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雪球》係列呈現細分商業賽道現狀，體現新加坡商業環境變遷，為出海新加坡的大小玩家提供樣本與案例。如果你是紮根新加坡的創業者，出海企業，或者是長期關注新加坡的投資人，請持續關注本係列，也歡迎你分享行業線索。
新加坡的某個角落，一家典型的中國移民開辦的家庭 KTV門前，招牌略顯陳舊，霓虹燈在夜色中卻格外耀眼，盡管色彩有些剝落，但仍努力地閃爍著，試圖吸引著過往稀落的行人。點歌機的界麵停留在上個世紀的設計，不時傳出麥克風故障尖銳的爆鳴聲。
門前台階上，招徠顧客的女人靜靜倚坐著，衣著精致卻土氣，眼底疲憊，手裏夾著一支半燃的香煙。煙霧在夜色中繚繞，與周圍的燈光交織成一幅朦朧的畫麵。
一瞬間，你好像來到了中國三線城市小縣城的夜，老電影裏，又好像時間倒退了幾十年。
但，這是2024年5月。
百步之內，新加坡河兩岸燈光逐漸亮起，狂歡開始了。
穿過一條素淨的小巷，未加修飾的大倉庫裏隱藏著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異域空間 —— 新加坡曆史最悠久、排名第一的夜店 Zouk。Zouk 創始人為華裔麵孔，新加坡籍，被稱為新加坡 House music （一種電子音樂）教父。
2015年，Genting Hong Kong 收購 Zouk，英國與中國香港混血的Andrew Li 接任 CEO。那一年，Zouk 估值4000 萬新元（約合2.12億元人民幣）。
射燈頻繁旋轉，切割著黑暗，隨著節奏的脈衝跳動，營造出一種超現實的迷幻氛圍。才華橫溢的DJ操縱著混音台，打造出動感的節奏，舞池中擠滿了年輕男孩女孩們，發了瘋地搖擺。畫麵好像來自未來。
過去與未來，落後與前衛，兩種極端在這裏並行。這是屬於新加坡的魔幻現實。
新加坡的娛樂行業就像是一個微縮的全球化縮影，不同文化、風格、階級的娛樂場所被極限壓縮在這個麵積僅與上海相當的國家當中。
而中國商人，正在這種極限當中探索中餐之後的下一個出海風口。
跳海酒館從去年年底就開始積極籌備新加坡首店，作為出海首站；去年入駐新加坡的海倫司，正醞釀著第三家門店；一家華人創辦的連鎖 KTV 在重新裝修、擴大包廂麵積，在保持 C 端業務增長的同時，擴大 B 端業務優勢；在新加坡從事娛樂行業9年， 擁有超十家連鎖KTV、跳舞俱樂部、liveshow 的嘉德娛樂，四月底開出了新加坡目前唯一一家大型中文 Livehouse；嘉德娛樂同時在承接國內娛樂品牌落地新加坡的合作谘詢，想要進駐新加坡，並因此谘詢過與嗨翻創始人、CEO 魯漭合作的國內小酒館、跳舞俱樂部、高空電影酒吧多達十餘家……
實際上，隻能說這些品牌創始人都來自中國，但不少人的國籍已經是新加坡或即將成為新加坡，也有十餘年前就入籍的新移民。
娛樂行業並非新加坡的優勢產業，很多品牌出海新加坡的意義更多在於品宣而非盈利。
同時具備華人文化和發達國家商業傳統，讓新加坡成為各種意義上最合適的首站。
Zouk 已經擴張至拉斯維加斯（2019 年）、東京（2023 年），並即將在今年四季度開到洛杉磯。
“新加坡絕對是一個理想的發射台。”Andrew Li 是 Zouk 集團 CEO，他解釋道，“新加坡有著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位置、友好的商業環境和強大的安全性。Zouk 在新加坡的聲譽，為其向其他國家擴張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信譽。 ”
