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吳華揚，一個華裔美國公民，美國百人會會長。我今天的演講將分成三部分：分別有關華裔在美國的發展史，百人會，以及正在進行中的中美貿易戰。我想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華裔在美國：永遠的“外國人”
1968年，我跟隨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時我剛1歲。我的父親是個工程師，和我母親一樣來自台灣。他拿著獎學金到美國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福特公司工作。底特律不像舊金山、紐約這些華人較多的城市，我們家是我們居住的那個社區中唯一的亞裔麵孔。作為一個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國人群，不希望與眾不同。而1970年代的美國，多元文化、多元主義這類概念還沒出現，人們覺得，我們這樣的少數族裔就是應該在美國這個“大熔爐”中被同化的。如果你與眾不同，你會麵對各種各樣的嘲諷、惡意的玩笑，還有孩子之間頗為殘酷的捉弄。你會被起外號，會被喚作“chink”“jap”或者“gook”。人們會問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這麽小的眼睛怎麽看得見東西？你的父母會被稱作“共黨”。在美國的所有少數族裔兒童中，華裔兒童受到的欺負是最多的。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認，我長大過程中，曾對有一雙華裔父母而感到尷尬。所有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多少都會對自己的父母感到尷尬，但移民子女的尷尬感更強烈，因為我們急於融入同齡人，急於擺脫父母親希望我們能夠傳承下去的少數族裔的身份，因為這些身份給我們帶來了太多不公平的、讓我們難堪的遭遇。小時候我最不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華人學校學習中文。今天當我來到中國，我終於明白我母親是正確的，那時我多該把中文學好。但孩提時代的我們又知道些什麽呢？我們隻想待在電視前看卡通片，過得和身邊的同齡人一樣，不想要更多功課，或者做那個孝順的孩子。一切華裔父母希望他們孩子做的，他們的孩子們無一例外地抵製。盡管我媽媽每晚會給全家人做五道菜的豐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條清蒸魚，我哥哥和我還是會嗤之以鼻，要求吃燉牛肉、披薩和熱狗。
但那時我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國朋友的父母，不會成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們終究和別人不一樣。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與眾不同是不受歡迎的，不僅有公開的歧視，暗地裏同樣如此。不管華人多麽勤奮、多麽努力地改善他們的英語發音，隻要他們去銀行申請貸款來買房，或者像我父親那樣打算創業時，他們就會立刻遭遇歧視。我父母將一切歸咎於他們的口音。他們覺得，因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國，長在美國，就一定會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是如此地篤信“美國夢”。
直到1982年，一起華人遇害事件徹底驚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開始寫作，開始為少數族裔的權利鼓與呼，最後成為了一名律師兼教授。這起案件，在美國的亞裔人群中很出名，在這個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對大洋彼岸的中國人則幾乎完全陌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陳果仁）。我並不認識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離我家隻有幾英裏的距離。他屬於比我家更早一批的華裔移民，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裏安家，多以開餐館、洗衣房來謀生。陳果仁並不是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也就是說，他不是我父母會拿我與之比較的那種“別人家的孩子”。他因為開車太快、愛喝酒，大學期間就輟學了。如果他是個白人，那在別人眼中會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小夥子。1982年，時年27歲的陳果仁正準備結婚，迎娶一位同樣是美籍華裔的姑娘。6月19日，一個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們去參加他婚禮前的單身派對。在那裏，他們遇見了兩位白人——一位父親和他的繼子，他們都為美國車廠工作。在一場爭吵引發的打鬥中，陳果仁被這兩位白人活活打死。
