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過35周歲1天時間，意味著於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報名資格——他所在的省發布的公務員招考公告裏，將考生出生日期限製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於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給有關部門打電話希望通融，得到的答複是，“差一天，一分鍾都不行”。
上岸無望。於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裏，“不讓我上岸，你也別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從寺院求來的，說是讓大師開過光。彼時他剛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給他帶來好運。但這串珠子似乎沒能加持他的命運，尤其在考公這件事上。
進入2024年，意味著包括於超在內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齡死線上。
一般來說，國內考公對本科學曆年齡要求普遍是35周歲以下。這個年齡線依據，來自於200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製定的《公務員錄用規定》。這不僅成為日後35周歲報考上限規定的依據，也成為民企招聘市場中默認的年齡紅線。
然而外部世界的變化，讓公務員考試這一曾經被相當一部分“80後”視作雞肋的考試變得炙手可熱——互聯網大廠裁掉35歲以上員工的消息頻頻傳出，社交媒體上擠滿了再就業的離職博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盡數瓦解，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擁有一個編製、一個鐵飯碗似乎成了更為穩妥的選擇。有人因此感歎，以前的故事從“下海”開始，現在的故事到“上岸”結束。
而對最後一批“80後”來說，當他們意識到該上岸的時候，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岸的誘惑
想要上岸的時候，於超還是名律師。他本碩都讀的法律，學生時代就通過了司法考試。25歲研究生畢業時，也有同學考公。但對於超來說，公務員在彼時並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和看得到盡頭的未來，這些顯然不是他當時想要的。“我那時候想掙錢。和律師比，公務員雖然穩定，但收入一般。”
27歲那年，於超成了執業律師。
幾年律師做下來，他的案源並不穩定，平均每年掙5萬元已經是上限。最慘的時候，全年收入隻有1.5萬元，甚至沒達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他還陷入了一個怪圈，“每天各種應酬，到處推銷自己。”
30歲那年有了孩子後，生活壓力更大了，漸入中年的於超開始意識到一份穩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辭職考公，他也動了這個念頭。
他注意到，律師考公的，大多進了公檢法單位。他們除了有穩定的基本工資外，還不乏各種津貼、年終獎、節日福利等。一個岸上的朋友告訴於超，他們在食堂吃飯，每餐隻要1塊錢。平時即便請假，對薪資也沒什麽影響。
而這種穩定，對整日為案源焦慮的於超來說，簡直是神仙般的日子。這更堅定了他考公的決心。
一千個大齡考公者，會找出一千個考公理由。而當何國權告訴我他是山東人時，他似乎也不用解釋太多理由了。“一個過了35周歲還沒上岸的山東人，能有什麽未來？”坐在我對麵的何國權，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圖”香煙，煙霧打著轉從鼻孔裏鑽了出來。
何國權是獨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裏經濟條件過得去。因為整個家族沒人從政，在何國權很小的時候，爸爸就給他“洗腦”，常掛在嘴邊一句話就是：“士農工商，做官才最厲害。”但何國權對當官沒興趣，他覺得做生意掙錢最實在。
當年在山東某大學讀書時，他學了經濟學，2010年本科畢業時，在父親命令下，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失敗後，就跟著父親做生意。何國權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對成本和利潤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親承認，自從兒子在家幫忙後，家裏每年能多掙幾十萬。
但何國權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父親驕傲的資本。後者不斷提醒兒子再去考公，並時常念叨著，要真考上了，會對家裏生意有什麽幫助，自己跟朋友們說起來臉上也有麵子。
父親念叨了好幾年，也沒能打動何國權。他對考公還是沒興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遊戲，中途倒是談了個戀愛，甚至一度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見家長時，女方父親勸他，“你上了個大學，就應該去考公。”何國權明確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對方當麵沒說什麽，私下卻跟女兒說，“小何這人，沒啥大出息。你是老師，在編的，他配不上你。”
後來兩人分手後，何國權的父親也借此再次鼓動兒子考公，“人家就是因為你不是公務員，才看不起你。”父子倆為此吵了起來，當兒子的說，不考公又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事。當父親的則不斷重複，“我是為你好。”
生意做到33歲那年，何國權突然沒了興趣，他“覺得沒什麽尊嚴”。所謂的尊嚴，來自幾次同學聚會。
幾個畢業後進了體製的同學當了領導，哥兒幾個聚會時，體製外的同學給他們敬酒，總是低頭哈腰，一口一個“領導”“主任”叫著，氣氛尷尬又局促。何國權說，實際上，那幾個體製外的同學都挺有錢，但在體製內的人麵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來。起初何國權看不上這種“卑微”，參加了幾次飯局後，他對權力迷戀起來。
