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旋與背叛
1977年11月9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結束四年後，薩達特突然宣布：“為了尋求和平，我準確到以色列議會去。”
這決定剛一公布，阿拉伯國家便炸了鍋，紛紛表示強烈反對。埃及國內多數民眾一開始都不相信，說總統可能一時嘴瓢，總之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以色列高層也不相信，警告說，“別中了這家夥的詭計，他隻是想掩蓋迫在眉睫的進攻”。
但僅僅10天後，薩達特就踏上了耶路撒冷的土地，迎接他的是一眾以色列高官，其中一名是前總理拉賓，他後來在回憶錄中說，直到親眼看見薩達特走下飛機，他還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埃及難道不是我們的敵人？”
話說第四次中東戰爭後，埃及國內，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薩達特確立了可堪比當年納賽爾一般的威望和號召力。沙特國王對埃及人說：“過去我們抬不起頭，現在是你們讓我們有了尊嚴。”就連一貫刻薄的基辛格也給予極高的評價：“這是一個二流國家打響的一場一流戰爭。”
按過去納賽爾的軌跡，有了巨大的聲望，應該重新領導一眾阿拉伯兄弟國家，繼續武裝進攻，直到把以色列徹底擊垮。但薩達特並未按常規套路走，而是主張和平談判。換句話說，戰爭是他打的，和平卻也是他想要的。
這不僅令一眾阿拉伯兄弟國家迷惑，更讓埃及國內極端伊斯蘭主義勢力難以接受，因為趕走以色列人，就是他們數十年來的夙願，而和平談判不僅是軟弱的表現，更在外交層麵承認了以色列的合法性。
所以薩達特這一抉擇，讓他從萬人敬仰的英雄，瞬間變成了人人喊打的叛徒。
敘利亞，宣布將薩達特抵達以色列的日子設為“全國哀悼日”，並聯合一眾阿拉伯國家和巴解組織，成立“拒絕陣線”，宣布凍結同埃及的外交和政治關係。
一貫支持薩達特的穆兄會，感覺到了深深的背刺。蘇聯也到處挑撥說，薩達特正出賣阿拉伯人。
但薩達特之所以堪稱“政治強人”，就在於，他擁有遠見和謀略，更有超越流俗的見識和膽魄。當然還有一顆拳拳愛國之心，早就將個人榮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
他對埃及麵臨的國際處境非常清醒，光有口號和情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第一，解決中東問題、收回西奈半島的希望，在美國，不在蘇聯，所以離蘇親美，是大勢所趨，而鑒於以色列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和談就是唯一途徑。
蘇聯習慣把埃及當小弟看，這已經讓薩達特很不舒服。他在回憶錄中記載：“蘇聯大使儼然以當年英國占領埃及時的高級專員自居！”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蘇聯體製相對美國體製，早就已被證明不行了，能讓埃及走向繁榮的，隻有歐美。
蘇美之間實力之懸殊，單從武器質量就能看出來，薩達特對此尤為痛恨，他曾多次抱怨蘇聯提供的武器，讓埃及至少“落後以色列20年之多”。
第二，經過第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落了下風，所以埃及談判有了籌碼。