陳果仁(Vincent Chin)
我在這裏先暫停一下，講一講這起事件發生的背景。底特律之所以被稱作“汽車之城”，是因為它匯集了當時美國所有主要的汽車製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萊斯勒，它們象征著美國的偉大。時間點也很重要。當時美國正經曆一場經濟衰退，比2008年的危機更糟，因為那場危機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僅僅局限於美國。當時美日關係十分緊張，原因今天聽上去很耳熟——因為貿易。那時的日本經濟正處於蓬勃上升期——雖然現在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經濟已有相當程度的泡沫，以至於後來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時，美國人非常害怕日本。他們害怕日本公司將占領美國經濟，以至於全體美國人都終將為日本人服務。當時日本公司在美國瘋狂收購——這點聽上去也很耳熟——收購美國企業、房地產、球隊，等等。美國國內的仇日情緒高漲，政客們叫囂著要和日本打貿易戰，還有人說日本在對美進行“經濟上的珍珠港襲擊”。那時底特律的汽車產業受到日本進口車的嚴重衝擊。美國車廠的工人們對日本十分仇視，而仇視的對象很快涵蓋了華裔、甚至一切亞裔，因為在他們眼中，“你們長得都一樣”。在1970年代的美國，如果你長著一張亞洲臉，那麽底特律絕對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讓我們再回到那個故事。就在陳果仁的單身派對上，那兩位白人看到了他，開始衝著他叫喊一連串充滿種族歧視的髒話，如“chink”、“jap”。陳果仁告訴他們，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但無濟於事。根據目擊者的報道，其中一個白人衝他喊：“就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我們才會丟飯碗！”在雙方打鬥中，那兩個白人從車後備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陳果仁的頭骨。他鮮血和腦漿迸了一地，昏迷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粵語：“不公平。”在醫院裏搶救四天之後，陳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動了美國的亞裔群體。然而真正讓這個人群熱血沸騰，打破沉默走上街頭，或向媒體疾書表達抗議的，是美國法庭對那兩位白人的審判結果。盡管這兩人從一開始就承認是他們殺害了陳果仁，但他們始終堅稱那隻是一場酒吧打鬥，否認是基於種族歧視的仇恨犯罪。最終他們被判緩刑三年，每人罰款3000美元，一天監獄也沒進。
這起案件，讓很多亞裔美國人悲哀地意識到，不管自己再怎麽努力工作，再怎麽盡力融入美國社會，自己還是無法被美國人接受，是一群“永遠的外國人”。
我以這個故事開頭，是想告訴大家，我是怎麽會對少數族裔問題產生興趣的。我將再花一些時間簡單梳理一下華裔在美國的發展曆史。這些知識並不是學校教給我的。美國教科書中提到一句貫穿全美大陸的太平洋鐵路，它部分是由華人修建的，但除此之外對華裔為美國所做的貢獻鮮有涉及。我花了很多時間自己研究美國華裔的曆史，現在作為一名教授，我在美國的大學向學生們教授這段曆史。就在這幾天，美國最高法院剛剛做出裁決，支持特朗普總統針對穆斯林的旅遊禁令，而他們依據的最重要的曆史判例，就是“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裔美國公民的處理方式。所以，在美國司法曆史上，亞裔族群十分重要，圍繞他們形成了多項至今還有影響力的司法判例。
華人移民美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在1861年至1865的美國獨立戰爭中，南北兩方都有來自中國的士兵。許多華裔自願代表他們的國家進行戰鬥——即使他們沒有被完全接受，他們已經把美國當作自己的國家。
接下來的一波，是來美國修建鐵路的中國勞工。明年是個重要的年份，不僅是中美關係正常化40周年，也是第一條貫穿全美大陸的太平洋鐵路建成150周年。這條鐵路當時從中西兩頭同時向美國腹地修建，愛爾蘭人從東向西，中國勞工則從西向東。當時有將近1.3萬名華人勞工參與了這項工程，在崇山峻嶺中爆破出一條路來。在英語中有一個帶有種族侮辱意味的俗語，叫做“Chinaman's chance（中國佬的機會）”，意思就是，完全沒有贏的機會。這句話就來自那個年代，因為那時中國勞工在沒有其他人能忍受的艱苦和危險的環境中工作。比如他們有時要靠繩索將自己吊在懸崖上，點燃攜帶的炸藥，把岩石一點點炸開。盡管這條鐵路的整個西段都是中國勞工修建的，但在1869年鐵路建成後的慶典照片上，卻找不到一個中國人。
1869年太平洋鐵路貫通慶典的照片上，不見華人勞工的身影
