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有十年了，當初來美國，隻是短暫的逗留，沒有和任何人討論過要不要留下來，可是後來有了機會，其實隻有一絲的可能，就不願意再回去了。為什麽要鐵了心不回去呢？有一個很長的故事，要從去巴黎的經曆說起。在巴黎的經曆，是我人生的巨大轉折期，不是說有多少收獲，卻是許多事讓我對生活和工作有了一些新的認識，新的判斷，新的選擇。我最後來到美國，雖然為此吃盡苦頭，但無怨無悔！
我去巴黎，是由中國美院送去的，就這一點，我是要感謝美院的，但是，也確實因為美院沒有處理好與之相關的後來的事情，把這一“恩惠”化作烏有。在巴黎的心髒地區，巴黎市政廳的右側，塞那河的北岸，對著著名的西地島和聖母院，有一片不那麽古典的樓房，為巴黎藝術城。她每年邀請世界各國的藝術家來這裏住宿、參觀、工作和展覽，被邀請的藝術家即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藝術協會成員獲得專家的證明，可以免費參觀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博物館和美術館。中國美院在巴黎藝術城保有固定的工作室，每年派教師去那裏進修學習。
然而，請注意這個“然而”！這樣本來很好的事，卻有點複雜：中國美院本來和巴黎藝術城的約定是選派中國美院自己的教師，非盈利地組織去那裏工作學習，而事實上，至少在我去那裏的時候，美院把一部分的名額給了願意出錢的“校友”，成為盈利的事，而且是瞞著巴黎藝術城做的。
我當然不會計較和我同去的人的身份，都是畫畫的，何必區分那麽多，人家願意出錢，也應該可以有這樣的機會麽。可是，我自己的心態正常了，沒有了戒心，不等於人家的心態會正常，不會計較。結果呢，跟我同去的人一直在抱怨自己出錢多了，應該有更多的好處，跟我鬧了矛盾，就到美院去告狀，而美院呢？因為先前收了人家銀子，當然不會坦白，又背地裏惱怒我，把責任統統推到我身上，那是後話。
當時去巴黎的生活，當然什麽都是新鮮事，這是世界藝術之都，不是當代的，也至少在近代是這樣的。在最初的幾個月裏，我就走了許多地方，歇不下來。我的工作室是和另一位藝術家合用的，他叫陳某某，原來從美院師範係畢業，在浙江省海寧縣做事，嚴格地說，這師範係和美院本部是不一樣的，當時美院是文化部直屬的，全國招生，而師範係呢？是浙江省教委委托美院代培的，是地方招生的，師範係後來就撤了，因為浙江金華的師大辦起來，就並過去了。所以，雖然是“校友”，卻從不認識。可是我不是聽大灰狼故事長大的，對他沒有一點兒介心，反倒一見如故。他是畫國畫的，抽象水墨畫，雖然看不出什麽攻底，也有一些現代水墨的套路給他摸到了，我當時也搞些抽象畫，被他一誇，也以為誌同道合一般。
現在想來好笑，我在國內的時候，也稍有壞習氣，請客吃飯隻求個爽。而他呢？其實是個生意人，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他在當地有許多的“文化”方麵的工程在做，許多方方麵麵都有打點，跟他比來，我是不一般的”嫩“了。他不會一丁點外語，在法國（他現在是藝術家居留在那裏），不要說法語，英語他也不會，所以他當時有用得上我的地方。過去常有人說：到外麵，不要和中國人混在一起！我盡當耳邊風了，還一直幫助他，為自己做了陷阱。首先，我幫助他在跟巴黎藝術城的副主席叫河內的見麵的時候，做了翻譯，還眼瞅著他送東西給後者。外語好的中國人注意了：這是一種經常發生的事，如果因為你的外語好，就好像有義務要為別人作翻譯的時候，往往在事實上貶低了自己。在老外看來，我就真的成了一個翻譯（河內不知道陳其實不是美院的，我當然從來沒有說出“真話”），而我自己呢？則不再可能表達自己的意見了，因為即使是我自己的意見，在別人看來也是讓我翻譯的內容，另外，如果有不妥和唐突的話，我也很難不說過去，說了過去，自己的臉發熱了，而他的臉皮卻會越來越厚，因為老外覺得詫異而緊盯著的隻有我的臉。陳某某還利用我聯係了畫廊，一樣的狀況，我甚至都沒有給自己作任何介紹，法國人都以為是“中國藝術家”帶著“翻譯”來了呢。
