，我現在隻想就《蘭亭序》
的可靠性來敘述我的見解。
四、《蘭亭序》的真偽
《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
首先有人注意到《蘭亭序》一文為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所未收入。因而有人推論到所以未被收入的原因。《蘭亭考》卷七引陳謙說：‘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也有人說是因為《蘭亭》文字有語病，如雲‘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陳虛中說)。又如‘絲竹管弦’亦重複(絲竹即管弦)，故不入《選》(陳正敏說)。以上二陳說見《蘭亭考》卷八引《山樵夜話》。但也有人為‘天朗氣清’辯護的，以為‘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蘭亭考》卷八引王得臣《麈史》所引或說，王得臣本人卻是同意二陳說的。)
這些懷疑和解說，不能說沒有見地，但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核心。事實上《蘭亭序》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這到清朝末年的光緒十五年(公元1889年)才被廣東順德人李文田點破了。他的說法見汪中舊藏《定武蘭亭》後的跋文。汪中藏本後歸清金石學家端方收藏，李的跋文就是應端方之請而寫的。他的議論頗精辟，雖然距今已七十五年，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這篇文章的。我現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整抄在下邊。
唐人稱《蘭亭》自劉餗《隋唐嘉話》始矣。嗣此，何延之撰《蘭亭記》，述蕭翼賺《蘭亭》事，如目睹。今此記在《太平廣記》中。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後之跡也。按《世說新語·企羨篇》劉孝標注引王右軍此文，稱曰《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後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蘭亭》也。可疑一也。《世說》雲人以右軍《蘭亭》擬石季倫《金穀》，右軍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擬《金穀序》也。今考《金穀序》文甚短，與《世說》注所引《臨河序》篇幅相應。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與’以下多無數字。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不知其與《金穀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謂《世說》注所引或經刪節，原不能比照右軍文集之詳，然‘錄其所述’之下，《世說》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此又其與右軍本集不相應之一確證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則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後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於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然則《定武》雖佳，蓋足以與昭陵諸碑伯仲而已，隋唐間之佳書，不必右軍筆也。往讀汪容甫先生《述學》有此帖跋語，今始見此帖，亦足以驚心動魄。然予跋足以助趙文學之論，惜諸君不見我也。
這跋文的臨末處所說的‘趙文學’是趙魏，其說見汪中跋文之一。
吾友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於金石之學。文學語編修雲：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於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
趙魏是乾隆年間人，比李文田要早一百年左右，他的見解和李的意見比起來是有些距離的。趙隻是從書法上立論，而疑是‘唐人臨本’，或‘傳摹失真’，李則根本否定了《蘭亭序》這篇文章，真正是如他所說的‘文尚難信，何有於字’了。
最近也還有人不相信李文田的說法。有人說：王羲之寫《蘭亭序》，在書法上不妨發揮他的獨創性。又有人說：篆書和隸書是有傳統曆史的官書，王羲之所寫的行書和真書是當時的新體字，還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唐初才被公認，才見於碑刻；南北朝人寫經字體之有隸意者，也含有鄭重其事之意。這些說法，首先是肯定著《蘭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章，在這個前提之下，對於《蘭亭序》的書法加以辯護的。因此，我認為還有必要進一步來研究這個前提：《蘭亭序》這篇文章，到底是真是偽。
五、依托說的補充證據
為了把問題敘述得明白易曉起見，我現在把王羲之的《臨河序》和傳世《蘭亭序》，比並著寫在下邊。
《臨河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
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
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
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
《蘭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醜，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
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
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
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
若合一契，未嚐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
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
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這樣一對照著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蘭亭序》是在《臨河序》的基礎之上加以刪改、移易、擴大而成的。‘天朗氣清’與‘絲竹管弦’為《臨河序》所固有。暮春時節，偶有一天‘天朗氣清’是說得過去的。‘絲竹管弦’連文見《漢書·張禹傳》，‘禹性習知音聲，……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蘭亭考》卷八引《山樵夜話》。)可見王羲之亦有所本。至於《蘭亭序》所增添的‘夫人之相與’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實在是大有問題。王羲之是和他的朋友子侄等於三月三日遊春，大家高高興興地在飲酒賦詩。詩做成了的，有十一個人做了兩篇，有十五個人做了一篇；有十六個人沒有做成。凡所做的詩都留存下來了。唐代大書家柳公權還書寫了一通，墨跡於今猶存。在這些詩中隻有穎川庾蘊的一首五言四句有點消極的意味，他的詩是：‘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雲樂，多斃理自因。’雖消極而頗達觀。但其他二十五人的詩都是樂觀的，一點也沒有悲觀的氣息。我隻把王羲之的兩首抄在下邊。
(一)‘代謝鱗次，忽焉已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
(二)‘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眺望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崖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此據唐人陸柬之墨跡《蘭亭詩》五首之二，柳公權墨跡無首二句，文字上有小異。其他典籍上所載者均於文字上小有不同。)
就這兩首詩看來，絲毫也看不出有悲觀的氣氛--第一首末句‘散懷一丘’是說大家在一座小丘上消遣，這和《臨河序》的情調是完全合拍的。即使說樂極可以生悲，詩與文也可以不必一致，但《蘭亭序》卻悲得太沒有道理。既沒有新亭對泣諸君子的‘山河之異’之感，更不適合乎王羲之的性格。《世說新語·言語篇》中有下述一段故事：
王右軍(羲之)與謝太傅(安)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誌。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此故事亦見《晉書·謝安傳》。)
請把這段故事和傳世《蘭亭序》對比一下吧，那情趣不是完全象兩個人嗎?王羲之的性格是相當倔強的，《晉書·本傳》說他‘以骨鯁稱’。他自己是以憂國憂民的誌士自居的。他致殷浩書有雲，‘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又他諫止殷浩北伐書，痛斥當時的吏政腐敗，他要‘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
又說‘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複日矣!’階級立場限製了他，他沒有雄心以陳勝、吳廣自任，而是怕陳勝、吳廣起事。但盡管這樣，總比那些‘割剝遺黎’者要稍勝一籌。他雖然也相信五鬥米教，常服藥石，這是當時統治階級的通習，並不是他個人有意遁世。他後來同王述鬧意氣，悲憤誓墓，永絕‘貪冒苟進’。這也並不表明他的消極，不，倒是相反。他是在罵王述之流‘貪冒苟進’，而不願同流合汙。王羲之的性格，就是這樣倔強自負，他決不至於象傳世《蘭亭序》中所說的那樣，為了‘修短隨化，終期於盡’，而‘悲夫’‘痛哉’起來。
但這一大段文字也有它的母胎。會稽山陰同遊者之一人孫綽有《蘭亭後敘》，其中有這樣的幾句：
樂與時過，悲亦係之。往複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複陳矣。這就是‘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不勝今昔之感的藍本。但這倒真是兩個人的感情了，不能夠信手地‘合二而一’。
六、依托於何時?
然則，《蘭亭序》當依托於何時?