另外也是從這場戰爭開始，一眾阿拉伯石油國，證明了石油也可以化作武器。戰爭前後，他們集體將油價，從每桶3.01美元提高至11.65美元，每月減少5%的產量，並對美國和一眾小弟實施石油禁運。
基辛格抱怨說：“僅僅48小時內，美、加、西歐和日本的石油年支出就增加了400億美元，收支平衡、經濟發展、就業、物價乃至社會團結，均遭慘重打擊。”
第三，對以色列而言，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領頭羊”，與其搞好關係，也是在一眾阿拉伯國家包圍的環境裏安寧生存下去所必需的。
戰爭初期的慘敗，激起了以色列內部巨大的恐懼。當時以色列國內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句歌詞唱道：“這是最後一次戰爭，最後一次，最後一次，最後一次……”
戰爭損耗極大，以色列每小時的戰爭費用就超過1000萬美元，所以僅打了7天，國庫即告空虛。戰爭最初幾天，1/4的以色列勞動力都上了戰場，大米價格上漲了50%。持續打下去，沒有出路，也打不起。
一係列因緣際會，1978年9月17日，躊躇滿誌的薩達特、以色列總理貝京和卡特，終於在美國白宮簽署了《戴維營協議》。曆史上第一次，阿拉伯人以和平方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
但主要是收回了埃及的西奈半島，至於加沙、約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雖然有涉及，但留了尾巴，不夠徹底，而敘利亞戈蘭高地，就更被忽略了。
這是該協議留下的最大問題，這也就難怪一眾阿拉伯國家會感覺到背叛了。此時的薩達特，等於將一眾阿拉伯國家辛苦打下來的第四次中東戰爭的成果，完全據為己有。
協議簽訂後，薩達特自美國返回開羅，受到上百萬民眾凱旋式歡迎，議會也以絕對多數投票讚成了該協議。當然，曆史會證明，這都是表象，薩達特不自知的，是他的前方，死神正一步步逼近。
06
離蘇親美
“非常愚蠢地搬用了蘇聯模式，讓埃及一貧如洗。”
薩達特掌權後，逐漸不加掩飾地反對納賽爾的親蘇政策。
第四次中東戰爭，薩達特為了拿到蘇聯的武器援助，賠了不少笑臉。可當戰爭一打完，小甜甜就立馬變了牛夫人。
進入和談期間，薩達特極力地避免蘇聯摻和進來。出錢又出力的蘇聯高層，氣得直跳腳，抓住埃及外交部長，憤怒地質問：“埃、蘇是否依然是朋友？”
埃蘇正式翻臉，始於1976年。薩達特借口蘇聯不願意向埃及提供武器零件，於這年3月宣布，“《埃蘇友好合作條約》隻不過是一紙空文”。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埃蘇徹底斷交。
薩達特過河拆橋，當然不是因為他個人道德品德有問題，隻是早在納賽爾時代，他就瞧不上蘇聯，相信美國才是真正應該討好、模仿和攀附的高枝。
1965年，他以議長身份去過一次美國。美國人讓他坐到國會議長的座椅上體驗了一把。他受寵若驚，在回憶錄裏激動得像個小姑娘。就連納賽爾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開玩笑地對美國人說：“你們那位朋友薩達特公然親美。”
1975年，做了總統後，他又去了一次美國，老美很有心，再次讓他坐上十年前坐過的議長椅子。這又一次令他的小心髒撲通撲通直跳了。
在這之前的1974年，基辛格與尼克鬆，已經正式訪問過埃及，並發了聯合公報。基辛格說，“至少有700萬埃及人出來歡迎”。
攀上美國，潑天的好處隨之而來。各種援助資金拿到手軟，且能無限量購買最先進的武器。
埃美關係不斷升溫，甚至讓以色列也一度緊張起來。到了1980年，美國同意每年給埃及援助35億美元，這使得埃及成為美國的第二大受援國，僅次於以色列。