跳海酒館創始人兼 CEO 梁優告訴虎嗅，跳海的第 30 家店落地新加坡，是為了驗證跳海“先有人再有店”的社群模式在海外能否成立：“新加坡做成，東南亞就成。”
不管出於什麽原因來到新加坡，娛樂行業麵臨的市場環境和國內截然不同。
“高昂的房租和啟動成本，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對於本地市場、法律法規的理解，相應的運營管理措施調整都是難點。”梁優總結。
時間差裏的機會
中國品牌在新加坡擁有兩重時間差。
第一重是疫情帶來的機會窗口期。
新加坡在疫情中損失了近 2/3 的娛樂行業門店。整整28個月，所有門店都處於不可營業的狀態，整個行業陰雲密布，不堪重負從而關停的品牌比比皆是。
疫情放開後，堅持下來的品牌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中國品牌也有了進入市場的機會。
第二重是中國娛樂行業設施、內容產品相較新加坡的豐富性和先進性。
新加坡有大量國際化的知名夜店、酒吧，多為歐美品牌，但中文產品和場所較少。
因此，很多中國品牌來新加坡考察後，會感到信心滿滿，覺得自己占據著市場空白和經驗優勢。
確實，新加坡娛樂行業的軟硬件都顯得不那麽先進。
“新加坡家庭式 KTV 的目標客戶是本地人，不是遊客。因為新加坡 KTV 行業遠遠落後於中國、歐美，對遊客來說沒有吸引力。”Olivia （化名）2017 年在新加坡開出第一家 KTV。當時，新加坡很多 KTV 用的還是帶線的麥克風，點歌用的不是手機而是遙控器，“非常老舊”。
於是，她借鑒了中國的 KTV 硬裝與內容形式，將門店裝潢得十分摩登，提供了市麵上少有的產品，獲得了紮實的成功。目前，她已經在新加坡開出 5 家門店。
“現在新加坡 Livehouse 也許是一個商業上的空檔期。”Olivia 對虎嗅表示，“但 Livehouse 對場地要求太高，需要麵積大，層高高，滿足要求的場地在新加坡商場很少見。”
嗨翻 Livehouse 抓住的就是場地優勢，麵積超過 1000 平方米，“高空間，無立柱，又方便停車，又配合大量的餐飲。”魯漭說，這確實是絕佳的物業條件。
“2022年4月娛樂行業重啟後，很多場所都進行了升級和調整，目前已經接近中國一些更為先進的形式了。”魯漭告訴虎嗅。
硬件之外，新加坡娛樂行業從業者也學習中國品牌的內容與模式。
疫情期間， Andrew Li 受到中國俱樂部在封鎖期直播表演的啟發，向遊戲硬件公司 Razer 聯合創始人、CEO Tan Min-Liang 提出在新加坡做類似事情的想法。於是，Zouk 與 Razer 合作的直播平台 Bigo Live 一起，策劃了一係列閉門 DJ 直播。
第一場直播在 2020 年 3 月底進行，三個小時內獲得了 20 萬次觀看，最高峰時，來自新加坡的 5600 人同時觀看了直播。要知道，新加坡是一個僅有570萬人口的國家。
在這一係列演出中，用戶通過應用程序發送的虛擬禮物的部分收益將支付給 DJ，並抵消閉門表演的製作成本。“還有一種品牌推廣，當有一定數量的人上網觀看時，就可以采取合作和讚助的方式。” Andrew Li 指出，包括馬爹利在內的酒類合作夥伴已經表示有興趣參與。
由此可見，新加坡娛樂行業“落後”於中國的幾年時差裏，藏著巨大的商業機會。
這似乎也是躍躍欲試的中國品牌們的共識。
魯漭告訴虎嗅，他接觸過的國內娛樂行業從業者，絕大部分都對新加坡本地娛樂市場缺乏客觀認知：“他們都覺得新加坡娛樂場所普遍沒有國內裝修得好，沒有國內聲光電配備得好，沒有國內舞台內容好。所有方麵我在國內做的都比這裏強，我把它搬過來，就一定能成。”