華人移民美國有以下幾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包括剛才提到的那些鐵路工人。如今許多加州華人已是他們的第六代甚至是第七代子嗣。他們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地區，說粵語或者相近的方言。他們在舊金山、紐約和其他一些城市開創了唐人街，這些唐人街社區至今還生機勃勃。這次移民浪潮因為1882年美國在強烈的仇華氣氛中通過《排華法案》而終止。根據這個法案，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美國不允許華人勞工入境。
但1906年舊金山發生的一場地震和隨之發生的大火，燒毀了許多檔案記錄，對華人來說卻成了一個福音。因為法律規定，在1906年前來過美國、或者祖輩在1906年時已在美國的華人，仍被允許入境。於是就出現了許多“paper sons（紙兒子）”。他們謊稱是某某的孩子，虛構一個家庭故事，改掉自己的姓名，用這樣的辦法成功進入美國。
第二波華裔移民出現在“二戰”之後，時間跨度40年，差不多兩代人。他們主要來自台灣、香港和菲律賓，幾乎沒有人來自中國大陸。1965年美國正式廢除了移民配額製，掀起一輪亞洲移民潮，此後數十萬華人來到美國，幾乎全部來自台灣和香港，大多數是拿獎學金的學生，比如我的父母。他們學成後留在了美國，紮下新的根，成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
到20世紀80年代，又一波華人移民湧向美國，這一次他們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很多是中國最好的大學裏讀書的優秀學生，靠獎學金來到美國深造，或者是最優秀的學者，被邀請到美國訪學和教書。與此同時，還有另一種華裔移民，那些偷渡來的、沒有合法證件，沒有精湛技能的勞動者，他們更多隻能在紐約法拉盛這樣的地方，靠勞動謀生。
來自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華人，在美國形成了不同的群體和社區。現在如果你來到美國，你不僅能在大城市中的唐人街看到很多華人，還能在像加州蒙市這樣的城市近郊見到很多“新華人”。距離洛杉磯市中心8英裏左右的蒙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一代人的時間裏，從一個居民主要是白人的城市，轉變為亞裔（主要是華裔）為主的城市。我們百人會成員陳李婉若就曾成功競選蒙市市長，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華裔女市長。
百人會：中美關係的信使
接下來，我想簡單介紹百人會的創辦過程和它在中美關係中可以發揮的積極作用。
華裔在美國最早的組織是在舊金山建立的，他們把這個組織叫做“Native Sons of Golden State”（美洲同源總會的前身），旨在鼓勵美國亞裔對抗種族歧視和不平等。然而它更像一個社群組織，在美國主流社會中並沒有什麽影響力。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紐約的一場晚宴上，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鼓勵貝聿銘將優秀華人組織起來，代表華人社會發出聲音。
終於，在1989年，貝聿銘，馬友友，鄧兆祥，唐蹓千，楊雪蘭及吳健雄博士在紐約正式成立了名為百人會的非營利性組織，旨在形成屬於華人自己的群體，向美國主流社會發出屬於華人自己的聲音。百人會自創始以來，始終致力於兩大使命：即推動華裔群體全麵融入美國社會，促進美國與大中華地區建設性發展。作為由優秀華人精英組成的非政治性組織，會員憑借個人成就受邀請入會，現如今，百人會已有150多位成員，遍布商界，政界，學術界，藝術和體育領域，其中包括雅虎公司創始人，首位美籍華人宇航員，美國駐中國大使，世界體育冠軍等。
1988年，貝聿銘（左）、鄧兆祥（中）與亨利•基辛格討論百人會籌建事宜
實際上，中美關係間的摩擦大多來自於“誤解”。由於中美間的文化差異，言語，行事風格、身體動作、甚至眼神都可能造成理解誤差，因此中美雙方間的交流往往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我給大家舉個例子。2016年，百人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一場慈善活動，我們邀請了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前英國首相戈登•布朗作為嘉賓出席。這場活動匯聚了美國的許多頂尖華裔精英，以及多位同樣頂尖的中國國內精英。我們在活動中倡導慈善公益精神，並闡釋為何中國夢和美國夢是相容而非矛盾的。活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媒體的報道都十分正麵。有意思的是，幾年之前，全球最富有、也最慷慨於慈善事業的兩位人士——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也曾在中國舉辦過過一場類似活動。他們請來許多中國成功人士，希望後者加入他們，一起做慈善。但正如《經濟學人》雜誌在一篇報道中所說，這兩位富豪並沒有在中國獲得期待中的禮遇，原因在於中國精英們認為他們“居高臨下”，以一副規則製定者的姿態傳授經驗。事實上，他們所傳達的理念和百人會基本一致，不同點在於，他們講的是英語，而我們講的是普通話和粵語，就算有時我們也講英語，但我們這些“信使”本身也不同於那兩位，我們是以平等的姿態和中國精英們對話的。