那些年，羨慕嫉妒恨埃及的，何止一個以色列？但他們不知道的，是薩達特為了得到這份寵愛，幾乎從裏到外把埃及“翻新”了一遍。
其中最為重要的“翻新”，是斷了蘇聯的關係後，他開始實施激烈的市場化改革，取消私人資本監管、鼓勵私人投資、引入外資、取消進出口設備限製、資本出入自由、放開外匯管製、設立自由經濟區。
為了吸引西方外資，埃及開出了極其誘人的條件，比如開業後免征5到8年的稅。看起來是不是很熟悉？沒錯，埃及早在1974年，就立刻實施了激進的改革，力度一點不亞於後來俄羅斯實施的“休克療法”。
效果也是肉眼可見的：
1975-1981年，經濟年均增長率，達8.4%。工人月工資，從1971年的5埃鎊，增長至1981年的25埃鎊。其中，石油、棉花、蘇伊士運河收入、旅遊收入，都獲得了快速增長。
以石油為例，1973-1982年，出口收入從6200萬美元增長至32億美元，自1976年開始，埃及從石油進口國成為石油出口國。而蘇伊士運河收入，則從3320萬埃鎊增長至6.2億埃鎊，增長了17.5倍。
但是，埃及經濟數據雖然變好看了，但極速的私有化改革的問題，也很快暴露出來。
最大的問題，是埃及的經濟增長，主要集中在能源、旅遊、運河、棉花這些傳統優勢產業上，而最應該發展的工業、製造業並沒有真正發展起來。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整個中東包括埃及的定位，主要就是能源基地，而把工業製造的需求，放在了東亞和東南亞。
以美國投資為例，截至1981年，美國在埃及的直接投資約15億美元，其中13億投資到了石油及其相關產業。
大多數外國資本，更願意把埃及當做消費、商品傾銷市場，所以開羅的豪華賓館開了一家又一家，街上的小汽車也愈發擁擠，但與麵上好看的經濟數據相反，埃及經濟增長最快的那些年，也是其貿易逆差、外債負擔增長最為嚴重的年份。
由於政府對一些基本商品實施補貼，埃及外匯黑市、官商腐敗、走私，也非常普遍。而經濟極速私有化的過程中，變賣國家資產，將公有納為私有財產的事，也是司空見慣的。
薩達特死亡前7年，埃及百萬富豪人數，增長了90倍，但一個畢業生年薪不到400埃鎊，窮人一頓午餐隻能買兩張大餅、一顆大蔥。
對於這些富豪，埃及人嗤之以鼻，報紙連篇累牘的抨擊，指責他們的財富根本不是生產性的，而是來自走私、黑市交易，以及投機倒把和充當掮客。
嚴重的貧富對立，觸發了社會的動蕩。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埃及大幅度削減食品補貼，結果引燃了底層民眾的怒火，暴亂分子蜂擁至薩達特住宅高聲辱罵，同時歌頌納賽爾時代。
薩達特也不客氣，派出軍隊暴力鎮壓，短短兩天，至少造成160人死亡，並抓捕了大量被貼上“納賽爾分子”標簽的人。他還覺得不解氣，對許多被法院宣布無罪的民眾，實施居家監禁，同時設立“道德法”，聲稱要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改造。
07
罪與罰
時間來到1981年，薩達特簽訂《戴維營協議》、親美親西方，所引發的不滿，越來越多浮出水麵。
這年6月，穆斯林與埃及占人口10%的科普特基督徒爆發嚴重暴力衝突，導致大量平民傷亡。為了穩住局麵，薩達特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超過1500名“危險分子”被捕入獄。
這次逮捕行動迅猛有力，起到了不小的震懾作用，但一個參與了本次騷亂、名叫哈立德·伊斯蘭博利的極端分子，卻成漏網之魚。