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梁代是不會有的，因為梁人劉孝標並沒有見過，他所見到的是《臨河序》。《晉書》是唐太宗的‘禦撰’，《王羲之傳》中已經有《蘭亭序》，那麽這篇文章必依托於唐代以前。梁與唐之間相距六十餘年，這就是依托的相對年代。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跡不用說也是假的了。說到《蘭亭序》墨跡的劉餗《隋唐嘉話》和何延之《蘭亭記》，李文田以為劉在先，何在後，不知何所據。今考劉書稱唐玄宗為‘今上’，又有‘開元始年’、‘開元中年’等字樣。開元凡三十年，所謂‘中年’必須指十五年前後。而且必須在開元以後始能對開元年間分別出始、中、晚。那麽，劉書當是在天寶年間撰述的。再據唐人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中所收錄的何延之《蘭亭記》，末尾處卻有‘仆，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的自白--此語為《太平廣記》所刪節。看來，何記是先於劉書的，盡管二人可能是年歲相同的人。
何延之的《蘭亭記》敘述得十分離奇。他說《蘭亭序》的墨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這不用說是指偽造的《蘭亭》了。又說‘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募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辯才處’。從此便想盡辦法誘取《蘭亭》，而辯才卻始終推說經亂散失，不知所在。後來房玄齡推薦監察禦史蕭翼去騙取，費盡了苦心，終於騙到了手。太宗高興得了不得，對於房玄齡、蕭翼、辯才都給了很重的賞賜。並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拓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要死的時候，他向高宗耳語：‘吾欲將所得《蘭亭》去’。於是《蘭亭序》的真跡便被葬入了昭陵。
這完全是虛構的小說!宋人王銍早就表示了懷疑。他說，‘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殘老僧敢吝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台臣亦輕信之，何耶?’(《蘭亭考》卷八引。)這駁斥得很有道理。但特別離奇的還有太宗與高宗的耳語!太宗要以《蘭亭》陪葬，何必向他兒子乞討?父子之間的耳語又是誰偷聽來的?真真是莫須有的妄擬了!
劉餗所述的經過卻又大有不同。劉說不甚長，不妨把他的全文抄在下邊：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案即後來的隋煬帝)，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拓，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劉與何的說法大相懸異，但劉文比起何記來較為翔實。在這裏，騙取的花樣沒有了，耳語沒有了，僧辯才的抗命也沒有了。王銍是相信劉說的。他說，‘劉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己任，於是正文字尤審。’薑夔也曾經把劉何兩人的不同處對比過，他還提到‘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唯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蘭亭考》卷三引。)薑是有識見的，但他同樣是深信《蘭亭》的人，故隻把問題提出，沒有窮追到底。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蘭亭序》是梁以後人依托的，梁武帝當然不會見到。其實在梁武帝當時，連他所見到的鍾王真跡已經就少得可憐了。我們請注意一下《法書要錄》卷二所收的梁武帝與陶宏景之間往來論書的書簡吧。我隻摘錄幾條在下邊，以供舉一反三之便。
梁：‘《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太師箴》小複方媚，筆力過嫩，書體
乖異。’
陶：‘逸少(王)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謬襲《古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
梁：‘鍾(繇)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
陶：‘世論鹹雲“江東無複鍾跡”，常以歎息。’
這可表明：在梁武帝時，鍾王的真跡已經寥如晨星，而依托臨摹的風氣卻已盛極一時。梁人虞和《論書表》(見《法書要錄》卷二)說到晉宋人偽造大小二王書的情況，如‘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等。說得非常具體。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梁代的書畫典籍，在梁元帝承聖三年十二月(公元555年)還遭了一次大劫。那就是西魏的於謹攻陷了江陵(當時梁的首都)，‘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於謹等於煨燼之中收其書畫四千餘軸歸於長安。故顏之推《觀我生賦》雲“人民百萬而囚虜，書史千兩(輛)而煙揚。史籍以來，未之有也。普天之下，斯文喪矣”’。(見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一《敘畫之興廢》。)二十四萬卷的數目或作‘七萬’，或作‘十四萬’，或作‘十餘萬’。古人一卷如今人一冊，二十四萬不算太多，‘七萬’或‘十四萬’卻嫌太少。經過這一浩劫，梁武帝所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究竟還保留多少，是無法肯定的。
到了唐初，時代又相隔了一百多年。中間由於喪亂，書畫還繼續有所損失。然由於朝廷的獎勵收購，鍾王真跡卻如雨後春筍一樣，湧現了出來。
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於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徐浩《古跡記》，《法書要錄》卷三。)
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禦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徵)、虞永興(世南)、褚河南(遂良)等定其真偽。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帙。(韋述《敘書錄》，《法書要錄》卷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這真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盡管有魏、虞、褚諸人加以鑒定甄別，但他們的鑒別似乎沒有梁武帝、陶宏景那麽謹嚴。請看褚遂良撰的《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吧。(見《法書要錄》卷三。)他把梁武帝‘恐非真跡’的《樂毅論》列為‘正書第一’，把依托的《蘭亭序》列為‘草書第一’。這是可以相信得過的嗎?答案是：‘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至於劉、何兩人之說到底是劉真何偽，或者兩者都偽，或者各有部分真實呢?我看，以第三種的可能性最大。特別是兩說之中都有智永，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這個人很值得重視。
智永是陳代永興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書家。據說他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尤善草書，他的真草書《千字文》就寫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還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煬帝曾經稱讚他的書法是‘得右軍之肉’。《淳化閣法帖》卷七曾把智永署名的《承足下還來》一帖，收為王羲之書；這雖然出於編者王著的疏陋，但也並不是毫無來由的。‘鐵門限’的故事屬於他，‘退筆塚’的故事也屬於他。據說，向他求書的人太多，連門限都被踏穿了，故不得不用鐵皮來保護著。又據說，他使用過的廢筆頭裝了十幾缸，每缸可容幾石，後來把它們埋成了一個大土堆。
