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流動的代
2024.03.16廣州
大家好，我是謝愛磊，來自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我的研究領域是社會發展和教育公平，最近一些年特別關注的議題是農村學生的教育和社會流動。我特別珍惜這次分享的機會，因為我覺得每次分享都代表著我可以為我所在的社會群體傳達出一些聲音。
大家肯定都知道“小鎮做題家”這個詞。現在網絡上對它的定義是出生於農村或者小鎮，因為善於做題而取得了不錯的高考成績，從而進入精英大學的學生。
▲ 圖源：圖蟲創意
如果這麽去定義的話，我也算是一個小鎮做題家。我是在安徽農村長大，高考那年獲得了我們省重點高中的文科第一名，誤打誤撞地報了華東師範大學的英語專業。
我在大學裏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也很厲害的老師，但是倫敦、巴黎、莎士比亞、歌劇，實在是離我原來的生活太遠了。我當時感到很迷茫，很難適應大學的學習和生活。
我朋友很少，社交圈很小，經常一個人深夜在校園裏散步。有時候朋友拉著我去參加萬聖節派對，結果我不到一半就跑了出來，覺得自己不屬於那裏。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遭遇，讓我開始去思考和我一樣的農村籍學生是不是也有類似的困擾，這些困擾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麽？這也讓我逐漸把教育公平研究變成了自己的職業理想。
一項關於“做題家”的追蹤調查
201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學開始了我的第一份學術工作，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了一項針對約2000名城鄉學生的追蹤調查。那時候我特別關心的問題是，在精英大學，農村籍學生可能遇到的挑戰和障礙是什麽？他們難在哪裏？
我一直不太願意把我采訪過的農村籍學生稱為“做題家”，因為我擔心這個稱呼會導致對他們的汙名化。但是現在這個概念已經鋪天蓋地，而且突然有了很多新的汙名化內容，比方說很多人說他們“視野狹隘”“綜合素質不高”“沒出過什麽遠門”“格局小”“隻會做題”等等。
▲ 網絡上關於“小鎮做題家”的汙名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記者采訪我說，謝老師，現在考公考研考編熱，這是不是意味著做題家們又有了一些優勢，因為他們擅長考試。我說，千萬不要這樣認為，千萬不要將“小鎮做題家”看作是一種客觀的能力敘述。因為小鎮做題家的潛台詞是欠缺什麽，而不是擅長什麽。
我記得，我不止一次地問我的受訪者“會不會覺得自己更會考試，更會做題些？畢竟，要從農村出發、層層選拔上來不容易。”
但幾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會，因為城市裏的同學也是拿著同樣的分數進來的，“高考線是一樣的，怎麽會就在做題上比不上我們？”
後來，因為寫書，我把當時百萬字的訪談記錄打印出來、仔細看了一遍又一遍，發現每位農村籍受訪者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在反思自己的成長經曆時，談到的最多的字眼之一就是“做題”。
我當時的感受是，他們靠著做題和考試走出舊的生活，但又充滿苦惱，在結束了他們戲稱為培養“做題機器人”的教育模式之後，誰又來告訴他們該如何去超越長久以來的人生目標——高考成功？
我想，這背後令人傷感的潛台詞是，他們隻有應試一個賽道，而正是這個單向度的人生賽道給他們在探索精英大學的環境時帶來了或多或少的困擾。
在精英大學中“找不到感覺”
這些困擾的起點是剛進入精英大學後他們感覺到的一些變化，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應對這些變化。我的受訪者小君告訴我，“高中時所有行動方案都是老師給的——到什麽時間做什麽事，在規定的時間完成規定的事。”
到了大學，這些安排全沒了。隻留下許多“空閑”“選擇”和“自由”，他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麽樣去品嚐這份自由？