對於參與到新加坡的娛樂行業競爭者來說，要明確的一點是，領先的商業模式和優勢平移到另一片土壤，不見得適合，必須因地製宜。再成熟的商業模式、硬件軟件、沒有熟悉本地市場的運營體係支撐，也是無法實現順利落地。
“新加坡沒有真正的市場空白。”魯漭說，每個細分領域都有玩家在做。因此，從各自視角理解本地市場，找到自己明確的定位和差異化優勢至關重要。
比如說，嗨翻 Livehouse 有別於包間遍布的 KTV 可以服務全年齡段的廣泛客群，隻能在單一空間裏服務明確的目標用戶。魯漭放棄了更年輕的客群，把目光集中在 30歲到 55 歲的大量商業人士、專業人士、做工人士。舞台內容針對這些人群特征設計，華文歌、粵語歌、英文歌比例，舞蹈時段比重， DJ時段比重，都根據核心的市場定位來進行規劃。
總之，麵對時差，要謹慎對待，小心 Jet lag（時差病）。
有形的手
“政府政策是新加坡娛樂行業浮沉主要的決定性因素。 ”魯漭毫不猶豫地告訴虎嗅。
這隻“有形的手”在新加坡發揮著絕對力量，這也給中國品牌們帶來了一些陌生的震撼與不適應。
以禁酒令為例。
由於酒類是新加坡嚴格管製的產品，所以酒類的牌照（酒牌）需要到新加坡警察局備案申請。
“以前新加坡的酒可以賣到淩晨6點，現在4點之後就不能賣酒了。”Olivia 提到，在2013年10月生效的禁酒令實施之前，持有酒牌的場所能賣酒至清晨6時。禁令實施後，裏峇峇利路到克拉碼頭李德橋一帶的酒廊和夜店，每逢星期天和平日淩晨3時過後，一概不準賣酒；星期六及公共假期前夕，禁酒時間從淩晨4時開始。
實際上，很多門店隻能申請到售賣酒類到夜晚12點的酒牌。數家中國餐飲品牌、酒吧告訴虎嗅，他們曾經或正在為酒牌而苦惱。
新加坡的各類酒類許可證
創始於2009年的華語流行音樂夜店上海娃娃，2018年稱受禁酒令影響，生意嚴重受挫，宣布結束營業。據從業者說，上海娃娃聲光電、舞台內容一流，在當時“即便拿去中國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因為政策調整的原因直接關停，令人感到可惜。
這和中國的商業環境顯然不同。近觀新加坡的近鄰馬來西亞、印尼，也不曾有如此嚴格的規定。緊鄰新加坡北側的新山，時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淩晨，海關一側熱鬧非凡，有年輕人聚集在一起喝酒唱歌；另一側卻是祥和寧靜。
酒牌隻是政策中的一環。
“一旦政府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來限製娛樂場所的運營，比如說改變娛樂場所經營區域劃分，縮短運營時間，減少牌照數量，那麽娛樂市場就會麵臨一個大的調整。”魯漭說。
比如說，2022年7月，位於市中心的烏節大廈內的夜總會和酒吧被告知，其公共娛樂許可證在2023年5月31日之後不會更新。超過該日期也不會頒發新許可證，總共有12個商業單位收到通知。
警方在2023年7月的一份聲明中表示，隻有一家未透露名稱的場所獲得了繼續營業的綠燈，並獲得了將其公共娛樂許可證臨時延長兩個月的許可。聲明稱：“這是一項政策決定，是政府持續努力管理該地區的法律和秩序狀況以及分歧的一部分。”
烏節大廈位於烏節路，新加坡最著名的商圈。也就是說，政府一紙公文叫停了這棟核心地段大樓的娛樂活動，並不留任何餘地。一家新加坡媒體描述這一現象為“The party has all but stopped（所有派對都結束了）”。