象這樣一位大書家是能夠寫出《蘭亭序》來的，而且他也會做文章。不僅《蘭亭序》的‘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語句很合乎‘禪師’的口吻，就其時代來說也正相適應。因此，我樂於肯定：《蘭亭序》的文章和墨跡就是智永所依托。請看世傳墨池堂祖本智永所書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後有‘智永’的題名，用筆結構和《蘭亭序》書法，完全是一個體係。智永書《告誓文》世稱為智永所‘臨’，更有人說是‘集字’，其實都是臆說。王羲之墨跡早於梁代已入於秘府，智永何從得而臨摹?墨池堂本其所以稱為‘祖本’者，因傳世尚有石刻殘本和玉煙堂本都是墨池堂本的複刻。墨池堂本缺‘漸’、‘貪’二字，後二本亦缺；墨池堂本‘乏’字頗似之字，而石刻殘本竟誤為‘之’。石刻殘本後半殘缺，有無‘智永’題名不得而知；玉煙堂本則把‘智永’題名刪去了。這是有意假充王羲之的真跡，那才是後人的作偽，智永是不能負責的。
前代也有人說過：‘《蘭亭修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蘭亭考》卷六引錢塘吳說語。)又有人說‘隋智永亦臨寫刻石，間以章草。’(《蘭亭考》卷五。)兩者都說為‘臨寫’，雖然沒有把真相透露出來，但智永和《蘭亭》有密切關聯是很明顯的。我估計，智永寫《蘭亭》應該不隻一本，象他寫的《千字文》有八百多本的一樣，故旁觀者以為他在‘臨寫’而已。
我在這裏要作一交代：我說《蘭亭序》依托於智永，這並不是否定《蘭亭序》的書法價值；也並不是有意侮辱智永。不，我也承認《蘭亭序》是佳書，是行書的楷模，這是不能否認的。我把《蘭亭序》的寫作權歸諸智永，是把應享的名譽歸還了主人。我自己也是喜歡《蘭亭序》書法的人，少年時代臨摹過不少遍，直到現在我還是相當喜歡它。我能夠不看帖本或墨跡影印本就把它臨摹出來。這是須得交代明白的。
唐初弘福寺的僧人懷仁，集王羲之書而成的《大唐聖教序碑》建立於唐高宗鹹亨三年(公元六七二年)，上距太宗之死僅二十三年。序中有不少的字采集自《蘭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群’字，一個見‘導群生於十地’，另一個見‘拯群有之塗炭’。兩個‘群’字都采自《蘭亭序》的‘群賢畢至’。《蘭亭》的‘群’字，所從羊字的豎劃有破鋒，《聖教》的兩個‘群’字也照樣臨摹出原有的破鋒。這就證明懷仁的臨摹是怎樣地認真；而且也證明唐初流傳的《蘭亭序》的寫本或臨摹本，同傳世的帖本或墨跡本，是一致的。
《蘭亭序》的書法，在唐初已經享受著十分崇高的稱譽。孫過庭在他的《書譜》裏說：‘《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又說：‘蘭亭興集，思逸神超。’
《書譜》寫於武則天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而《蘭亭序》已經在民間流傳遍了，被稱為行書的最高峰，可見它的影響之深遠。敦煌也曾發現過《蘭亭序》的民間寫本(現藏巴黎)，雖然字跡拙劣，不知道是何人所書，但係唐代寫本是無可懷疑的。
《蘭亭序》的書法有這樣崇高的盛譽，故在開元、天寶年間所流傳的關於它的‘佳話’，差不多就和神話一樣了。象陪葬昭陵一事，在我看來，就是神話。何延之的耳語說自是虛構，‘劉餗’的褚遂良奏請說也應該是莫須有的。奏請說既已成為‘佳話’流傳，同時代的何延之，身為刺史和上柱國，何以竟不知道而造作‘耳語’，並敢於向上方進呈?這就證明：奏請說也隻是圓誑而已。
七、王羲之的筆跡應當是怎樣?
總之，《蘭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筆跡。那麽，王羲之的筆跡究竟應該是怎樣?
先請注意一下離王羲之隻有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梁武帝的《書評》吧。這篇《書評》是根據袁昂《古今書評》(見《法書要錄》卷二)而把它稍稍整理、潤色、擴充了的。袁昂以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奉命評書，他隻評了二十五人，梁武帝卻擴充為三十四人。評語大同小異，唯袁昂文字頗零亂，疑有錯簡，故今不根據袁昂，而根據梁武帝。梁武帝總比唐人較多地看見過王羲之的筆跡。
隋僧智果所書梁武帝《書評》被收入《淳化閣法帖》中。其中關於王羲之的評語是這樣：
‘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曆代寶之，永以為訓。’‘字勢雄強’和性格倔強很相一致，但《蘭亭序》的字勢卻絲毫也沒有雄強的味道。韓退之的《石鼓歌》早就譏諷過，‘羲之俗書趁姿媚’，《蘭亭序》的字跡是相當嫵媚的。清人包世臣，在他的《藝舟雙楫》中也說：‘《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見《藝舟雙楫》卷四。)《閣帖》即《淳化閣法帖》，其第六、七、八諸冊收入了王羲之的草書，在包世臣看來，連那些字跡都是有問題的。唐人張懷的《書議》(《法書要錄》卷四)，列王羲之的草書於八人之末。他也早就說過：‘逸少(草書)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又說：‘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這些批評是相當嚴峻的，和梁武帝的《書評》恰恰相反。這就表明：現存王羲之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
但梁武帝的《書評》評得卻很抽象，有意追求辭藻。所謂‘字勢雄強’，所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使人很難仿佛王羲之的字跡到底是怎樣一種體裁。
關於這個問題，康生同誌就文獻中作了仔細的探索。他認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隸、隸書、章草著名的。’他收集了資料五條如下：
(一)‘羲之少朗拔，為叔父所賞，善草隸。’(見《世說新語·言語篇》‘謝太傅語王右軍’條下劉注。)
(二)‘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郤，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嚐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雲：“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見梁代虞和《論書表》，亦見《晉書·王羲之傳》。)
(三)‘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見《晉書·王羲之傳》。)
(四)‘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見《晉書·王羲之傳》。)
(五)‘獻之……工草隸，善丹青。……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見《晉書·王獻之傳》。)
康生同誌說：‘王羲之的字跡，具體地說來：應當是沒有脫離隸書的筆意。這和傳世《蘭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徑庭的。’這見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補充證據值得在這兒敘述。
梁代書法理論家庾肩吾有《書品》一文，他把漢魏以來迄於梁代的名書家一百二十八人分為三等九品，統稱之為‘善草隸者’。其中包含著王羲之與王獻之父子，王羲之是上上品三人中的第三人，王獻之是上中品五人中的第五人。
何謂‘草隸’?庾肩吾是分開來說的，草是草書，隸是隸書。‘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隸書是沒有問題的，這兒所說的‘今之草書’指的是章草。建初是後漢章帝的年號，後人雖然有的把章草說成為章帝所造，其實是章帝時代所開始流行的一種寫表章的草寫隸書，字字分離，不相連接。故庾又雲：‘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自秦至梁為‘七代’，這是說梁代以前，正書就是隸書，草書就是章草。庾所說的過去的事是正確的，但他說到將來千年也不會變，那就沒有說對。