他突然意識到，金錢在權力麵前，一文不值，並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頭。當時是2020年，何國權33歲。
大齡考生
按照35歲的年齡上限推算，當時的何國權理論上還有上岸機會。
當年11月，他老家公務員局發布2021年度招錄公務員時，對專科、本科年齡要求是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間出生）。何國權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報考的那個區級單位，隻招錄1個人，意味著需要走“獨木橋”上岸。
備考的日子漫長又難熬。300多頁的申論教材，與400多頁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何國權通常看不到10頁就開始打瞌睡。醒來後，發現之前看的幾頁，幾乎忘光了。為了不讓自己犯困，他試過各種濃茶、咖啡，但都無濟於事，他無法保持專注。
他也到考公培訓機構考察過。剛一進去，工作人員就滿臉堆笑地走過來，“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編嗎？”何國權尷尬地笑了笑，悻悻離開。從那之後，他再未考慮過上培訓班。
《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中也提到過一個類似細節：在某考公線下衝刺班裏，一個大齡考公者和一名“95後”學員同桌。後者做判斷推理題的速度很快，寫完後對前者說，“阿姨，你不適合考試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這麽長時間還沒算完。”
何國權似乎也不適合考試了。2020年12月中旬參加完筆試，他的成績隻有40分（滿分100分）。當年，該地筆試合格分數線為50分，他連麵試資格都沒拿到。
考公這條路上，屢戰屢敗的大有人在。何國權決定再戰。
2021年11月，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2年招錄公務員公告，何國權沒有超齡，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筆試仍然沒過線。2023年，再考，還是沒過。
連續三次考公失敗，何國權的父親不耐煩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後，他對兒子說。何國權沒有反駁。這次失敗，意味著他隻有最後一次機會了。
2023年11月，當地發布2024年度錄用公務員公告，何國權年齡上屬於壓線。
這次他的筆試過了，進入到麵試流程。憑借自己生意場上的能說會道，何國權本以為麵試會順利通過。結果考官三個問題一出，他腦子裏一片空白，完全不記得自己在說什麽。當時是4月，從考場出來，他的後背被汗水浸濕了一大片。最終，綜合成績未達到錄取標準。
於是，在35周歲前，何國權失去了最後一次考公機會。
“35歲，就是一個廢人了。”何國權徹底被擊倒了。那段時間，他幾乎每晚泡在網吧通宵打遊戲，白天窩在家裏睡覺，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親安排，甚至連頭發和胡子也懶得打理，衣服半個月換一次，身上飄著汗水和頭油混雜在一起的味道。
扔了佛珠的於超，在未超齡前，也是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的。
2023年1月下旬，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3年度公務員招錄公告，於超符合條件。在完成報名、資格審查、繳費等程序後，他報了某區的紀委監委。
報名成功後，於超在家自學——得益於法律專業的學習，對於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他學起來很是得心應手。2023年3月下旬成績出來，他超了當地筆試最低控製分數線幾十分，順利進入麵試。
“我當時根本不擔心麵試。”做了多年律師的於超，對自己的口才和應變能力非常滿意，在他看來，麵試無非是走個流程。2023年4月，他穿著筆挺的西裝，戴著佛珠去參加麵試。
麵試過程隻有十幾分鍾——做完自我介紹，考官問了他三個問題。一是分析熱點事件，二是如何處置突發事件，還有個與法學相關。麵試成績滿分100分，合格線為60分。
最終，於超麵試拿到了70多分，但在當天所有麵試人員中，處於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裏出了問題。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膩膩的佛珠，突然問：“麵試當天也戴著？”於超回答“是”。妻子搖搖頭：“你都考公了，怎麽還戴佛珠？”於超辯解說那隻是個裝飾。妻子則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讓麵試官有了什麽誤解。
再後來，有人問起於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著，自己才34歲，還有一次機會，可以來年再戰。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
“差一個月，人生完全不同”
武俊傑也輸給了年齡，盡管他選擇了難度相對較小的上岸途徑——考編。不同於公務員考試，考編指的是參加事業編製考試，考上以後取得事業編製，如教師、醫生等。
和於超們一樣，武俊傑也沒打算在畢業之初就捧一份鐵飯碗。2010年從南京的一所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先是到了當地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上班。彼時教培還是朝陽產業。當年，全年共有34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主要的交易所進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領域公司就占了4個席位，成為五大上市行業的主力軍。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稱，“2010年我國教育培訓行業市場規模已達7800億元”。
剛入職時，於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時候，拿過3萬多。