我的另外一位受訪者叫作小毅，在大二和畢業時分別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分析和回答。他說高中的時候隻知道學習，“高中生活就一套，一天下來早七點到晚九點半，經常在學校裏待著，就是做題。”老師也經常告訴我們，“成績是最重要的，現在苦一點，到了大學就不苦了。”
等到進入大學以後，他們才發現，“學習成績隻是一個方麵，體現你人生價值的方麵並不是一張成績單……還有更多成績以外東西”，但是他說自己卻不知道怎麽把時間花在學習之外的其他地方。
畢業的時候他回憶說，當初進入大學的時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圖書館，他無數次路過那些宏偉的單體建築，遊泳中心、學生活動中心，但是卻沒有推進門進去看一看。他說，“當初應當推開門進去看看的，也許這四年會過得不太一樣。”
小毅就像劍橋大學的社會學家黛安娜·雷伊所說的，在進入精英大學以後就像“離水的魚兒”，在新的環境當中“找不到感覺”。對小毅而言，大學的文化和社會意義是慢慢湧現的，在剛進入大學的時候缺乏很多認識上的準備。
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初中之前很少有機會去鎮上。有一次媽媽帶我去鎮上，離開之前，她給我買了一根雪糕，那個時候普通的雪糕是一毛錢一根。
我媽想著好不容易來一趟，給我買了一根五毛錢的。我當時想，這麽貴肯定很好吃，結果那個雪糕的味道很奇怪，很苦。我以為是壞了，就把它扔掉了。
後來，我哥去外地上學，春節回家給我帶回來一盒巧克力，說讓我嚐嚐。我嚐了一口才反應過來，原來我小時候在鎮上吃過的那個雪糕，是巧克力味的。
社會學理論說，我們對味道的感知是被我們早期成長經曆所形塑的，不知道、不熟悉可能就會拒絕。就好像我在農村長大，我熟悉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在麵對新味道時，我就非常保守。
這就能理解，為什麽接受我訪談像小毅和小君一樣的學生都說自己在進入新環境時“缺乏遊戲感”“找不到感覺”。在精英大學中，當你缺少相關的認知圖式，遇到新事物時可能會感到新奇，但更可能感受到不安、緊張、局促，甚至拒絕。
“自我低估”
雖然大學的環境十分陌生，但我的受訪者們也希望可以探索大學生活。我的受訪者小蕾在接受訪談時告訴我，大學期間雖然感到物質生活的貧乏時隱時現，但這並不影響她對新生活的向往。
不過，她卻一直覺得被一種“精神匱乏”的情緒籠罩著，在探索大學環境時，容易“知難而退”。
她說，大一大二時，總不敢去嚐試探索大學的社會活動，朋友圈不大，也覺得各類學生組織和活動“都和自己無關”。有一次同學拉著她一起去麵試學生會的外聯部。等到了麵試現場，發現有很多人，她沒有麵試，直接走了。
她說：“當時我聽到他們問那些人一些文學方麵的問題，讀一些文章有什麽感受之類的。聽到那些人在說很深刻的話，覺得自己沒有那種感覺。要是他們問到我那樣的問題，我覺得我什麽都答不出來，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
我這裏想特別強調一下，很多人說這種情況是“自卑”，但我覺得更合適的說法是“自我低估”。因為我想說，這並不是一種心理缺陷，而是一種特殊的、主觀的社會建構。如果用“自卑”來描述，就容易讓別人覺得這是一個純粹的心理學現象，忽視背後的社會原因，就好像農村的孩子天生是這樣。
▲ 圖源網絡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這是因為他們缺乏被精英環境所認可的那些文化知識和技能，於是傾向於負麵地評價自己的社會能力。這樣的話在精英場域裏麵，資源的匱乏就變成了消極的自我評價，集體的命運就變成了個體的困擾。
問題是這樣的困擾會導致一係列的社會後果，比方說我的農村籍受訪者們在大學環境中往往會“自我設限”，傾向於減少在非學業領域的探索。我們的調查數據也顯示，和城市籍學生比較起來，他們更少擔任班級幹部、參加學生會或者團委等組織，也更少在學生組織中擔任管理崗位。
另外，他們花在校園活動、聚會以及其他社交活動上的時間也更少。我記得我在做訪談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半開玩笑地跟我說：“謝老師，我隻好安靜地做一個學霸了。”
你是不是這個城市的一員？
以上還隻是我的農村籍受訪者在大一大二探索新環境的過程中麵臨的一些困擾。大三的時候我會問他們一個新的問題：你覺得自己是不是這個城市的一員？
我記得在做訪談的時候遇到過一個小姑娘叫小潔，訪談的幾年間，她的穿著風格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她告訴我她隻關心學習，不會向其他同學學什麽穿搭。
