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沈誕琦，來自上海，普林斯頓大四在讀，運籌與金融工程係。（2010年）
創 作背景：大三第二學期的最後一周，我突發奇想給自己放了個假。那一周我逃了所有課表上的課，每天隨心所欲坐到自己好奇的講座裏。某一天我旁聽了一節東亞係 的曆史課，講座的最後一部分關於**。教授提了一句：“後來我們的一個校友捐了一百萬，於是那些流亡知識分子都逃到了普林斯頓。”這句話引出了下課後我與 老師的談話，然後一次麵談引出另一次麵談，一個教授引出另一個教授，我從圖書館借出了十幾本書，在檔案館裏讀了幾百頁原始資料，在美術館的地下室查看十幾 幅中國字畫藏品。有那麽兩周我吃飯睡覺都在思索這張引人入勝的拚圖，我充當了一次曆史的偵探，而我所作的又豈能比得上艾略特先生的十分之一？以此向艾略特 先生的真誠和勇氣致敬。
在所有一百五十頁的檔案裏，隻有這一張1990年 的剪報是彩色的。它就像那段灰蒙蒙的曆史中唯一的亮色，讓人對未來存有希望。剪報上一張采光極好的照片，一群英姿勃發的中國人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標誌性建築 拿蘇堂前談笑。當時的天氣就像今日那麽好，春暖花開，萬裏無雲，而那幾張率真的笑臉上也絲毫不見陰霾。照片上，有一個時年24歲的女孩。就像所有那個年紀的女孩，她長相單純，笑起來很甜蜜。她周圍的那些中年人，待她的神態如同自家的小女兒。照片底下配文：“每個星期二，他們聚在一起，房間裏總是有一隻小小的收音機放著舊時的中國音樂。他們在那裏討論著命運，中國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
我想象他們也會像所有普林斯頓人那樣在草地上野餐，我想象他們也總是乘坐著隻有兩節車廂的火車叮叮當當地去紐約購物。而在大洋彼岸，1990年，他們是以另一種身份被銘記的。那當時24歲的女孩，就是1989年那場震驚世界的風波中的學生領袖柴ling。 那些圍著她的中年人，則是那個時代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最著名的記者、最著名的電視編劇、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智囊。風波之後，他們立即成了政府通緝對象。 有的在黑龍江的森林裏一件單衣躲了一個冬天；有的在巴黎街頭逃亡了半年；有的經曆了至親人的死亡而不能去送終。眼看著他們毫無出路了，這世上卻偏偏能走出 一個素昧平生的俠客，單槍匹馬挽救了所有人的命運。
我無從得知約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 是由何種途徑得知那場風波的。或許，在21年前6月 的那天，他在百老匯的賣報小攤上瞥見了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或許，他在穿越時代廣場時和眾多紐約行人一樣為巨幅電視屏幕上屠殺的錄像而駐足歎息；或許，他 一腳踏入了華爾街的辦公室，發現公司雇員們正在為一早的世界股市大跳水而焦頭爛額。接下來的一天，各類關於這個事件的新聞報道、政策分析、圖像視頻像黃蜂 一樣襲擊著西方世界的每一個普通人。而一天之後，當大多數西方人都把此當成世界盡頭發生的另一樁無可奈何的不幸而拋之腦後時，約翰·艾略特撥通了他在普林 斯頓讀本科時的恩師George Rowley的學生、餘英時教授的電話：“大屠殺太可怕了。一個人的力量那麽小，又能做些什麽呢？”
“一個人能去幫助那些手足無措的人們。”
艾略特隻沉默了片刻：“好吧，這裏是一百萬美元。”
餘英時教授聯係到了自己從前的學生，林培瑞(Perry Link)。這位當時的美國科學院駐華辦事處主任正忙著為屬下預定緊急撤離北京的機票。百忙之中，林培瑞得以告訴平時經常接觸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危險，盡快逃到普林斯頓來。”
一周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正式成立。1989年至1993年，這裏庇護了26個曾經在華夏大地家喻戶曉的名字。
林培瑞教授對我說：“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我驚得目瞪口呆：“就這麽簡單？你才講了五分鍾。”