一切來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機構尚能勉強維係，但最終還是沒能撐下去。2020年，武俊傑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個小縣城裏，工作並不好找，有朋友建議他，不如考事業單位。武俊傑對考編考公了解不多，僅有的常識讓他覺得，考編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鐵飯碗。
武俊傑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編的2020年，顯然在年齡線之內。
於是他報了當地某單位的“財政全供”專業技術崗，該崗位招兩個人。
筆試是在當年7月下旬進行的，考試科目有《綜合知識》和《申論》兩科。兩個科目滿分分別是100分。考試成績下來後，武俊傑離筆試分數合格線差了一點，第一次考編失敗。
武俊傑想放棄，但老家留給他的工作機會太少了。他曾經工作過的教培行業，在2021年經曆了一次大規模整頓，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訓監管司給出的數據是，“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84.1%”。
這意味著，想要回到從前的賽道，也變得愈發艱難。他隻能繼續備戰考編。
2021年，該縣招事業單位人員時的年齡要求和上一年一樣。彼時33歲的武俊傑仍然沒有超齡，但拿到筆試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於第一次考的是《綜合知識》和《申論》，他在之後的備考中，也一直惡補這兩門。但到了2021年，筆試科目換成了《職業能力傾向測驗》和《綜合應用能力》，武俊傑隻能倉促學習。
武俊傑記得，那年一共招101個人，“35周歲以下好像隻要15個，其餘全是30周歲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歲以下。”而在為數不多的“35周歲以下”的崗位中，還有幾個是麵向特殊經曆人員的“定向招聘”。
比照了年齡和專業等要求後，他發現隻有某執法大隊和殯儀館適合自己。即便如此，這兩個單位也分別隻招一人，武俊傑選擇了執法大隊。筆試成績一出，又失敗了。
武俊傑還是得考，考編幾乎成了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2022年6月，當地再次招事業單位人員時，彼時34歲的武俊傑在招聘公告中發現了一個細節，“之前對年齡問題，縣裏會特別強調30周歲以下，和35周歲以下。2022年時，隻提了30周歲以下，完全沒提35周歲。”
他趕緊打開當年的崗位計劃表，認真數了下，發現當年該縣80多個崗位共招104人，隻有11個崗位要35周歲以下的。讓武俊傑難以接受的是，這11個崗位的專業要求，他一個都不符合。相當於，這一年的武俊傑，盡管有年齡優勢，但因專業不對口失去了報名資格。
那次之後，武俊傑知道自己在考編市場中，幾乎沒有任何希望了。
於是他開了家小超市，閑來無事，還是會時刻關注考編信息——2023年，他發現，縣裏在招聘事業單位人員時，大多數要求為30周歲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後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歲以下。對35周歲以下的隻有兩個“定向招聘”崗位。
看著這份公告，他越想越氣，到最後，直接抓起電話打給有關部門，表示希望將大部分崗位年齡放寬到35歲。有關部門的回複客氣又官方，隻說是根據要求，合理設置的崗位，但也表示，會根據曆年招聘情況進行優化。
實際上，“35歲”門檻被詬病已久。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正國此前提出，“設定‘35歲門檻’不僅不利於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更涉嫌違反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侵害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
2024年3月，武俊傑發現，自己所在的縣打算招聘的70多個事業單位人員中，35周歲以下年齡崗位，占到了30多人。他有些驚喜，但這一年，他已經超齡了——這份公告上，“35周歲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後出生的人。武俊傑出生於1988年2月。
“對大齡青年來說，差一個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傑說，在決定考編之前，他從來沒有過年齡焦慮，朋友們一起吃飯，他總是最小的那個。而這些年，都開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終讓我覺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齡，真是悲涼。”
岸上危機
當越來越多的人擁入考公賽道時，這條賽道的廝殺也變得愈發殘酷。
比較一下這些年的數據，2022年的國考，計劃招錄3.12萬人，報名過審人數突破200萬，最終有142.2萬人實際參加考試，參加考試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46:1。2023年的國考報名審核通過人數達到259.7萬，達到近些年審核通過人數最多的一年，招錄比達到70:1。到了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300萬人，招錄人數為39561，今年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77:1。
而在大齡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夠壓線上岸，毫無疑問是被無數人豔羨的幸運兒。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已然上岸，她在接受采訪時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歲那年，周燕燕決定考公。年齡意味著她隻有這唯一的一次機會，而她抓住了。
實際上，做這個決定前，她是有些冒險的。因為各地招錄公務員，對年齡的限製，都會卡在發布公告日期，比如，該地2021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5年1月後出生，2022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6年2月後出生。而出生於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報考時卡在1月份，她還有機會；但如果卡在2月，就沒機會了。