三年級的時候，我們坐在一起，討論到她是否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了她所在的城市、變成它的一員。她默默地流淚，說自己永遠也不會變成“他們”。
小潔的情形其實非常典型，代表了不少農村籍學生在探索和建構新的身份認同時麵臨的一些困境。一方麵，他們覺得很難接受新身份，要麽自認為“一直是農村人，隻是在城市上學”，要麽覺得城市和農村“兩頭都抓不牢”，要麽覺得“認同模糊”——既是農村的一員也是城市的一員。
我的受訪者小毅在談起農村和家的時候，說有種和過去的自己要斷了的感覺，他說如果自己一個人兀自走在村裏的話，可能已經不會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在情感上依然依戀那塊土地。他說：“對土地的感情，不可能完全消除，消除的話，家鄉人會說你叛變了”。
他喃喃地告訴我自己不想叛變，但是舊的感覺又即將失去。“假如家裏有些變故，例如，父母不在了，你就要失去那種感情紐帶了。”對他而言，過去的歸屬感即將失去，但未來又難以把握。
他想要融入新環境，但他注意到自己很難融進同學們的圈子，到大三跟他們關係處得還不是特別好。他覺得，“他們用的電子產品、他們的生活方式跟我不太一樣，我跟他們玩不到一塊去。“
圈子的高牆是消費和各色象征符號壘起來的，他也告訴我，“他們買的品牌我很多都不知道，我也不願意打聽。很多同學都叫外賣，我就習慣去食堂。他們坐在一起就開始聊足球，我就是聊不進去，很難融進去。”
▲ 圖源：紀錄片《高考》
小毅很難融進這個城市，很難融進這個大學，但大學依然是他在所在城市的唯一的避風港。這個避風港裏麵的客船隻售單程票，讓他逐漸地告別自己漸漸變得陌生的老家，不論是文化意義上，還是地理意義上，都是這樣。
可是對小毅而言，大學又沒有辦法幫他抓牢這座新的城市。我記得在做最後一次訪談的時候，他失落地說道：“如果離開了大學，我就是漂萍了。”
農村籍學生在探索新的身份認同時，要麵臨的另一個困境是，無論是在前麵講的哪種狀態下，他們又都要麵臨特殊的情感體驗和代價。他們要麵對的第一種情感代價是從一種身份向另一種身份過渡，就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價值判斷。
例如，在大三的時候，我曾和我的受訪者小欣聊到她自己覺得現在是屬於城市的一員還是農村的一員，她告訴我她和城市裏的同學變得越來越像了。
但有很多時候小欣又會覺得“自己還是比較粗了一點，就是生活比較粗糙，談吐也不夠，比方說我說話的時候說不出形容詞”，她有點自嘲、有點失落地跟我說：“我覺得我很窮！穿得很low！”
而除了不可避免的價值判斷，他們要付出的另外一類情感代價，是怎麽樣去處理舊的社會關係。
迪迪埃·埃裏蓬在《回歸故裏》這本書裏提到過，要實現階層跨越，探索新的身份認同，可能意味著要接納新的社會關係，疏遠舊的社會關係，即使這些社會關係是我們珍視的家人和朋友。
原因是什麽呢？在我們實現社會流動的時候，我們的家人可能會以我們取得的社會成就為榮，但是他們也許很難去欣賞和理解我們在新的文化世界裏麵所追求和看重的東西。
不理解、不欣賞可能就意味著距離，而這些都會帶來長久的衝突，讓我們逐漸感覺自己被過去的一切人和事邊緣化。
拚盡所有，換得普通的劇本
生存心態的調整和身份認同的改變都是社會流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接下來，我想講一講農村籍學生的就業情況。很多研究都顯示，現在跟城市學生比起來，精英大學的農村畢業生越來越難以獲得一份好工作。
歌曲《無名的人》裏麵有一句歌詞，“要拚盡所有，換得普通的劇本”。對於所有農村籍學生來講，要拚盡全力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還有家人。
也正是因為這份“舉家體製”，讓他們在麵臨就業的時候，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庭責任感。他們會覺得如果找不到一份體麵的工作，可能就辜負了家人的殷切期待。
▲ 圖源：紀錄片《高考》
問題是差異明顯而具體，我們的調查顯示，在就業的初始薪金上，城市學生比農村籍學生平均高出20%。較農村籍學生而言，城市籍學生更有可能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工作。