新加坡是一個高度規範化的國家，政府和公民的共識是，公民讓渡部分權力給政府，換取政府的全方位規劃與保障。因此，政府對於商業的幹預也需要全盤接受。因此，熟知與順應新加坡政策法規是中國品牌入駐新加坡的首要條件。
“娛樂可能是新加坡政府最不重視的行業。”很早就移民新加坡，從事娛樂行業多年的 Olivia 舉例說明，疫情期間，餐飲至少可以兩個人吃飯，但娛樂行業全麵關停。
Olivia 分析道，比起強勢的金融產業和新加坡主推的生物製藥、海運等產業，娛樂行業貢獻的GDP不算多，且又是最麻煩的行業，打架、鬧事都是喝了酒以後會發生的。這在新加坡這樣路邊吐痰、亂穿馬路均會被罰款的高度法治國家，顯然不受政府歡迎。
同時，新加坡也缺乏本土娛樂消費的強需求。
新加坡匯率高，居民消費能力強，且新加坡護照持有人可以免簽進入的國家高達194個，被稱為“全球最強護照”。這些優勢因素，加上國土麵積小的特性，讓新加坡國民喜歡出國度假。周末可以飛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稍長的假期可選擇的度假地更多。
種種因素疊加，讓新加坡政府對支持娛樂產業發展沒有太大熱情。
未來戰役
魯漭認為，隨著中國品牌和中國模式的入侵，新加坡娛樂行業和中國娛樂行業的差距已經急劇縮小，競爭加劇，新加坡的娛樂行業將在近幾年“卷”起來。
而 Oliva 已然觀察到生意不好做了。她的連鎖 KTV 營收在經曆疫情放開後的迅猛提升後，回落到尋常水平，而競爭顯著加劇。
娛樂門店數量恢複到了疫情前的80%左右，很多KTV 甚至開始打價格戰。“未來3~5年，更多中國品牌進來，可能又會擠走一批現有品牌。”
消費趨勢也發生了變化。
Andrew Li 告訴虎嗅，自 COVID19 以來，消費者已經改變了他們的行為，尤其體現在音樂消費有所增加。特別是 Z 世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希望外出時探索更多的體驗，對現場音樂活動的興趣極大。
今年，新加坡政府明顯已將重點放在吸引國際藝人來舉辦音樂會上。
Taylor Swift 演唱會為新加坡帶來了4億新幣（約合人民幣21.5億元）收入；這和此前 Coldplay 樂隊的演出一起，估計將為新加坡第一季度GDP增長貢獻0.25個百分點；火星哥 Bruno Mars 的演唱會也在四月如期舉行。
這一趨勢顯著增加了進入新加坡觀看現場活動的國際遊客，這對 Zouk 的業務做出了積極貢獻，引入了本地客群外的國際客群。
“挑戰在於新加坡能否保持其在舉辦大型音樂會方麵的主導地位。”Andrew Li 告訴虎嗅。
挑戰與變化對靈活的中國商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
尤其是在機會大量湧現的當下。
新加坡最著名的景點之一克拉碼頭的最近一次大改造，將原本所占比重最大的零售購物幾乎全部“砍除”，引進了更多餐飲和娛樂項目。
國際化在新加坡不斷升溫。克拉碼頭不僅引進了來自倫敦的世界級娛樂場所 Ministry of Sound，還同時引入了其他幾個國際娛樂品牌。目前，克拉碼頭的商業構成是“45%餐飲，20%娛樂，20%酒吧，4%零售，加之少量辦公”。
這樣的多元文化給中國品牌提供了機遇與挑戰，任何品牌進入新加坡，麵臨的都是一場紛繁複雜的戰役。
而新加坡隻是第一站。就如梁優所說：“全世界任何一個優秀的城市都應該有跳海。”
全世界任何一個優秀的城市，都會有中國商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