對於這樣的情況，我當時根本不在乎，自己以為機會多的是！往往什麽事也不往腦子裏去。後來，又帶他去歐洲列國旅遊，我們沒有去參加什麽團，因為我有把握去哪裏都不怕，我現在來美國許多年，也從來沒有擔心過人生地不熟。可是他很怕，語言不通嘛。當時一開始我打算去買歐洲的火車通票，可以去任何地方，他馬上跟進，要一起去。在巴黎藝術城還有其他一些藝術家，包括也是從中國美院去的人，許多人都說要跟我一起去（我算是個香饃饃了），陳某某就盡說這批人壞話，目的是把我係在自己身上。而我呢，很想有點”自由“，確實不太願意帶個大老爺出去，可是經不起勸，也不想太丟風度，就答應他了。火車通票裏有一種，是主要給夫婦的，捆綁式的票，但是價格比兩張單的合算一些，我不喜歡這樣的票，太不自由，加上哪裏在乎一點差價？陳某某卻一定要買這樣的票，我想大概是為了有個我跟他一起的保證吧，也挺可憐的，就買了。不想，這就埋下了禍根！
我和陳某某從德國回來的時候，還有兩次票沒有用掉，想下次去西班牙用。接下來，是我幫助陳某某把太太接來巴黎的事。巴黎藝術城的中國藝術家一般都會在自己呆了一個時期以後，申請太太來巴黎，有巴黎藝術城作擔保，簽證是極容易的。我的太太因為擔心可能和其他人同屋的尷尬，領了簽證也不肯來巴黎。陳某某太太的申請都是我替她們一起辦的，當時除了去當地的警察局開證明外，很重要的是在藝術城寫下保證，當我和他兩方麵的家庭都來巴黎以後，要有一個時間表，證明我們能夠錯開在工作室（其實也是宿舍）的時間，當時宋建明也來巴黎，還幫助我們用法語寫了時間表，雖然陳某某改變主意許多次，一會兒早，一會兒晚，反正他答應我們各自家庭在工作室呆一半時間，至少是寫下來的，後來他覺得自己是繳了錢來的，跟我不一樣，好像應該照顧多呆幾周，我也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他指責我因為英文好，在時間表上作了手腳，就完全沒有根據了，也完全昧了良心。何況，我太太後來知道他太太來了以後的情況，幹脆再也不想來了。
歡天喜地地把他太太接來，接著就麻煩了，因為按照我們的時間表，應該不可以共住一室的，我於是馬上去了西班牙，等我回來的時候，按約定，陳某某夫婦應該已經離開工作室了，我盼望著美美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解解旅途之乏。你們知道這樣？他們根本沒有走，還把我的床挪到最外邊（大門邊），說：他們不在乎跟我一起呆著，也不必遵守什麽巴黎藝術城的規定，那份時間表是給老外看看的，我們中國人有什麽苦不可以吃嗎？我沒輒，隻好別別扭扭地住下來，畢竟不方便嘛！每天早上跑到藝術城的辦公樓去上廁所。我揣摩著他們總該去別的什麽國家玩玩吧，就是語言不通，參加個什麽中國人的旅行團總可以吧？總得給我個把月方便吧？但他們的意思是去旅遊太貴了，哪裏也比不上巴黎好，再呆幾個月吧（我現在猜，其實他們一直在忙居留的事）。
我又作了讓步，報了個中國人的團，去了比利時、荷蘭、德國的三國遊。同團的小劉在旅行結束時在前麵隊伍裏問我想不想在巴黎一起過新年，我同意了，就去巴黎北郊一個盛產香檳的地方買酒，又在巴黎一起逛逛馬路什麽的，也一起去了工作室－陳某某夫婦還沒有走，我也不奇怪了，我就自己掏錢住飯店，陳某某認為我因為有了“臨時情人”才住出去的，實際上，小劉在芬蘭留學，有幾個要好的朋友一起來的巴黎，他們過了年就都一起回赫爾辛基了，我不需要再證明什麽，但他後來把這一項也告狀到美院去，實在牽強了，何況我後來自己掏錢住外麵，也是照顧他們夫婦，可他們不領情。總之，陳某某夫婦挺能熬的，買菜做飯，在工作室過上了他們自己的“家庭生活”。