農村籍大學生工作的機構類型主要包括私企、教育和培訓機構，城市籍大學生就業的主要單位是國企和外企。雖然我們的樣本有限，但研究結果與其他範圍更大的研究結果也是相符的。總的來說，農村籍學生獲得社會意義上更好工作的機會更少。
為什麽會這樣？為什麽在農村籍學生就業中會存在弱勢、尋找精英工作的時候尤其存在弱勢？原因之一是，農村籍學生在找工作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經濟安全性。
曉曉就跟我講，她曾經想過出國，但家裏經濟沒法支持。她說大三的時候父親生病，做了心髒支架。大四的時候她的父親在做康複，她整個大四期間就在大學所在的城市和老家之間往返。
她時常覺得很累，有一次飛機晚點，自己一個人在機場睡到半夜三四點才被人叫起來。那個時候她覺得要是找到一份工作就好了。後來的確找到一份工作，在找到工作的那一刻，她說自己的想法就是“既然找到就這樣吧”。
我們的社會學理論在研究類似處境的青年時常提到，說他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和“雄心壯誌”，更願意為“今天而活”，甚至沒有將如經濟安全等短期利益讓渡給長遠發展。
但這些理論終究離曉曉的世界太遠了，曉曉的生活太過真實而具體，她需要為此傷神費力。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為什麽農村籍學生在就業的時候會麵臨一些弱勢，也許可以試著讀這本書——《出身：不平等的選拔和精英的自我複製》，作者是勞倫·裏韋拉。
她對美國一些頂級投資銀行、管理谘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如何吸引、評估和聘用新員工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精英雇主在招募新員工時使用的招聘方法對社會經濟地位上有優勢的人特別有利，因為他們最看重的是“頂級高校的文憑”“課外活動的參與狀況”和“光鮮的互動風格”。
她舉例說，這類公司在招聘的時候一般都會召開酒會，這些招聘者就要看一看申請者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去接近他們。另外在篩選簡曆的時候，他們會看一看他們會不會攀岩，會不會滑雪，會不會拉小提琴，會不會看黑客電影等等。
正是這些看起來跟就業毫無關聯的東西，可以確保新員工和老員工在文化和社會上的同質性。也就是說在精英公司招聘的過程中，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越來越重要，但是我的農村籍受訪者卻普遍說他們不熟悉這些。
在精英大學中正在興起一些新的就業能力管理文化，這種文化的第一個方麵是要求學生充分認識就業的競爭性，重視通過參與各種校園社團、比賽和見習來為文憑“增值”，也就是說，不但要有學曆這個硬文憑，還要有經曆這個軟文憑。
但我的受訪者卻說自己大學期間一開始沒有過多考慮，這導致他們在就業準備的過程中比較單一地看重學業，容易忽視軟實力的培養。而不少城市學生很早就試著了解自己想要去的行業，比如大二或者大三就有意識地去找地產公司或者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實習。
在大學裏興起的另外一個就業文化是，要盡早地樹立明確的就業目標和做係統的規劃，也就是說所有人最好都要懂一點“經曆經濟學”，要圍繞自己的就業目標組織好所有的要素，到大四畢業的時候可以獲得一份修辭學意義上的簡曆。
▲ 圖源：圖蟲創意
但我的農村籍受訪者在畢業後時常責怪自己學生時代太過“後知後覺”，覺得那個時候什麽都不太懂，比較依賴學校的結構性安排，按部就班。到了畢業的時候別人找到一份好工作了，自己卻隻好向下看。
曉曉在回憶起自己的就業準備過程的時候說，那個時候也想家人給點建議，但是家人總說“隨便你，你開心就好。“但她說，對當時的自己來說，具體可操作的建議可能要好過對她“自由的尊重”。
這樣，就業準備和找工作的時候，就或多或少地多了一點機會主義的味道。很有趣，因為很多人用“機會主義”來形容為了目標不擇手段，但是曉曉卻用它來形容自己既沒有目標，也沒有手段，更沒有規劃。
其實對很多的我的農村籍受訪者來講，機會主義從高考誌願填報那一刻就已經開始了。我的受訪者小午說，高考誌願填報那年，家裏人希望他去當老師或者醫生，但他覺得如果這樣，自己的人生就太過局限了，所以就想著自己填誌願。
但是填誌願的時候，他整個人是懵的，那厚厚的一遝誌願填報書裏麵，那些名詞他一個都不懂，什麽土木工程、機械製造、電子商務，最後他選了一個自己壓根不太知道的專業。上大學以後人也比較懵，不太喜歡自己的專業，到最後都不知道這個專業跟自己的就業到底有多少聯係。