因此，百人會是不可或缺的，作為中美關係中的信使，我們從中美兩方角度同時出發，充分理解兩方觀點，並以合適的語言進行傳達，更好地避免誤解和矛盾升級。同時，百人會通過對美國民眾展開有關對華評價的社會調查，設立領導力獎學金計劃，在國會山做介紹與遊說，與CCG這樣的中國智庫共同舉辦論壇等等，幫助兩國互相了解，促進中美人文交流。
中美貿易戰：實為症狀，而非症結
接下來，談談我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我認為現在中美關係的緊張，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緊張，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衝突和焦慮；導火索甚至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內政，包括幾個月後的中期選舉。
有兩個大趨勢，正在深刻影響當今中美關係。第一個是中國堪稱奇跡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幾年每年來中國兩次，每次都會被中國的發展速度驚訝到。無論以什麽樣的衡量標準，在人類曆史上從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像中國一樣，在擁有這樣規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時，發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續，使如此多的人口擺脫了貧困。即使在美國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也無法與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媲美。中國經濟是個奇跡，但對於美國來說，則成了一種威脅。美國長期占據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國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是第三世界裏仍與貧困作鬥爭的落後國家。如今麵對這個強大的、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他們無所適從。中國不僅開始展示雄厚的硬實力，在軟實力方麵，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國海、 “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影響力都在迅速上升。這都在刺激著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
我這幾年在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教課，用英語向中國學生講授美國的司法製度。我住在校園裏，親眼看見我的中國學生有多用功。他們每天都學習到深夜，周末也不間斷。我想象不出任何一個美國人，哪怕華裔美國人，能夠像這些中國學生一樣享受學習，把學習當成理所應當的事情。“努力工作”聽起來應該是個褒義詞，但是中國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國人的眼中，被視作“不公平競爭”。美國人擔心的是，亞洲人能吃苦，願意忍受更惡劣的環境，最終把美國人都比下去。一個世紀前，一位名叫塞繆爾•岡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國勞工領袖，在一本政治小冊子上寫下一句當時非常著名的標語：“Meat vs Rice（肉食對大米）”。他意思是，亞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亞洲人必然會不公平地擊敗美國男子，因此不能讓中國人進入美國。這聽起來真的很荒謬，但它真實發生過。
第二個大趨勢，就是當今在美國社會內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變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將不再是美國的主要族裔。這種劇變在美國的某些地區已經引起了反彈。比如舊金山是美國華裔最多的城市，不僅出現過華裔市長，而且華裔正在形成這個城市裏的人口新主流。這在白人當中激發起一種基於膚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把這看作是一種侵略，認為應該禁止中國學者入境。甚至有人宣稱，每個中國人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威脅，每位華人——不管是新移民還是已經入籍的華裔美國公民——在他們眼裏都可能是間諜。近幾年中，FBI曾兩次對美國華人發起間諜控告。坦普爾大學物理係主任郗小星，美國國家氣象局公務員陳霞芬，曆經苦難，終於證明自己的清白。雖然最後這兩起控告都被證實為捕風捉影，然而“所有中國人都有可能是間諜”的言論不僅駭人聽聞，更從側麵說明了美國政府對華人的偏見和敵意。