‘齊相’即指杜操。杜操之名，後人書中每改為杜度，如庾肩吾《書品》列‘杜度伯度’於上中，謂‘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複奏事。皆作草書’。‘漢帝’即指漢章帝。唐人張懷《書斷(中)》(《法書要錄》卷八)列杜度於‘精品’，雲‘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禦使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為齊相，善章草。’又引蕭子良雲‘本名操，為魏武帝諱，改為度。’懷不同意蕭說，謂‘蔡邕《勸學篇》雲“齊相杜度，美守名篇”，漢中郎不應預為武帝諱也。’其實蕭子良是說後人為曹操諱，非杜操自諱。懷似將杜操與杜度判為二人，在其《書斷》(上)》(《法書要錄》卷七)論章草條下，既引蕭子良說‘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稿法’，又雲‘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杜操與杜度既誤為兩人，因而‘漢齊相’亦有誤作‘魏齊相’者。如齊人王僧虔錄《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法書要錄》卷一)雲：‘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此又後人妄作聰明者所臆改。唯庾氏《書品》中杜度與杜操之名亦歧出，此蓋由於諱改未盡，或則回改未盡。(前代諱者，後代因不諱而又改回原字，故書中往往零亂。) 竇臮《述書賦(上)》竇蒙注：‘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其跡，詔上章表，故號章草。’(見《法書要錄》卷五。)此最為翔實。
還請注意《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那篇紀錄吧。羊欣是王獻之的弟子，是晉宋兩代的人。文中在草書之外還有所謂‘草稿’，或單稱‘稿’。
一、衛字伯玉，‘更為草稿。草稿，相聞書也’。(‘相聞’乃尺牘之意。)
二、杜畿、杜恕、杜預，‘三世善草稿’。
三、王導‘善稿、行’。(稿書與行書。)
四、王獻之‘善隸、稿’。(隸書與稿書。)
說到王羲之，則是‘博精群法，特意草隸’。草、隸者章草與隸書。這和王獻之‘善、隸、稿’對照起來看，草書與稿書的差別、大王與小王的差別，可以一目了然。
宋代宗炳的九體書中，‘稿書’與‘半草書’、‘全草書’並列(見《法書要錄》卷二梁庾元威《論書》)，宋代王《文字誌》(見《法書要錄》卷一)在‘古書有三十六種’中亦以‘稿書’與‘草書’並列。這些都證明：唐以前所說的‘草’是章草，唐以後所說的‘草’是‘稿書’。章草有一定的規律，‘稿書’則比較自由。故張芝曾雲：‘囪囪不暇草書’，是說沒有工夫作有規律的章草，隻好寫‘稿書’。實際上‘稿書’並不始於衛，特衛的稿書寫出了風格而已。近代發現的西陲魏晉竹木簡上的文字其實都是‘稿書’。但那些稿書雖然沒有章草那麽謹嚴，卻總還保留著隸書的筆意。這是時代使然，任何變化都是有一定的過程的。
我很欣賞上舉李文田的推測，‘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請注意，他說的是‘相近’，也就是說必須有隸書筆意而後可。隸書的筆意究竟是怎樣的呢?具體地說來，是在使用方筆，逆入平出，下筆藏鋒而落筆不收鋒，形成所謂‘蠶頭’和‘燕尾’。南北朝人的碑刻字或寫經書，雖已收鋒，仍用方筆；凡一點一劃、一起一收，筆鋒在紙絹等上轉折如畫三角形。這樣的用筆法，就是所謂隸書筆意。
再者，李文田所提到的《寶子碑》(圖版貳)，以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於雲南曲靖縣南七十裏楊旗田，後移入城內武侯祠側。《龍顏碑》(圖版貳)在雲南陸良縣東南二十裏貞元堡，直到清代道光年間才被當時的雲貴總督阮元幕下的文人們所注意到，而加以重視。《寶子》刻於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四○五年)五月。--碑文作‘太亨四年，歲在乙巳，四月’，蓋安帝元興元年(公元四○二年)曾改元為太亨，後又改回元興，元興隻有三年，於第四年春正巳改元為義熙，陸良道遠，不知道中央已屢次改元，故猶沿用太亨年號至於四年四月。《龍顏》則刻於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四五八年)。有趣的是，《王興之夫婦墓誌》的字跡與《寶子》極相類似，而《謝鯤墓誌》的字跡則與《龍顏》相近。這可證明，在南朝的晉宋時代，無論在中央或極辟遠的地方，文字結構和北朝的碑刻完全是一個體段，對於兩漢的隸書都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李田所說的‘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
故有《王興之夫婦墓誌》與《謝鯤墓誌》的出土，李文田的預言可以說已經實現了一半。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將來很可能有羲之真跡出土，使李的預言能得到全麵的實現。姑且寫在這裏，作為第二次的預言。
一九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書後
文章脫稿後，我同一位對於文字學和書法都有研究的朋友談及李文田的說法。出乎意外的是，這位朋友卻不以李說為然。他認為《臨河序》是節錄，文後的四十個字是把文外的記事摻雜進去了的。
我隻得請他把《蘭亭墨跡》的神龍本，拿出來研究一下。這是所謂《馮承素摹本》(圖版壹)。因為唐人把隔水換過，一首一尾還留下‘神龍’二字的長方形半印。文前剩下‘神龍’二字的左半，文後剩下右半。‘神龍’是唐中宗的年號，在存世墨跡本中，大家傾向於以這本為最好。它的真跡尚存故宮博物院，我曾經親自去對勘過。我對不同意李文田說的朋友說道：暫且把文章的真偽避開，就字論字吧。依托者在起草時留下了一個大漏洞。那就是一開始的‘永和九年，歲在癸醜’的‘癸醜’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填補進去的，屬文者記不起當年的幹支，留下空白待填。但留的空白隻能容納一個字的光景，因此填補上去的‘癸醜’二字比較扁平而緊接，‘醜’字並且還經過添改。這就露出了馬腳，足以證明《蘭亭》決不是王羲之寫的。在幹支紀歲盛行的當年，而且已經是暮春三月了，王羲之寫文章，豈有連本年的幹支都還記不得，而要留空待填的道理?……
我的話還沒有十分說完，朋友已經恍然大悟了。《蘭亭序》是依托，看來是無可爭辯的。
說到了《神龍本蘭亭墨跡》，在這裏不妨再寫出一些我自己關於它的看法。照我看來，這個墨跡本很可能就是真跡。它不是臨摹本或者‘響拓本’。原文二十八行，基本上是用濃墨寫成的，但有三個字的墨色較淡而潤。那就是‘齊彭殤為妄作’句中的彭、殤、為三個字，彭字較淡，殤字稍濃，為字又轉淡。這是在寫屬中筆尖蘸了兩次水的原故。
還有，幾處刪改的字句使用了三種墨筆，即濃筆、淡筆、半濃半淡筆。為明了起見，我在這裏畫出一個表來。
濃 筆 癸醜 (首行) 痛 (二十一行) 文(末行)
淡 筆 向之 (十七行) 每 (二十一行) 作(末行)
半濃半淡筆 良可 (二十五行) 夫 (二十五行) 因(十三行)
‘痛’字是由‘哀’字改的，初稿為‘豈不哀哉’，改定為‘豈不痛哉’。末行‘文’字，也是序文最後一字，先寫為‘作’，用淡墨筆塗去，然後用濃墨筆改寫為‘文’。即‘將有感於斯作’被改定為‘將有感於斯文’。
‘向之’二字，初稿為‘於今’。即‘於今所欣，仰之間，以為陳跡’用淡墨筆被改定為‘向之所欣，仰之間，以為陳跡’。原用‘於今’，很明顯地還保留著孫綽《蘭亭後序》中的‘今日之跡，明複陳矣’的胎盤。
‘每’字最值得注意。它是先用濃墨筆寫成‘一’字，然後用淡墨筆添寫為‘每’字，故一字之中有濃有淡。為什麽要這樣改?那是因為在修辭上避免文字的重複。初稿是‘一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一句之中有兩個‘一’字，故把上字改為‘每’。
在這兒把作文者的精神活動明顯地攝影在紙上了。
第二十五行的一句初稿的‘良可悲也’是用濃墨筆寫的，用半濃半淡筆塗去‘良可’二字，又把‘也’字改為‘夫’。於是‘良可悲也’便被改為‘悲夫’兩個字。