在麵對就業時，我的農村籍受訪者們大多都是既為認識所困，也為生活所困。我記得很多人在接受訪談的時候都告訴我，他們因為經濟壓力要去做一些現在看來跟就業沒有多少聯係的勤工助學工作。
這讓我想起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講過一句話，“對於一些人來講，學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價換來的成功；對另一些人來講，這隻是一種繼承。”
我的另外一位受訪者也跟我講過類似的話，他說：“老師，我現在逐漸地明白，再也沒有比學習更純粹和簡單的事了。學習是靠著自己的摸索還能勉強摸著一些門路的，但社會不是這樣。隻會學習一件事，肯定找不到好工作。但很多事，你最好要從大學裏就開始學起。有些東西是長時間積累的，很難一時彌補。”
「文化增益」與「文化賦能」
講到這裏不難看出，我的這些農村籍受訪者們已經厭倦了單靠學業實現的救贖，自我的發展和對更美好人生的追求是一項更為全麵和宏大的工程。
他們也想改變，了解新世界隱藏起來的文化規則，發現自己，發展興趣，獲得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獲得思考力、行動力，為持續地探索人生打下基礎。
但問題是，在他們的舊生活跟新的文化世界之間，缺乏一條連接彼此的道路。就像我的一位受訪者曾經告訴我說，“謝老師，從我的家可以走到小學，但從家到大學，卻不是走著就能到達的。”
那我們到底可以做些什麽呢？我自己前段時間在做一個公費定向班的班主任，我們的孩子很多都是從粵東西北來的，他們將來也都要回到粵東西北去工作，做鄉村老師。
在他們剛入學的時候，我在班委的幫助下，啟動了好幾個項目，其中兩個，一個叫「師友計劃」，另一個叫「學長學姐話你知」。
在開展「師友計劃」時，在學院老師的支持下，我帶著班上的學生跟係裏的老師一個個吃飯，每次五到六個人，一組有一到兩位老師。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小西餐廳吃飯聊天，請學生們事先準備好幾個要問的關於大學學習和生活的問題，還請老師和同學們互加微信。
很多人可能會想說，這些事情重不重要？我想特別重要。因為很多學生進入大學以後，不知道要不要或者不知道怎麽樣“向上社交”。有些人甚至覺得跟大學老師就是上課下課的關係，老師不找我，我不找老師，老師找我肯定是我有什麽問題。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課後的時候，隨便跟老師聊兩句天都有可能增加平時分數。所以我想盡早地讓我的學生們了解大學裏麵的互動規範和文化規則，這也許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去抓住大學。
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在做的，我爭取每個學期跟我們班的每一個同學都聊上一次天。我不知道他們嫌不嫌我煩，每次聊天的時候我都會請他們去想自己現在的專業、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情，跟他們將來的鄉村老師工作之間到底有什麽樣的聯係。
我鼓勵他們在廣州這個城市多溜達溜達，鼓勵他們去看看展、聽聽音樂會。有時候我也會送他們一些票，我總覺得到了將來，等他們到了鄉村學校以後，他們就可以成為農村孩子們的眼睛。
我做這些事的時間還很短，我的能力也很有限，我不敢貿然聲稱我的這些做法有什麽樣的成果，但是我想隻要做了就一定種下了一些種子。我剛剛講的這兩件事情，我把它們叫作文化增益。
說起來就是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是我們要盡早地給學生入學教育，讓他們懂得精英大學的文化內核，克服參與精英大學的文化障礙。
第二個方麵就是要推動城鄉文化資源的供給平衡，為普通農村學生創造接觸圖書館、文化館、科技館等文化資源的機會，在農村學校開設興趣班，讓孩子們有機會培養興趣和才藝。
▲ 圖源：紀錄片《高考》
但我想，更重要和長遠的工作是文化賦能。長期以來，鄉村都被賦予了落後、貧弱等負麵的文化內涵。
農村和小鎮學生之所以困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過去的生活經驗在精英的文化環境裏得不到認可和重視，他們生活中積累的素材是不能夠給他們在新的文化世界裏帶來競爭力的。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改變和消解鄉村文化被賦予的落後貧弱的內涵，要肯定農村籍學生過去的生活經驗和成長經曆。