陳霞芬（左）與郗小星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發布的貿易之戰具有更多象征性，對中國的言辭其實更多反映了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分化與焦慮，以及中美的文化差異。此外，中期選舉臨近，特朗普也在為獲得選民支持做準備。中美貿易戰隻是一個症狀，而不是症結，這隻是更大問題的一小部分。正是在這樣的緊張時刻，持續的交流探討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CCG和百人會將盡全力搭建雙邊友好關係的橋梁，盡力消除誤會，防止衝突升級。在這個時刻，有摩擦也有衝突，但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發展與機遇也將隨之到來。
問答環節
問題一：美國會出現一位華裔總統嗎？
吳華揚：我覺得很可能會。在駱家輝成為華盛頓州長之前，沒人覺得他能成功。他成功的關鍵在於他跨越了種族，獲得了主流社會的支持。華盛頓州常有亞裔背景的從政者，但若隻憑亞裔背景，駱家輝是無法成功的。即使在舊金山，你也不能僅憑亞裔身份當選。亞裔不超過美國總人口的6%，僅憑這個人群的支持是無法在全國勝選的。你必須超越種族。
問題二：為何種族歧視在美國仍然存在？
吳華揚：為什麽會有偏見？偏見無處不在。如果你來到中國，你也會感受到偏見。說普通話的和說粵語的。還有地域偏見，上海人對外地人，等等。人總是分群的。亞裔和華裔在美國顯得尤其危險，因為我們看起來就和別人不一樣。如果你是白種人，那融入美國社會容易得多。如果後來你改姓了，人們就不會知道你的祖先並不來自“五月花”號。但如果你是亞裔，被領養了，姓“史密斯”，那麽生活中你每天都會遇到別人問你，史密斯？你怎麽會姓史密斯？我們相貌就不同。西方社會一直恐懼他們口中的“黃禍”，認為黃種人會接管世界。他們的擔心，並不是因為我們比他們差，而是因為我們比他們強。如果你研讀西方曆史，就知道不僅僅在美國是這樣。“黃禍”、東西方衝突，在西方是反複出現的的議題。
問題三：美國華人是否麵對又一個“陳果仁(Vincent Chin)時刻”？
吳華揚：我希望不是。我們在消除種族歧視上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盡管現在是美國國內社會最緊張，最令人擔心的時刻，人群被嚴重割裂。這不隻是我的意見。看看最近的任何一種社會調查，總統的支持者，他的反對者，在信仰、地區等等上都嚴重對立。我們在減少種族歧視上已經取得了不少進步，我覺得我們不會再度麵對那樣一個時刻。但這也很難說。這正是“陳果仁時刻”的可怕之處。打死他的人不是3K黨成員，不會身穿白袍，公開叫囂種族歧視。他們隻是普通人。可怕之處就在於，他們可能就是普通人，在酒吧裏就坐在你身旁，但他們對中國心懷怨恨，一旦喝多了，受到什麽刺激，你就會成為目標。
問題四：中美目前的爭端，不是因為彼此缺乏了解，而是因為彼此過於了解？
吳華揚：我覺得有這種可能。但我認為彼此在交流中仍然存在誤解，尤其是當我看到一些翻譯之後。我的中文好到可以看懂一些翻譯，可以舉些例子。在中國人的口中，可以很自然說出“共產黨”、“統一戰線”、“宣傳”這類詞匯。但不論何時，如果你在美國說出這些詞，“共產黨”、“統一戰線”、“宣傳”，在一定比例的美國人中——我不知道，也許是10%，20%，25%的美國人——馬上會感到警覺。這好像一種“膝跳反應”，會引發一種瞬間的、反射性的敵意：“隻要是共產黨，就都是壞的”。但如果這就是你的觀點，你是根本不可能與中國打交道的，你不可能在中國居住和做生意。如果你的意識形態是，永遠不和任何一個共產黨人打交道，那從一開始你就排除了任何與中國接觸的可能。
問題五：去年你的一封涉及新華裔移民的公開信引發爭議。回頭看你覺得哪裏出了問題？
吳華揚：我想借此機會明確聲明，我歡迎和尊重所有華人新移民。我在信中批評的不是新移民，而是那些對新移民過於苛責和排斥新移民的部分老移民。我剛才在演講中談到翻譯引起的誤解，不得不說，即便是我自己，也碰到了翻譯引發的誤解。這更說明盡力溝通，消除誤解的重要。
問題六：華人如何融入美國社會？
吳華揚：我的答案是這樣，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中國學生、年輕華裔等等都會這麽問我。我總會反問他們一個問題，你都和誰一起吃午飯？知道他們的答案嗎？他們總是和同樣來自清華、北大的朋友，或者自己高科技公司裏的同事一起。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樣一個“朋友圈”已經夠大了。他們不和白人、黑人、拉丁裔，甚至印度人一起吃飯。所以我坦白講，如果你隻和中國人一起吃飯，你不可能執掌一家財富五百強公司，你也不夠格。你必須要學會和不同人打交道，學會和不同背景的人共事，不僅僅在美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