這些改動，特別是用三種墨筆來改動，這是表明著文章在定稿過程中經過反複的修改。在前也有人注意到這些，但他們堅信《蘭亭序》是王羲之自己做的，自己寫的，故認為是臨摹者仔細地臨摹了王羲之的稿本，連筆墨的濃淡都照樣臨摹出來了。這是為先入之見所囿的見解。今天我們知道《蘭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臨河序》，更不是他的親筆，那就用不著再走彎路，可以直捷了當地說：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這個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同他所寫的《告誓文》和別人臨他所寫的《歸田賦》，筆跡差不多完全相同。
神龍本有石刻本傳世，在第十三行(‘或因寄所托’雲雲)與第十四行(‘趣舍萬殊’雲雲)之間，有‘貞觀’、‘褚氏’、‘紹興’三印，而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本卻隻有‘紹興’一印，而無‘貞觀’與‘褚氏’二印。因此，也有人懷疑墨跡本的可靠性。其實這是把問題弄顛倒了。這不是墨跡本有問題，而是石刻本的‘貞觀’與‘褚氏’二印是被後人移植上去的。還有，墨跡本的前隔水，在重新裱裝時，左側的邊緣被剪去了二分左右，以致前隔水上原有的題字和印章略被剪損。至於前後隔水上的印章與刻本不盡相同，那些都是刻石者玩弄的詭詐，不足為異。
在這裏，隨帶著再談一談羲獻父子的異同。唐人張懷的《書估》(《法書要錄》卷四)寫於天寶十三年，其中有下列一段故事：
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這同一故事，又見張懷的《書議》(《法書要錄》卷四)及《書斷》(上)》(《法書要錄》卷七)，懷當有所本。這個故事，和陶宏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中所談到的另一個故事，表麵上雖似矛盾，而實質上是相通的。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複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
由這兩個故事看來，在書道發展史中，羲之是屬於守成派，獻之和羲之晚年的代筆者，則是革新派。獻之幼年，他的父親說他‘善隸書，咄咄逼人。’(見王羲之《致郤曇論婚書帖》。)但他稍長後，認識到了社會的要求，感覺到書法必須改革，應該采取‘稿行之間’的道路。稿書，速度快。行書，容易認。在這個基礎之上而追求藝術化，則可適用而美觀。這正是後來書法發展的道路。羲之晚年的代筆者，可惜陶宏景未記其姓名，看來他倒是羲獻父子之間的橋梁。
羲獻字帖每每混淆，可在這裏找到它的鑰匙。例如，《淳化閣法帖》所收的王獻之字帖中，有《玄度時往來帖》與《玄度何來遲帖》，是比較豪放的字體，前者提到謝尚，後者提到謝安，前人以為乃羲之語，非獻之書。在我看來，很可能就是這位無名氏的代筆者所留下的痕跡。
合乎社會的要求，便會受到社會的歡迎。故王獻之書，在當年是曾經受到過盛大歡迎的。陶宏景的《論書啟》中說道：‘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鍾繇)，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唯不複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這倒真是做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守成派對於獻之是不大滿意的，他們崇尚古雅，以鍾繇、王羲之為軌範。梁武帝和陶宏景都是屬於守成派。有名的梁代書家蕭子雲，就是受到梁武帝書論的影響，由學習獻之，改而崇尚鍾繇。他也有《致梁武帝論書啟》(見《法書要錄》卷一)，其略雲：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曆年所。……十餘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
這可表見在書法變革時期中的波動。然而‘稿行之間’的道路，卻是開拓出了梁陳以後，特別是隋唐以後的書法主流。這一變化，到唐代的顏真卿而登峰造極。顏真卿有字帖自述雲：‘自南朝來，上祖多以草隸篆籀為當代所稱。及至小子，斯道大喪。’顏真卿說得很客氣，其實這是時代使然，並不是他不守祖訓。就給大小篆書之讓位於隸書章草一樣，隸書章草隨著時代的進展也不能不讓位於真書和行草書了。後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跡，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寫的。‘法帖第一’的《蘭亭序》便道穿了其中的消息。王羲之的章草傳世很少，而他的隸書則從來沒有看見過。後人所傳的王羲之，大抵是經過粉飾(或者可以稱為‘聖化’)後的王羲之。
當然，篆、隸、章草還是有生命力的，就連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的金文都依然為世所寶貴，為書法家所臨摹。但它們是作為純粹的藝術品，而不是作為通用的文字工具了。今天的文字更有劇烈的改變，知道了今天，便可以更好地了解昨天。
最後，我還想提到近年(一九五六年二月上旬)在武昌東北郊的河家大灣，由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發現的齊永明三年(公元四八五年)的《劉覬買地券》(詳見《考古》一九六五年四期中的《武漢地區四座南朝紀年墓》)，其中的劉覬墓出現了一方磚刻的買地券，文多至四百餘字，大抵完好。磚券現存曆史博物館(見圖八及所附釋文)。券文的內容，和往年山西出土的《張叔敬瓦缶文》(漢熹平二年所書)大抵相同。
這兩件古文書，不僅可以考見當時民間書法的體裁，而且還可以考見未受印度影響以前的民間信仰的輪廓。特別有趣的是：地下官吏是地上官吏的翻版，陰間是陽間的翻版。
從《劉覬買地券》的文字看來，仍然還保留著一定的隸書味道，但和後來的真書、行書也相差不遠了。這正證明書法的發展，確實在采取著王獻之所說的‘稿行之間’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三日
再書後
頃得南京文管會五月十九日來信，言於興之墓旁又發現王彬長女丹虎之墓，出土物較為豐富。有磚誌一塊(圖版陸)，其文為：
晉故散騎常侍特進衛將軍尚書左仆射都亭肅侯琅耶臨沂王彬之長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卒。其年九月卅日，葬於白石，在彬之墓右。刻磚為識。
來信雲：‘《王丹虎磚誌》之出土，證明前所考興之即王彬之子，已確鑿無疑。’這是可以完全肯定的，將來王彬之墓也很有可能被發現。目前文管會‘正積極著手編寫發掘簡報’，很希望能夠早一天見到。
由寄來的拓片看來，《丹虎墓誌》和《興之夫婦墓誌》是一人所書。字跡完全相同。《丹虎墓誌》中兩次直稱王彬之名，看來這些墓誌都不會是王彬的兒子寫的，也不會是王羲之寫的。在封建時代，兒子不好直寫父親的名字。王彬是王羲之的叔父，論理也得回避。王羲之父子對於家諱的回避頗嚴。 王虛舟《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六引顧汝和說雲：
逸少祖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及他正字皆以‘政’代之也。王虛舟更加以引伸，謂‘近人不解此義，多以求正為“政”。或以孔語解之曰“政者正也”，不妨通用。又以郢人善用斤，移為“郢政”、“斧政”，愈遠愈訛，可為一笑也’。
的確是可笑。今天的一些舊式的書畫家或詩人，一直還在沿用著‘法政’、‘雅政’等字樣。這是在回避一千多年前的江左王家的家諱了。應該把這些陳腐的笑料，一掃而空。
王丹虎未言其夫家，看來是未出嫁的。女子名虎是很少見的例子。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蘭亭序》的真偽駁議
（高二適）