“你不要把凡事都想得那麽複雜。整件事情真正發生，也不過就是兩通電話十幾分鍾罷了。”
而 這，實在難以想象。難以想象，在那個沒有網絡沒有手機的年代，這樣一條訊息竟能傳到黑龍江的森林、傳到巴黎的街頭；那些身無分文的流亡者竟能平安抵達普林 斯頓；罕涉政壇的普林斯頓竟然一舉成為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最大聚集地。而更難以想象的是，為這一切慷慨解囊的，是一個與整個風波毫無糾葛的美國白人。
那 場六月風波之後，各國為之嘩然。世界各地，譴責聲此起彼伏。有的取消了雙邊協議；有的製裁了進出口貿易；有的與台灣重修舊好。在一片吵吵嚷嚷的政治談判 中，沒有人想過應該為那些正處在水深火熱的人們切實做些什麽。而艾略特先生隻是在電視前看了幾次報道，沒有一個人要他捐款出力，他就霍然站在普林斯頓校長 麵前：“這裏是我的一百萬。”在百萬美元的支持下，26位流亡知識分子以訪問學者的身份留在普林斯頓，這裏成了他們人生旅途中寧靜的港灣。這26人包括：
柴ling，1989年那場運動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
劉賓雁，八十年代最著名的記者、報告文學家，被稱為“中國的良心”。
方勵之，天體物理學家，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異見者。那個六月之後作為老布什的私人客人在北京的美國大使館躲藏了一年。
陳一諮，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趙紫陽的顧問，在八十年代經濟改革中有過重要貢獻。
阮銘，1978年憲法修正案起草者之一，胡耀邦的助手。
遠誌明，電視政論片《河殤》的作者，1988年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引起了巨大的人文震動。
一 部能在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的電視片，其批判社會的程度，不可能是過於激烈的。曾經擔任過頂級決策層智囊的文人，其對社會主義改革的忠誠，天地可鑒。劉賓 雁的新聞報道，也就是揭露一下底層官員貪汙腐敗、體製改革不見成效，並不比如今的柴靜犀利。而方勵之的那些“異見”，大多聽起來可要比韓寒的博客順耳多 了。他們並不是那個時代最激烈的聲音，卻因為種種原因突然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而時局驟然一變，這萬眾焦點裏哪怕是溫和的批評聲，都成了 舉國通緝的對象。
在那張1990年的剪報上，記者問那位24歲 的全國通緝犯，初來普林斯頓有什麽感受。她說，真美，真綠。她坐在普林斯頓的拿蘇堂前野餐，她的身後，喬治華盛頓曾與英國皇室簽署了美國獨立宣言。她去弗 裏斯特學生中心吃飯，這裏曾是美國最重要的物理實驗室，誕生了美國第一個電子工程係。在她之前，這所大學還庇護過更偉大的通緝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馮·諾伊曼、托馬斯·曼……這是一種兼容並包的美，而這所大學的宏大氣度依靠的並不是白紙黑字的製度，而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校友。我不禁要想：如果沒有艾略 特先生，這26人又將麵對怎樣的命運？林培瑞教授說：“你怎麽可以對普林斯頓的校友那麽沒有信心？”
史記·遊俠列傳：今遊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曆 史常常以一片灰暗呈現在我麵前，那無數得過且過、勾心鬥角、功敗垂成的故事，讀多了就要絕望得發瘋。每每如此，卻偏能在天地間出現一個真真切切的人，單槍 匹馬衝鋒上陣，所到之處具是撲麵而來的亮色，是一派昂揚開闊的氣象。我覺得人類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奇人，並且用餘下所有的時間去緬懷他。我 對約翰·艾略特著了魔，想竭力明白這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我在網上找一切和他相關的消息，與曾經接觸過他的人交談，在普林斯頓檔案館裏翻閱他的成績單入學申 請。這些泛黃的紙張和故人的隻言片語，或許能勾勒出一位俠者的影子。