我想舉一個例子，讓大家去理解我所講的文化增益和文化賦能的區別。我常想起自己上初中的時候英語考試的煩惱，有大量閱讀理解題所描述的故事都發生在城市，讀到這些題的時候我總是非常難以理解。
我記得有次考試，講述的是有個人去機場乘飛機結果晚點的故事。我小時候從來沒有過坐飛機的經曆，所以題目理解起來很困難。有過坐飛機經曆的孩子應該不用花很多時間去猜collect tickets(取票)、security check(安檢)、check in baggage (托運行李)這些單詞的含義。
生活經曆已經為他們準備了相應的文化圖式，這些圖式可以作為他們接受新知識的腳手架。我想出題的人應該沒有想到過，對於不同的孩子來講有不同的童年，他們有不同的文化腳手架。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怎麽做呢？文化增益意味著，我們可以在給孩子上課的時候，盡量多地向孩子介紹城市文化的生活場景，為他們減少學習新知識時可能遇到的背景知識障礙。
文化賦能意味著什麽呢？文化賦能意味著我們在做課程和教學設計的時候，更多地納入農村生活的場景，讓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為榮，讓他們能夠站在和城市孩子一樣的認知起跑線上。在課程設計裏，你可以讓對話發生在田間地頭，用孩子們熟悉的文化圖景來讓他們掌握新知識。
我記得我在給一群鄉村支教老師做培訓的時候，講了我自己的研究和想法。有一位聽完我講座的支教老師，回去把英語教材裏麵的對話給改了，改成了在村鎮上的小賣部買東西。
傳達我們的聲音
所以在我看來，“小鎮做題家”是農村和小鎮學生所建構的一種獨特社會形象，它和客觀能力無關，更多地是關於個人的生存心態和人生探索。
我更想強調的是，它更是一種特別的反身性思考。當我們在考慮自己的處境並想著到底該怎麽辦的時候，其實我們就已經在跟命運協商並進行反擊了。
我訪談過的所有的學生，越到大四的時候，越是臨近畢業，他們的反身性思考越多。大四的時候，我會問我的受訪者們一個問題——你覺得讀書能夠改變命運嗎？有一個受訪者就反問我，你覺得呢？
他說：“我不知道，但我隻有這一條路了。”然後他開始反思自己長久以來的單一人生賽道，並給我分析背後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能夠有幸把這些思考串起來，編織成一個關於集體困境和思考出路的故事。
我所有的農村籍受訪者在接受訪談時都會提到自己高中學習的經曆，學校強調營造單純的學術環境，強調高強度和機械的學術訓練，而且特別地強調競爭。這些在高中時代就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身心負擔，也為他們進入精英大學之後的文化障礙埋下了種子。
我想，假如我們的教育隻剩下標準答案和高分數，隻剩下優勝劣汰和成王敗寇，那麽它就注定隻能製造“小鎮做題家”“大廠做題家”，而不能使我們的學生看見更加豐富的選擇，擁有更加豐滿的人生。
我想再說一點，現在市麵上有太多的報道和討論將農村和小鎮的學生視為客觀、標準或平均意義上的裹足不前的小鎮做題家。我的不少學生看了這些報道，就會拿一些理論來套自己的現狀，覺得小鎮做題家是難以改變的命運。但是我想通過我今天的講述，大家是不是也聽到了一些改變的願望？
我自己一直從事農村弱勢群體學生研究，我的很多朋友出於關心都跟我說，謝老師，你要不要變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你一直研究弱勢群體，終有一天你也會變得弱勢的。在這樣一個追求宏大敘事的年代，你的聲音會被忽視的。
我說沒有關係，我也是他們的一員，我更懂他們的感受。如果我都不做些什麽的話，這個世界上還有誰可以站在我們的立場上來講我們共同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通過我的講述，我希望大家聽到的不是自艾自憐和抱怨，而是可能的改變自己和他人的力量。我的職業生涯也正因為這樣才得到了不斷的滋養，它也逐漸教會我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樹立一個更加堅定和光明的自我。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