頃見《光明日報》連載郭沫若先生“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文章的內容，劃為七大段，洋洋灑灑，都兩萬餘言。關於蘭亭部分，郭先生的立論要旨：在其文（三）“由墓誌說到書法。”大抵概括於南京附近出土的東晉墓石（原作墓誌，本人改稱）。拓片，與王羲之所寫《蘭亭序》年代是相與上下的。由於墓石上的書體，與《蘭亭序》筆跡迥殊，於是《蘭亭序》的可靠性的問題，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順德李文田題滿人端方收得吾鄉汪容甫先生舊藏“定武禊帖不損本”的跋語之勢。他論定了“《蘭亭序》不僅從書法上來講有問題。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又其文由（五）到（六）揭題以《蘭亭序》為依托，郭先生更斬釘截鐵的批判了這篇文章，“根本就是偽托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了。”郭的決定性的論斷如此。又其文（七）“王羲之的筆跡，應當是怎樣。”這一段作者更認定“現存王羲之的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這些又都是郭先生根本在懷疑凡屬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閣”等叢帖上刻的右軍書跡，此乃不啻在帖學上作了一個大翻身。惟茲事體大；而問題又相當的繁複。今日而有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倒真是使人們能夠“驚心動魄”的。二適無似。謹以淺陋之質；懷戰慄之思。俾掇蕪言，創為駁議如左：
首先郭先生之為此文。愚以為是係於包世臣在其《藝舟雙楫》論書十二絕句內。詠“龍藏寺”詩。詩雲：“中正衝和龍藏碑，壇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麵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世臣設想“龍藏寺”為陳智永僧所書。又其自注“稱‘龍藏寺’出魏‘李仲璿’‘敬顯雋’碑。……左規右矩近《千文》。《書平》謂右軍筆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等語。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書，此影響尚屬微薄。（餘疑包未見帖本佳刻，其於華亭模“澄清堂”又頃水雨十一字，未為能手。而世臣極稱之。至“龍藏寺”為北齊張公禮之書，宋拓本字跡尚存，何可張冠李戴。）至李文田題端方《定武蘭亭》，疑問叢生。其斷語稱“文尚難信：何有於字。”這問題就顯得重大了。何況郭先生對“右軍傳世諸帖，尚欲作進一步的研究”主張來。
今吾為駁議行文計。請先把清光緒十五年順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語所存在的諸疑義，檃栝起來，分為兩點。蓋緣郭文李跋，前後都有錯雜突出的意義。竊恐理之難清；詞安可喜。
（一）李雲：“定武石刻，未必晉人之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粱陳以後之跡也。可疑一也。”按李稱晉碑，係指《爨龍顏》《爨寶子》的筆意不與《蘭亭》帖合。郭文則指南京鎮江先後出土之東晉墓石拓片上之隸書也。墓石文差不多均與《蘭亭序》在同一個時期．而墓石與《蘭亭》筆跡，又是懸殊。
（二）李跋引用《世說新語•企羨篇》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穀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喜色條。李雲：“劉孝標注引王右軍此文，稱曰‘臨河序’，今無其題目，則唐以後所見之蘭亭，非梁以前之蘭亭也。《世說》雲：人以右軍《蘭亭》擬（按此當作方。擬方兩字，意小有別。）石季倫《金穀》，右軍甚有喜色。是序文本擬（此處即見方、擬字用法。）《金穀序》也。今考《金穀序》文甚短，與《世說注》所引《臨河序》篇幅相應。（此處李以用字異於世說，本文已自入誤矣。）而《定武本》（應作蘭亭。定武與蘭亭用法自有別，此李又一誤。）自夫人之相與下多無數字。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不知其與《金穀序》文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謂《世說注》所引，或經刪節。……然錄其所述之下，《世說注》多四十餘字，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此又其與右軍本集不相應之一確證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則梁以前之蘭亭，與唐以後之蘭亭，文尚難信，何有於字。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世無右軍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然則定武雖佳，蓋足以與昭陵諸碑相伯仲而已。隋唐間之佳書，不必右軍筆也，往讀汪容甫先生《述學》有此跋，今始見此帖。亦足以驚心動魄。然餘跋足以助趙文學之論，……”等語。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詞尖巧，一般以為最可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於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詩義。以吾觀之，包李之論據雖工，而其言之不中，亦且無能為諱矣。
此處提示包李評述《蘭亭》的識見。而今代郭先生著為論辨，又是采擷前二家先入之見，而更加以序文“癸醜”二字作為留白補填之題材。及“蘭亭出於依托，藉詞以取證依托者（智永）所露出來的馬腳”雲雲。郭文又說：“現存神龍本的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就應該是智永所寫的稿本。”
以上為撮合郭先生的論列《蘭亭序的真偽》的一文。大似擬議個人要為交割清晰。則知餘所持之駁難、會其有在，庶無間我乎？以下則節節駁難李文田諸可疑之點。
尋當日右軍修其禊事，興集為文。其手筆槁草，本可無須命題，如羲之之於集序，亦並未著己名也。羲之雖未命題著名，而《世說》本文，固已標舉王右軍《蘭亭集序》字麵。至方之《金穀詩序》，豈必在文章短長之數？及梁劉孝標加注，又換新題為《臨河序》。是故李跋即不得雲：“今無其題目”。況又稱“唐以後之《蘭亭》，非梁以前之《蘭亭》哉?”餘意自唐太宗收得《蘭亭》，即命供奉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拓數本。一時歐、虞、褚諸公，皆模拓相尚。故唐模《蘭亭》確甚繁夥。然所謂“梁以前出世之蘭亭。”文田究從何得覩？（餘此信薑夔說。）遣詞繚繞，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誤一也。然吾竊詫異《世說》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方金穀詩序。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辭榮之身；忽儕望塵下拜之輩。右軍宜無可喜。然《世說》竟稱其事。吾於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論文所雲：“盡信書則不如無”之感。凡此固《蘭亭文》（東坡用此稱，）真假的支節問題，原非最要。最要為何？吾請仍以《世說注》為證。吾則重襲郭的原文，抄出《臨河》《蘭亭》兩序為對比的前例。我今也鈔《世說注》“陸機薦戴淵於趙王倫；及《陸機本集》全文，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為文田最能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
《世說新語·自新》。戴淵少時遊俠條。（文長不錄。）劉注如下。陸機薦淵於趙王倫曰：