約翰·艾略特的童年是在愛達荷州祖父母的大牧場上度過的，其父是成功的華爾街金融商，其母是典型的賢妻良母。高中就讀於美國最好的私立學校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在校成績全為A和A+。教導主任在他的畢業手冊上寫道：“這是一個聰明努力的年輕人，很顯然想在人群中做得最好。可是他對周圍的同學有時會顯出孤傲的態度，更喜歡和年長成熟的人相處。在他所喜歡的英語和拉丁文上，他極有才華。他想成為像他父親那樣的投資銀行家。”1945年高中畢業，出色的成績使他得以進哈佛大學深造。隻讀了大一一個學期，戰後歐洲的動蕩和混亂就讓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歐洲做誌願者。哈佛的導師對他的評語是：“雖然他成績全A，但是他顯然更被歐洲政局吸引，並不願在學業上多下工夫。他想當個政治家。”他從哈佛退了學，在法國和德國開了兩年卡車，救助流民，順便通曉了法語和德語。
1947年，他入學普林斯頓重新開始大一，主修中世紀曆史，個人興趣為中東曆史、阿拉伯語、中國藝術。1951年從普林斯頓畢業，是表彰成績優異的Phi Beta Kappa榮 譽社團的一員。普林斯頓的導師評價他：“他顯然是個聰明的年輕人，隻要想做的事總能做得最好。他的誌願是成為中世紀史教授。”大學畢業，他在沙特阿拉伯的 國家石油公司工作了兩年，掌握了阿拉伯語。之後，他入美國陸軍服役兩年，在柏林進行情報工作。退役後又環球旅行了一年。1958年，當他的世界之旅進行到第13個月時，紐約拍來加急電報，其父病危。他這才飛回美國，繼承了父親的風險投資公司和父親生前的紐約股票交易所資深會員的空缺。
我 看著他大學畢業時拍的黑白標準照。照片上的男子高大英俊、頭發濃密、神態沉穩。他的眼神是溫暖而堅定的，雖然我不難想象出這樣的眼睛也能時而流露出孤傲的 態度。我很容易和照片上的年輕人親近，因為他有著那個年紀年輕人常有的夢想：到世界各地轉悠，執行各種危險而光榮的任務，身體力行地改變世界。而他的悲劇 也是一個司空見慣的個人理想和社會責任的悲劇：老父親一死，他便隻能忘了環遊世界的壯舉，轉而繼承一個龐大的家族企業。
約翰·艾略特擔任家族風險投資公司總裁一職直至1997年心髒衰竭而死。從1958年到1997年那悠長的40年 歲月中，他端坐在華爾街的辦公室裏，扮演著社會所期望的平庸角色。有多少次，他會懷念起德法之間蜿蜒的跨境公路，沙特阿拉伯一柱擎天的鑽井平台，柏林森嚴 冰冷的諜報裝置，還有旖旎狂野的異國風光。每人都有排遣寂寞的方式，而艾略特選擇了收藏文物。他開始收藏起日本民芸藝術、土著印第安人工藝品、非洲部落圖 騰、希臘羅馬文物……這世界上他所不能切身體驗的角角落落，他用當地的藝術填充自己的住所，幻想他正生活在彼時彼地。
1967年，約翰·艾略特重遊了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亞洲展廳裏零星擺放著幾張不起眼的中國字畫。他想起了1944年冬天他在埃克塞特學院讀書時曾讀過的一本《生活》(LIFE)，那份期刊的特寫是8頁波士頓美術館藏的中國書畫。這些書畫的紙張和顏色保存都差透了，而艾略特卻被橫豎彎勾中蘊藏的美而深深震撼。他將8頁彩照貼在自己寢室牆上。在1967年普林斯頓的美術館裏，年近四十的艾略特問美術館館長：“有沒有可能收藏中國書法？”
真是天作之合。
那一年，紅衛兵衝入梁漱溟北京的家，將“封建主義的玩藝兒”付之一炬，圍著火堆呼口號唱歌。那一年，林風眠將平生所藏親手浸入浴缸、倒進馬桶。那 一年，沈尹默將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撕成碎片、在深夜倒進蘇州河。大陸古玩市場轟然而倒，大量書法真跡散落在香港、台灣、日本，保存條件惡劣，價賤如草。接 下去的幾年，艾略特走遍了香港、台灣、日本的大街小巷，在日本的舊書攤裏找到了王羲之，在香港的鬧市口找到了黃庭堅。短短三四年就收藏到了兩百多份書法真 跡，除王羲之、黃庭堅外，還有米芾、趙孟頫、唐寅、文征明等。2000年出版的<The Embodied Image: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的前言中稱，艾略特是中國和日本之外最大的書法收藏家。