哈立德麵上的身份，是埃及陸軍第333炮兵旅少尉，但他還有一個秘密身份，即“伊斯蘭集團”組織成員。
薩達特為了反對“納賽爾分子”，曾將被納賽爾壓製的穆兄會“釋放”出來。所以他當政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穆兄會過得還是不錯的。
當時電台設立了專門的播放《古蘭經》的節目，每天必須中斷其他節目準時播放，以召喚人們禱告。薩達特把“伊斯蘭教法作為立法主要來源”確立為永久性的憲法條款。他每次演說，都堅持引用一段《古蘭經》經文作為結束語。
投之以李，報之以桃，穆兄會得到“寵幸”後，也確實幫助薩達特幹了不少事。比如，1972-1973年，左翼學生運動此起彼伏，政府頭疼不已。薩達特授意組建的伊斯蘭委員會，就經常替代政府，衝擊左翼學生主持的會場、撕掉他們的牆報，阻止一切反政府活動。
但是，薩達特利用穆兄會，本質是為了剪除異己，加強個人統治，而不是真想與他們分享權力。所以他一方麵親近穆兄會，可另一方麵卻又不允許他們成立政黨參與政治。
可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又怎麽可能輕易受控呢？
借著薩達特的“寵幸”，穆兄會在學生會、政府機關大量滲透、發展會員。更麻煩的，是一部分穆兄會激進分子，紛紛獨立出去，組建更為激進的極端組織。這些極端組織繁殖速度奇快，政府根本摟不住。
據1982年埃及媒體統計，僅關押在某一監獄的犯人，就分屬99個不同的伊斯蘭組織。這其中，伊斯蘭集團，伊斯蘭解放組織，贖罪和遷徙組織，影響力最大。
這些組織，抨擊非宗教節日，抨擊薩達特向以色列求和，反對他的親西政策，甚至阻止男女同處一個教室上課，引發了諸多騷亂，而不同派係亦經常發生械鬥，死傷人數常常達數百人之巨。
比如，伊斯蘭解放組織，1974年就曾衝擊學校和政府機構，並揚言逮捕和廢黜薩達特，一次暴力行動中，11人被打死、27人受傷、92人被捕。
贖罪和遷徙組織，則綁架政府要員，乃至占領電台，狂妄地要挾政府按照伊斯蘭教原則治理社會，遭拒絕後，毫不猶豫地把人質殺害了。
正是鑒於極端組織愈發失控的局麵，這才令薩達特1981年6月初下令大規模逮捕極端分子，1500名被捕的“危險分子”中，其中有804名，都是穆兄會成員。至此，薩達特與穆兄會之間的蜜月期，算是徹底終結了，穆兄會對他的恩情，也被他拋向了九霄雲外。
這諸多的極端宗教組織中，伊斯蘭集團或許是最特殊的。
1970年，該組織迎來一個年輕的領導者，名叫祖赫迪。他出生於上埃及民亞，本事很大。1980年，他奉艾茲哈爾大學教法學院盲人教授、一貫主張暴力革命的拉赫曼為精神領袖，組建了一個新的機構，叫“新聖戰組織”。
“新聖戰組織”豢養了一堆小嘍囉，其中一名叫艾曼·紮瓦希裏，多年後，他成了“基地”組織僅次於拉登的二號人物，2022年被拜登擊斃。
該組織，另外一個小嘍囉，就是我們上麵提到的哈立德。1981年9月23日，作為陸軍第333炮兵旅少尉，哈立德接到了參與10月6日閱兵式的通知。通知還說，到時候將會有一個數輛炮車組成的小分隊，歸他指揮。
他自感，這是刺殺薩達特的絕佳機會，不禁感歎說，“這是天意”。很快，他把該消息向上級祖赫迪做了匯報。而祖赫迪也同意他的看法，立即授意策劃刺殺行動。
閱兵式當天，哈立德在隊友飯菜中下了瀉藥，造成多人腹瀉，離隊就醫。借此機會，他再把三名同夥帶進營地，謊稱三人為替補士兵。
而在前一天，他事先藏匿好了裝滿實彈的武器，並成功躲過檢查，然後就發生了我們開篇所講到的那場悲劇。殺死薩達特後，哈立德很快就被逮捕了，他對著電視直播喊道：我殺了法老。我不怕死。
結尾：掠奪資本主義