蓋聞繁弱登禦，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誌，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遣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騄驥。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與趙王倫薦戴淵箋（陸機本集全文）蓋聞繁弱登禦，後然高墉之功顯。（此下《世說注》有刪節）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此下《世說注》文字，有移動及增減處。）清衝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安窮樂誌，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堞之潔。試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此下“世說注”有增添文。）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以上《世說新語》的注，與《陸平原（機）集》對看。較易了然“注家有增減前人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語卻說“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這是站不住腳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說注》《臨河序》的文字。與《右軍本集》有不相應之確證。李若同時見此二文，倘否可雲《陸機文集》，薦戴淵與趙王倫箋，又與《世說注》陸機薦戴淵與趙王倫文，有不相應之確證耶？《世說注》《臨河序》（“臨河”二字、吾意係劉孝標的文人好為立異改上的。至於末尾上的右將軍司馬孫承公等二十六人，迄罰酒各三鬥諸文。則是記述禊集詩事。此或係禊飲中人寫的。劉既刪節右軍文，遂不妨給他添上，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別無證據，惟照《晉書羲之本傳》稱“作序以申其誌。”則夫人之相與一大段，確可說是右軍的本文。特假此附記。）與《右軍本集》序文，同被劉孝標刪添而異其詞，已無疑矣。本是一個《蘭亭》，而李跋乃判為“梁以前唐以後兩個《蘭亭》，”此李文田之誤二也。至於李又嚐稱：“故世無右軍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吾熟知右軍書博精群法，不名一體。今李文田欲強右軍之寫蘭亭，必如銘石之書而後可。斯乃膠柱鼓瑟，亦其無博識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誤三也。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鼓盪。猛憶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筆跡，應當是怎樣” 的小標題下。有雲：“關於這個問題，康生同誌，就文獻中作了仔細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舉了五個例證。結語“是王羲之的字跡，具體的說來，應當是沒有脫離隸書的筆意。”等語。旨哉言乎！王右軍《定武蘭亭》佳本，即是沒有脫離過隸書筆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損本》，則為最不易識。而非可取證求索於通稱褚模之《神龍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變隸入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隸法。昔黃山穀謂“楷法生於蘭亭。”即指《定武本》言。而草生於隸，（草為章草。）正生於草，亦生於隸。此為書法上相傳授之一準則，世人往往未盡能識之，今《定武蘭亭》，確示吾人以自隸草變而為楷，（此意來經人道過，為吾苦思而得之。）故帖字多帶隸法也。昭陵繭紙，如在人間，當亦不外乎此。今欲證吾言，明帖意，特模出如幹字如次：《蘭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醜之醜，即係螎扁隸法。曲水之水，如魏《張黑女誌》，宇宙之宇，似漢《西狹頌》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來。亦與《瘞鶴銘》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狀，不是捺。老之將至，老字與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隸體。臨文之文，亦同於急就章。及鍾宣示表。（鍾帖今本係王臨）。此右軍變草未離鍾皇處。至其序中的改字筆跡。如“回”“向之”“夫”“文”等。凡歐模宋拓佳本，皆未脫離此種隸式。《定武蘭亭》，餘所見以“元人吳柄藏本”，最為不失筆意。
又餘今為此駁議，在他一方麵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繼康生先生後，“找到了的一些補充證據。”以為他日得有反覆討論到王右軍的字跡真假之所同異。今特根據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語甄錄少許。容甫的考訂鑒賞，其精詣處遠在同時的翁覃溪上。觀其第一跋曰：“今體隸書，以右軍為第一，右軍書，以修禊序為第一。修禊序，以定武本為第一。……”隸字著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響拓，而非其手書。唐書文苑傳，稱率更本學王羲之書，可謂高識。此必柳芳、吳兢之舊文。宋子京采用之爾。”稱定武為歐陽詢響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題李跋端方的帖尾文，亦嚐引用容甫之友人趙文學魏之論斷，顧李文田未能領會趙氏之本意，遂至放言一發而難準。趙雲：“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於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模失真也。”汪容甫題跋到此，吾意必為郭康兩先生所歎服。再吾憶往年在滬，於閩詩人李拔可墨巢齋中，偶林子有談隸變及章今草法之遞嬗，墨巢翁是之，別後之翌日，墨巢忽舉其所藏王右軍書影本見遺。附有殘帖拓片，極可貴。此蓋吳門繆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書點畫波磔，皆帶隸法。嚐為容甫所推許，今亦見汪氏重模之禊序跋尾中。故容甫曾寄慨詞：謂“前賢遺翰，多為俗刻所汩沒。而不見定武真本，終不可與論右軍之書也。”以上各則，似稍涉瑣尾。然為考求《蘭亭》之真偽，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顧否？然餘獨不解郭先生論《蘭亭》真偽的大文，何以一定要牽聯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晉石。引攻錯北碑者為已張目。今審包世臣所詠“龍藏”句意，乃適為淺陋已。（見上下文。）而李文田則昌言“使右軍而有書，必其與“爨龍顏”“爨寶子”相近而後可。”吾今試問之，假如王右軍當日寫蘭亭序，竟作“二爨”碑字體，即得符於粱武“龍跳虎臥”之勢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
然則此一疑問，將從何而得解，吾於此仍當繼吾言也。
嚐讀張懷瓘《書斷》“行書，王愔雲：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押（字亦作狎，）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今李文田斤斤焉欲王右軍蘭亭序之書，與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獲見王謝墓石，又著論從而廣之。且詞益加激厲；理益加橫肆。籲！是皆不識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懷瓘別有《書論》雲：“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書，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軍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竊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發現東晉碑碣，其碑字亦必與王興之夫婦，謝鯤等墓石書體不相遠。蓋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於當時名能書者之手。今則舉不可知！觀王右軍字跡，從未有見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為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預言可以說已經實現了一半。”及“將來在南京近境的地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跡的出土。使李的預言，能得到全麵的實現，”等語。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懷，則殊難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體例，固與蘭亭字跡無可通耳。