掃他們興的是，我在臨結束的那個月有個展覽，在藝術城，打算做些作品，這是正事，根據原則，我完全應該也必須在工作室做作品了。我因為還有一些繪畫的材料留在瑞士DaVatz家，去取了臨時的簽證要去一趟瑞士，就和陳某某商量，因為我們還剩兩次（每次兩人）火車票可以用，我們不可能在一起出去了，是不是可以每人用一次，雖然有一半（一人）作廢了，總比全作廢好吧？他同意了，可是等我回來的時候，他又反悔了，說我一定是帶著哪個女孩子一起去的，明明把票用了，還要“詐”他。簡直是個無賴！大家都知道那種火車票是對著護照用的，而另外一個是中國人，而且是男的，怎麽可能冒充？他當時懷疑我跟一個法國女孩子在一起，毫無證具的揣測（又是揣測！她隻是來過幾次電話）就認為我是跟她一起去的瑞士，把他的票當了人情（這件“事”後來也讓他匯報到美院去了），所以無論如何要我退錢給他。那天我因為正要和他們夫婦商量用工作室的事，希望他們無論如何給我兩個星期（原來的時間表已經毫無意義了！）在工作室畫畫，所以在火車票的事上也作了讓步，把他的兩次都算給了他，這實在是個錯誤！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了他的揣測是真的了，但我就是這樣又幼稚了一回，也心裏隻是希望這是最後一回，我真的沒有興趣再和他們糾纏了，隻想和他們商量本來就百分之三百屬於我自己的那一份的十分之一的權力！
陳某某並沒有因為我的屈就而滿足，當聽到我要求他們出去旅行的時候（我已經在此前旅行了三圈，也沒覺得太貴呀！），他們夫婦居然暴怒了，陳某某把他手裏本來要找我的零錢重重地砸向我！兩隻“瘋狗”撲上來對我又抓又咬，我好一陣都沒有回過神來—他們倆口口聲聲做大生意的，讓他們化錢報個旅行社竟會這樣瘋狂？！......我落荒而走，滿臉是血(被陳某某抓的)，我馬上去了藝術城的保安那裏（後來他們說我告洋狀），得以帶我去附近的醫院清洗、上藥、包紮，我很遺憾，巴黎藝術城馬上正式地要求他們夫婦離開一段時間，我並沒有說明他們違規呆了多久，隻是在那個時間，根據時間表，他們不應該在工作室。我知道為此他們非常怨恨我，可是難道我就應該照後來美院領導說的“顧全大局”再讓他們欺負嗎？他們走的時候，留給我的是髒！亂！臭！的房間，象逃難了一樣。臨走的時候，他們的一個朋友，好像姓沈（這個可惡的美國華人，就這樣充當了爪牙的角色！），從美國去巴黎玩，正好趕到巴黎，他們馬上帶著他去了河內那裏 - 藝術城忽然變了腔調，還同意讓他們在我回中國去以後，可以延長在巴黎的居留－還可以再回工作室來住（好像他們聲明了自己吃了大虧？？？）。而且在他們離開的時候，還辦了清房手續，我都不知道這個手續是怎麽辦的，為什麽這時候辦（應該是在我們兩方麵最後全部離開的時候辦的），房間、廚房都很髒，都沒有看／或者視而不見，也給他們放行了，這件事很蹊蹺，藝術城的工作室室友如果按照時間表分享，藝術城中途根本不應該做任何清房手續。
為什麽我不怎麽欣賞法國人？就是那時候埋下的看法。法國人不講原則，很圓滑。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當然知道，我知道陳某某給他們過好處，但是想：不會那麽黑吧？結果呢，那個藝術城叫河內的，後來不但沒有證實事情的真象，還背地裏給了我一刀，就是這樣黑！話說回來，我在工作室做了許多作品，雖然在當地買材料畫畫很貴，許多中國畫家就把帶去的紙上作品拿去展覽了，我卻覺得非要當時當地畫不可，紀錄下來當時新的靈感，還好許多不愉快的事（和臉上的傷疤）在我拿起筆的時候就忘了，而後來的許多憤怒那時候還不曉得，我畫得很成功，展覽做得很好，作品的照片發到美國，當時就收到了訪問藝術家的邀請，為自己以後的發展鋪了條路。那時候，還認識了在巴黎的幾個中國朋友，臨走的前一天晚上，有個朋友特地趕來送我，整理東西搞得很晚，暫時在工作室歇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要開車送我去戴高樂機場。
就在第二天早上，陳某某夫婦突然開門進來——奇怪的是，他們既然已經辦了離開的手續，怎麽這麽快就拿回了鑰匙，我還沒走就搬回來了？把東西大包小包的搬進來，還“嘿嘿”地喊，好像捉了賊一般，明明我的朋友隻是合衣躺在另一張床上歇著，連床褥都已經疊好，馬上就要去送我的（我的行李就在門口堆著），後來他竟告我在工作室留宿朋友，違反了工作室的規定。