2007年，倫敦，一個來自埃及的億萬富豪，突然死掉了。警方給出的死亡原因是，失足墜樓。這位富豪，不是別人，正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曾給以色列提供過情報的間諜、納賽爾口中的蠢貨女婿，馬爾萬。
馬爾萬，是1982年移居倫敦的。他住在白金漢宮附近的豪華公寓裏，過著極度奢華而隱秘的生活，據說經常采購大批昂貴的珠寶首飾，還買了一架“費爾康”私人噴氣機。
長期以來，很少有人知曉他的真實身份，直到2002年，一個叫布雷格曼的以色列人，依據茲伊拉的著作，順藤摸瓜確定並公開了他代號“the Angel”的間諜身份。茲伊拉，因此被以色列情報部門告上法庭，說他泄密，並讓馬爾萬的生命陷入巨大的威脅。沒想到，一語成讖。
我們前麵說過，他老丈人死了以後，薩達特提拔並重用了他。但是，無論再怎麽重用，當個官，又怎麽會成為億萬富豪呢？
實際上，從他定居倫敦後的交往圈子，就能大致猜個大概。
當時他在倫敦，第一要好的朋友，就數與英國王室聯係緊密的百萬富翁艾爾·法耶德，除此外，還包括軍火商阿德南、利比亞領導人卡紮菲，還有切爾西俱樂部前老板肯·貝茨。
很明顯，馬爾萬的發財路子，跟艾爾·法耶德、阿德南是一樣的：
利用手中的人脈，外加薩達特上台後給各路權貴、富豪鬆綁的寬鬆環境，充當中東、北非政治貴族和西方軍火商之間的掮客，當然也有可能賣情報。所以馬爾萬的另一重身份，正是“軍火商”。
薩達特之所以縱容這些親西方的掮客，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想把這些反納賽爾勢力“釋放”出來，鞏固權力。
但是，正如他釋放出穆兄會，最後被穆兄會反噬，他釋放出的掮客、權貴資本家，也導致了埃及不斷擴大而板結的貧富差距，最終導致底層民眾對他離心離德，引發了社會動蕩。
所以薩達特死後，新上任的總統穆巴拉克，除了第一時間處理極端組織外，另外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收拾這些掮客、權貴資本家。這就是為什麽，薩達特死後第二年，馬爾萬就離開了埃及。
但薩達特的弟弟埃斯邁特，就沒那麽幸運能躲過穆巴拉克的鐵拳了。這哥們，1973年還是個汽車司機，靠著哥哥的地位，1974年就變成了億萬富豪，他有31套住房、6處別墅，而當時許多窮人隻能棲息在公墓與帳篷裏。
1982年，總檢察長以涉嫌行賄、徇私和貪汙，逮捕了他和三個兒子。判決書上，指名道姓一同參與腐敗的官員，包括三位部長以及國務秘書、前部長、前總檢察長。
埃斯邁特被捕入獄後，埃及人借此攻擊薩達特，抹煞他的過往成就。
這也難怪，據說當時埃及一共1.7萬個百萬富翁，7000人是因為通貨膨脹帶來的土地與財產增值而致富的，另外1萬人的財富，無一例外，都是非法攫取的。1982年初，光涉嫌逃稅的百萬富翁就有923個，其中300人受到稅務局審查。
事發後，埃斯邁特曾向穆巴拉克求情，但後者說：“你的臭名全國皆知，我也保不了你。”
事實上，薩達特本人的生活，也一直比較奢侈。這點連尼克鬆也有所了解，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與納賽爾的庶民作風截然相反，薩達特有10座總統別墅，衣著講究，抽的是進口煙絲。”
所以與納賽爾去世時億萬埃及人悲痛欲絕的景象不一樣，薩達特去世時，多數埃及人的態度相當冷漠，出殯時，街頭送葬的百姓寥寥無幾。
薩達特被刺殺之時，當時還是副總統的穆巴拉克就在他的身旁。他接過總統權杖後，立即著手抓捕凶手和幕後組織者。
哈立德毫無疑問被抓了，且很快吃槍子、見了閻王。幕後的組織者祖赫迪，則坐了22年大牢，於2003年重獲自由。重見天日之際，他曾經的小嘍囉艾曼·紮瓦希裏，已是基地組織的二號人物，且策劃實施了震驚世界的911。