又查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穎川鍾繇條：……“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雲。按此即所謂太傅之三色書者，其用法自各有別。吾偶得元人著《衍極》一書。其中有言：“初行草之書，魏晉以米，惟用簡劄。至銘刻必正書之。故鍾繇正書，謂之銘石。”此語明顯，堪作前文注腳。緣此之故，使右軍寫碑石，絕不可作行草。而今右軍書蘭亭，豈能斥之以魏晉間銘石之隸正乎？是李跋前後所言，均屬無所依據，是可不攻而自破矣。考羲之本屬各體皆工，允為當時及後世人所臨習。今梁陳間書，總不離羲、獻父子。而反謂羲之為梁陳以後體耶？此文田之誤四矣。吾索不樂隨人俯仰作計，如雲：“右軍書蘭亭序，在書法上不妨發揮他的獨特性。”又“王羲之所寫的行書和真書。是當時的新體字，還不登大雅之堂”等說法。這是譁眾取寵。羌無故實。惟草生於漢，漢碑無慮數什佰種，而竟未見有作草者。北朝魏齊、南朝東晉梁陳，書風雖不盡同。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發掘者。累世迄均無一魏晉人行押書，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真行書，為“聖教序”文刻石。及太宗禦書之“晉祠銘”，以至後來敦煌發現之“溫泉碑。”（寶刻類篇，著錄此名。）始次第開行草立石之漸。厥後高宗禦書之“萬年宮”，“李貞武，”及“大唐功德頌”皆真行之間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於右軍之《蘭亭》。貞觀諸臣工，又均竟相模拓羲之《蘭亭》書跡。觀魏徵對太宗言：“褚遂良下筆遒勁，得王逸少法。”又高宗龍朔間，許圉師稱“魏晉以後，惟稱二王，”斯乃可見一班。惟模勒《蘭亭》，而能奪真，當時隻得歐陽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蘭亭》也，於羲之傳親為製讚。又譽右軍作《蘭亭序》，以申其誌。文皇“筆意”，更載“學書先須知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雲雲。竊以太宗之玄鑒，歐陽信本之精模。當時尚複有何《蘭亭》真偽之可言。又觀右軍年五十三，或恐風燭奄及。遂作“筆陣圖”以遺子孫雲：“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此倘即為《蘭亭》法以立家訓否？總之《蘭亭》而有真贗，絕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賞矣。何渭“有梁以前唐以後蘭亭之說耶！”此李文田之誤五矣。
前義既粗陳。吾乃說向褚模“神龍本”之考究。據郭稱：“神龍墨跡本，應該就是智永所寫的稿本。也就是《蘭亭》序的真本。”此浮譽難實，永禪師無可當。鄙意郭先生既找到了《蘭亭》出於依托，此或不得不歸之智永。抑或歸之智永，始可彌縫其己之依托之說。“墨池堂”所刻，吾不能舉。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龍蘭亭”，模手失筆極多。吾不久前在大公報“藝林”，見有署名啟功者，談《神龍本》蘭亭一文。及附印有《神龍》全本。予以廓大鏡照之，審京“故宮博物院”藏本，與通行石本初無二致。不知此是否為宋人蘇耆家《蘭亭》三本之一，為耆子、才翁東齋所遺之物，題為褚遂良模者。如其是也。米南宮當日曾謂：“其改字多率筆為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dquo;雲雲。予今據“藝林”啟功先生所談帖中一字。（每）與郭先生文中所考定為比。啟功雲：“這裏每字的一大橫，與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每字的部分，則全是淡筆。表現了改寫的程度”。郭雲：“這裏的‘每’字，最值得注意。他是先用濃墨筆寫成一字，然後用淡墨筆添寫為‘每’字。故一字中有濃有淡。”我從這一點看來，便知道兩位筆下的《神龍蘭亭》，原是一個東西。郭先生擬《神龍》於智永，不識別有何種秘義？尋《神龍本》亦隻遜於《定武》一籌。故米評又有：“勾填之肖，自運之合”語。已示微意！吾見《神龍》除改字（改筆的率）外，即無一隸筆可尋。意者青瑣瑤台，其不逮《定武》乃在自運之合耶？而智永“千文”真跡，（閣帖承足下還來帖。有人認係釋智果書。其末兩字，為押字也。）長安有刻石，書坊有宋拓影本流傳。其真書近虞永興，（世南本從智永為師）草則多有章書筆致，在鐵門限固應有臨習蘭亭遺跡，但何可以褚模之本歸之。至郭稱：“帖中‘癸醜’二字，是留下空白補填上的，”以此折服其友人。審文中轉折，豈無“口是而心非”。吾意蘭亭中的“癸醜”二字，自有此帖，即今化身千億，自始即已如此作。從來模帖，貴在毫鋩備盡，與真無差，此屬是已。竊意“癸醜”一字，如郭的文章所稱說“屬文者記不起當年的幹支，留下空白待填，”然而幹支配合，綴成歲紀。此人連著留下兩個字的空白，都忘卻了。還談得上什麽興集為文。此等處原不是蘭亭序的真偽的核心問題，然若稍稍領會右軍的“用筆陣圖法”（見後文引）書道固在玄妙之間耳。郭先生於《神龍本》考證精詳，此是也。而視為智永之真跡，掠取其七代祖先而代之。鄙意郭先生的友人，震懾於“補填”二字之說。接著便認“蘭亭是由於依托。”此其文過飾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對人對事，均非所宜出矣。
此處餘得鈔來唐人李嗣真的《書後品》踵庾肩吾“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之意。其書列王羲之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釋智永得“中中品。”嗣真兼稱“智永精絕，惜無奇態。”此三人《書品》相越如上。倘《神龍》屬之智永，取“智”而抑“褚”，無論書跡之相懸殊其“品”亦極難稱。是故郭文書後一段，其自發語：“這個墨跡，很可能就是真跡”。又“今存神龍本，墨跡就是蘭亭序的真本了。”若視同定案亦頗可有待商之處在。
或有問餘曰：蘭亭“癸醜”二字，不作填補說，應作何解？餘曰：此王羲之所留真跡也。以《定武》照之，皆然。以其他本照之，亦無不然。尋“筆陣圖”：有“夫欲書者，先乾硯墨。凝神靜思。……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字，但得其點畫爾。”又“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此右軍屢言之、不一見。觀序文“癸醜”一格作兩字，如第十二行行首“一世”二字，亦然。醜作隸扁，世字隸草尤神妙。抑此等字法，張伯英亦時發之。顧其佳境，乃在“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耳。何深疑焉！
愚不才中歲嗜書，坐臥王氏書帖。往於佳本《蘭亭》，時有心神散朗，一似帖氣顯露“雄強”，使人憑生振發。故事：有趙文敏在元大德聞，與同時鑒賞家霍清臣等十三人，集鮮於伯幾池上。座有郭右之者，出羲之思想帖真跡（刻淳熙續帖中）侑客。觀者無不谘嗟歎息，真見有“龍跳虎臥”之勢。吾意此並非難遇也。玩書字故應如相馬然，牝牡驪黃，妙盡神凝，卻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一臨習《吳炳不損本》，思與古人“神交”，解衣盤礴，輒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豈識包世臣能識華亭重開“澄清帖”殘本，又頃“水雨以複為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宇，（據張溥百三名家集，頃水作須求，澄清今傳四卷、吾查未見此帖，而戲鴻本未可定為桂模也。）歎其如“蟲網珞壁，勁而複虛”而又作詩譏刺《定武蘭亭》為未稱粱武書平之勢。文人見異思遷，是非無準。豈不痛哉！包李一時均服膺北碑，或於帖學褊見，兼有所末窺。此倘《世說》所稱：“輕在角角弱中為人作議論者。”
以上餘於郭先生蘭亭真偽的“駁難”，其大處略盡於此。謹議，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夜中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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