原來以為回到中國，不愉快的事就過去了，我很想打電話給宋建明，聊聊這些事，他在巴黎的時候，我們還關係非常好，可是他那時候剛剛升作副院長，不知道為什麽原來的手機號也改了，聯係不上了，加上又是中國新年，不想用牢騷衝了喜氣，就按捺下來了。沒想到剛開學，宋建明就氣呼呼地趕來質問我：在巴黎你闖了大禍了！火車票是怎麽回事？打架是怎麽回事？為什麽去告洋狀？為什麽留宿外麵的人？等等等等，最後還有，藝術城來信指責我把工作室搞得很髒，要求賠款！我聽了這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尤其是衛生的事，我是個潔癖，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太井井有條了，不象個藝術家，這“髒”字從來和我無緣，過後想起來，這裏麵大有文章！這個陳某某一定是惡人先告狀，把我攻擊得體無完膚，而宋建明呢，哪裏聽得進半句我的話？如果你聽說過古代小人進讒言的事，一定不曉得為什麽會有口難辯，我這次是徹底領教了。好在他宋建明不是君，我也不是臣，我不管他豬腦子裏灌了多少水！
但是藝術城要求賠錢的事，我當時不同意由我出，我認為有三個可能：1. 可能是陳某某在我走後做了手腳，來證明和他的爭執的人不值得信任，甚至扇風點火；2. 可能是法國人的敲詐，我已經回到中國，由他們怎麽編都可以了；3. 最有可能是美院故意把問題推給我的，我知道在工作室有個房間，裏麵都是過去許多年來美院教師們留下的破爛，我打開看過一次，其中有前任的副院長（後來的中國美術館長）留下的廢畫稿、畫板，我當然不敢動用（其實工作室本身是美院的財產，裏麵的東西當然可以由美院自己人來決定丟或不丟），我記得臨走簽單子的時候我還特地備注那個小房間裏沒有我的東西（我來之前就那樣），我知道以前的檢查多是形式上的，這次因為我和陳某某的糾紛，引起藝術城的重視，查出他們覺得雜亂的地方需要整理，所以直接向美院索要銀子，獅子大開口也是可能的；而美院一方呢，當然無法找陳某某要錢，因為陳偉農為了去巴黎，已經付了銀子，而且極可能“有人”收過好處，藝術城並沒有把事實報告給美院（誰最後走的？），但籠統地提到了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和工作室的號碼，我當然就脫不了幹係，又是美院工資編製內的人，就來找我出氣了。
後來的事情發展證明我這樣的猜想是對的。宋建明說許江（院長）知道這事後很惱火，給我一種心理上的壓力，然後要我寫一個情況的匯報（他們根本不看的），再跟外辦的主任任道斌聯係（任道斌是個史論係的教授，我過去很敬重的）。等我把材料交上去後，任道斌約我去外辦“當麵對質”，我很興奮地趕去，以為任道斌會安排陳某某來當麵說清楚事情，到了那小樓裏（因為美院基建，當時大部分臨時去了蕭山，外辦的小樓還在南山路）一看，隻有任道斌自己，他說：情況他是知道的，不管你說不說（什麽話？把自己當如來佛了）問題隻有一個，就是賠款的事，如果你賠，學校會從你的工資裏扣，以後不會追究，不記過不批評；如果你不同意，學校就要來硬的，要記過處分。如果是現在，我肯定不買帳，但那時候，學校的“命令”對我還是有“威懾力”的，就想大多數生活在國內的百姓，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敢和政府較真的。我同意付款，簽字，然後離開了那裏。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學校扣了我多少錢，因為我從來不取工資卡裏的錢，甚至那年要來美國的時候，想把錢拿出來了，卻不知道為什麽卡作廢了，去財務科一問，原來早已換了新卡而我從來沒有去領過。所以後來取出一大筆錢，也算不出扣過什麽了。氣人的不是錢，而是人格尊嚴受到了侵犯，學校根本沒有想要搞清楚誰是誰非，卻技術性地處理了這件事，把黑鍋讓我背上，也就是為了一筆錢有個著落，一件搞創收的生意不被砸鍋。而我作為一名教師，在外麵被人欺負，他們不但不聞不問，而且寧可聽信讒言，把髒水往自己老師身上潑，還要設計這樣的“把戲”，真是叫人心灰意冷！我後來義無返顧地來美國，離開了這個學習、工作了十年的地方，就是為了找到我應該得到的起碼的尊重。
美國夢，對我來說，隻是一個奢求平等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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