穆巴拉克上台後，實施了較為溫和的宗教政策，放寬了民主尺度。穆兄會借此良機，與其他合法政黨合作，參與議會選舉，上世紀90年代，一度成為最大的反對派。2011年，借助“阿拉伯之春”，更是將穆巴拉克趕下了台，組建自由正義黨，選出了第一位總統，即曾經留學美國的穆爾西。
但好景不長，穆爾西一上台，就開始改憲法，增強總統權限，改組內閣，安插親信，限製檢察機構權力，結果引發了社會騷亂。所以執政不到兩年，2013年7月，他被塞西為首的軍人集團趕下了台。穆爾西被判了死刑，穆兄會被再次宣布為非法和恐怖組織，塞西則成為了新的埃及總統。
穆兄會實力已經不俗，而軍人集團卻能把它趕下去，可見其實力更是了得。實際上，這還得感謝薩達特時代確立，並在穆巴拉克時代濫觴的體製：權貴掠奪型資本主義。
穆巴拉克上台後，一度想要將薩達特時代確立的“消費性開放”轉變為“生產性開放”，也就是盡量把外資、私人資本引入工業和製造業，發展代工、對外貿易，但是效果極其有限，原因是：
一方麵，美西方的工業產能，從來沒有想過轉移至中東。
西方資本對埃及最為熱衷的，是在埃及旅遊、消費和挖石油，以及開銀行，以吸引不斷從國外寄回來的外匯——埃及有占比10%的基督徒即科普特人，他們許多散居海外，每年會給埃及寄回去大量外匯。
另一方麵，自薩達特時代開始的市場化、私有化“休克式”改革，讓埃及實際上早就形成了一個權貴、商業精英、掮客和外資相互庇護，共同盤剝埃及的既得利益集團。
自上世紀80年代後，穆巴拉克政府機構、議會中的權貴，不降反增，變賣國有資產的步子邁得更大了。比如，2004年，新上任的總理納齊夫，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信徒，當年出售的國有公司資產價值，比前10年總和還多。
這期間，穆巴拉克的兒子賈瑪爾·穆巴拉克，更是埃及家喻戶曉的“總賣家”，所有進入金融、石油、水泥等行業的大資本家，都要先與賈瑪爾發展出裙帶關係，於是恩佑、腐敗無處不在。截至2010年，政治關聯企業，賺取的利潤，占企業整體利潤，已經超過60%。
這其中，孕育了埃及5位總統中4位的軍人集團，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分肥勢力。事實上，一直到今天，埃及的官僚係統、國有企業，均充斥著大量現役或退役軍官，並形成了一個“超國家”的經濟帝國，管理著數以萬計的工廠、酒店、俱樂部和收入豐厚的企業，而且以“軍事機密”為由，拒絕接受議會和行政組織監督。
在今天這個時代，任何國家，工業製造業發展不起來，就沒有財富源頭，如果還加點自由主義的雞湯，放開匯率和金融管製，那麽通貨膨脹、匯率失控、財政危機、失業高企、腐敗橫行，一般就會成為常態，前有阿根廷，後有埃及，概莫例外。
而同樣不例外的，是其中的統治者，為了穩住選票和政治地位，要麽走民粹主義路子，用巨額債務製造出一埃鎊一張的大餅，討好底層，要麽牢牢控製著槍杆子，用堅硬的拳頭壓製底層。而穆巴拉克的路子，是兩者兼而有之，外加民主外衣下的政治操弄，所以他的總統之位，坐享了近30年之久。
2023年8月30日，生命軌跡橫跨自納賽爾至塞西時代的老人艾爾·法耶德，病逝於倫敦，終年94歲。這位億萬富豪，大半輩子都在追尋和向往殖民了祖國整整70年之久的帝國夕陽。
每年8月31日，都是全球粉絲悼念戴安娜王妃的日子。有人說，這一天，人們總是能看見這位耄耋老人獨自一人登上兒子與戴安娜生前乘坐的遊輪，就那麽安靜地待一會，以無聲的告白，向愛子、向那一夜巴黎橋下撞碎的貴族夢，表達無限的哀思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