在新中國的兩場浩劫中，艾略特都無意中扮演了挽救者。他隻是被1944年那8頁 《生活雜誌》彩頁所吸引，他隻是想在枯燥的華爾街工作之外找些新鮮，他或許不那麽明白他在這段曆史中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在前一場浩劫，他挽救了千年古國 的文化遺產；在後一場浩劫，他挽救了當時國內極富盛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中間有的人曾被讚譽為“中國的良心”，被稱作“英雄”。他們是那個時代的韓寒、 郎鹹平、柴靜。
隻是，時間是如此健忘，時代在飛速前進。21年後，多少人聽聞過劉賓雁、方勵之、遠誌明的名字？多少人看過《河殤》、《人妖之間》？1989年的年輕人不能明白他們的父輩如何能在1967年狂熱於領袖的紅寶書，就像2010年的年輕人與1989年的那場風波沒有任何共性。我們不能理解，那些最高學府的學生怎麽會在廣場上安營紮寨那麽久，那國家最高領導人怎麽會拿著大喇叭對著學生喊話？這些細節在21年後重溫起來是可笑的，是超現實的。
這個時代總是忘記自己從上一代所繼承的是些多麽可笑而超現實的細節，它總是把最應景最時尚的人物當成自己的表率。2010年，韓寒入選美國《時代》周刊最具影響力人物，正如2003年4月的《時代》周刊進行過一次名為“亞洲英雄”的評選活動。那期的封麵人物是周星馳。在全部29位評選出的亞洲英雄中，與周星馳、姚明、馬友友並列著的，有劉賓雁的名字。那一年，約翰·艾略特已經默默無聞去世六年了。
世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英雄。第一種英雄應時代的需要而生，一出世就是時代的弄潮兒，是時代精神的表率。第二種英雄則傳承了經過千秋萬代都永遠不變的品德：勇敢、善良、敢做敢當。他們是時代的粘合劑，將截然不同的時代連接在了一起，使我們在父輩身上發現未來還充滿希望。
約 翰·艾略特終身未婚，無子。平生所藏中國書法，全部捐獻給他摯愛的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品常年在美國各大博物館巡展。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大部分中國藏品 係約翰·艾略特無償捐贈。他生前低調，捐物署名都為“無名氏”。這一秘密直到他死後才由家人公布。基於他對中國藝術收藏的貢獻，普林斯頓美術館的中國廳命 名為“約翰·艾略特畫室”。約翰·艾略特的遺產至今還資助著26位中國學社流亡知識分子的部分遺孀的日常生活……
當年那位在廣場上極具感染力的24歲女孩，到美國後走上了一條再普通不過的成功之路。普林斯頓研究生畢業，哈佛商學院，谘詢公司，然後自己創業。2009年6月，那場風波二十周年之際，柴ling捐款百萬美元用於資助事件受害者和研究事件真相。柴ling在**風波後的為人處事，民間有諸多非議。二十年後飛黃騰達，百萬美元捐款，又引起了海外異見人士一片紛爭。是功是過，逝者如斯，時間自可還之以公道。而我看人看事，都將之往最純潔的方向看。柴ling此舉，或許隻是感恩於二十年前救人於水火的那一百萬。她在2009年的捐款申明中稱：“I would like to thank Mr.John Elliott, who donated $1 million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to set up theChina Initiative……”
一個人的力量那麽小，又能做些什麽呢？
一個人能去幫助那些手足無措的人們。
謹以此向1951屆校友約翰·艾略特先生致敬。
聲明：本文的主體是約翰‧艾略特先生。本文關於艾略特生平和中國學社成立始末全部引自普林斯頓Mudd檔案館艾略特先生的個人公共檔案以及作者同普林斯頓美術館工作人員交談記錄，若讀者存有異議，殊難考據真偽。本文對柴ling的品行、1989年那場風波的細節、海外民運的現狀沒有任何見解。 26名中國學社的社員中，25名為中年的高級知識分子，沒有直接參與1989年的風波，他們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生命平等，大愛無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