“輸了，就當學習了。”周燕燕決定賭一把。
備考半年後，2023年1月份，該省公務員局發布考試公告，周燕燕的年齡剛好壓線，她賭贏了。接下來是筆試、麵試，再進入到體檢考查環節時，周燕燕知道，上岸穩了。
她到此前工作的報社辭職，領導和同事嚇了一跳。有報社領導表示完恭喜，趕緊說，“以後當領導了，記得咱報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臉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後告訴她，“我們領導托我說，想請你吃飯。”周燕燕一概拒絕了，“你們這些男人，我這個年紀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著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職後，周燕燕先是進行了初任培訓，並分到相關崗位去實習。實習期為一年，其間有工資和社保。試用期滿考核合格的的話，才能任職定級，如果不合格，則要被取消錄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實習期，和她一同實習的，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
她一刻不敢放鬆，“我能在這個年齡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輕人不想幹的我幹，年輕人幹不好的我幹，他們下班吃火鍋、看電影，我在學公文寫作。”相比之前在報社的工作，周燕燕覺得無比疲憊，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齡上沒有優勢，就要贏在工作態度上。
“就算上岸了，也照樣有35歲焦慮。”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機感。他在29歲那年考公上岸，在鎮上的綜治辦工作。
周喆上班的鄉鎮離家50多公裏，如果不值班、沒有突發狀況的話，他一般會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綜治辦，用官方說法，是主要負責維穩、信訪、平安建設、防範與處理邪教、社會治理等。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就是解決發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種矛盾，細碎又繁瑣。
“經常被一群人圍著，各說各的，誰也不聽，腦仁疼。”前幾年周喆還敢大聲訓斥群眾，智能手機普及後，他隻要大聲說話，立馬有人舉著手機拍他。每到這時周喆就異常緊張，“怕他們發社交媒體，畢竟輿情壓倒一切。”他覺得自己足夠小心謹慎且和善了，但還是經常被投訴。上麵查了一圈，發現沒有實際問題，又都不了了之。
最讓周喆難以接受的是，從前在企業時，他可以兼顧家裏。自從做了鄉鎮公務員，基本與家庭割裂了。夫妻倆起初還會為此吵架，現在發展到基本不聯係，隻是保持著一份有名無實的婚姻。
周喆想過離開鄉鎮，到市裏工作，可這太難了。
按照組織部門要求，像他這種鄉鎮公務員，在鄉鎮機關最低服務年限為5年，並且要簽訂書麵服務協議，這5年不能辭職。想要離開，隻有辭退和被開除兩種。後果就是，如果被辭退，五年內不得報考公務員；開除的話，終身不得報考公務員。
2021年，周喆5年服務期滿。他已經適應了公務員工作，不想離開這個隊伍。
而如果想要離開鄉鎮，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務員遴選。所謂公務員遴選，簡言之，就是上級機關直接向下級基層機關選人。其中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可越級遴選，這是很多基層公務員晉升的黃金通道。具備遴選資格的人，除了已經是公務員外，一般也要求35周歲以下，甚至有些崗位要求在30周歲以下。
2022年2月，該省公務員局發布當年省直機關遴選公告後，周喆趕緊報了名。當時，省裏對年齡規定是“35周歲以下（1986年2月以後出生）”。周喆生於1987年4月。
他報考了一個省直部門。有同事鼓勵他好好考，並和他開玩笑，“考到省裏了，以後多照顧老同事”。公務員遴選也分筆試和麵試，筆試滿分100分。周喆沒能通過筆試，回到單位，當時鼓勵他的同事說起了風涼話，“好好待在鄉鎮幹，就別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歲“大限將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沒有考過。
“如果不辭職，我大概是要在鄉裏幹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經是燒高香。”周喆遴選徹底失敗後，妻子基本不和他說話，偶爾吵起來，就抱怨他遴選時不找關係，走門路。
周喆無言以對，他還會時不時關注各地遴選信息。他發現，網絡平台上經常有基層公務員抱怨遴選年齡的問題，並建議將遴選年齡拓寬到40周歲。而在四川、貴州等一些地方，已經將遴選年齡改到了40周歲。
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內，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這樣的調整。
接受完采訪不久，頹廢消沉了一段時間的何國權突然主動聯係我，說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終目的仍然是考公。
之所以有這個想法，是從2023年開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確將碩士、博士應屆生年齡限製放寬到40歲，新疆更是將縣（市、區）及以下機關職位的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年齡放寬到45歲。不過，這種放寬，基本隻針對應屆碩士和博士生。
何國權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畢業不到40歲，還能以應屆碩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別到時候把研究生學曆也卡到35周歲，畢竟現在滿大街都是研究生了。”
於超則放棄了上岸打算，繼續做回了律師的老本行，隻是每每提起考公，還會對那串佛珠耿耿於懷。偶爾他也會想到那句經典的佛教用語，“苦海無邊，回頭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