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母親在南京的一家醫院裏拿出了一張創可貼。護士們圍著它，讚歎不已。她們說：“西方什麽都有！”
我們當時正在中國探親，我的上海親戚們同樣驚歎於我們的一口好牙和豐腴的身材，更不用說我們對美國洗碗機、冰箱和空調的描述了。伴隨著人們普遍的敬畏，我們也受到了貴賓級的待遇。主人們拿出一瓶瓶昂貴的橘子汽水，隨意與昂貴的溫啤酒混合在一起。我們不能不喝，就像我們不能不接受政府指派的“向導”一樣，他們的工作就是嚴格監控像我們這樣的遊客。不管是不是親戚，我們都是外國人。
1981年，我再次回到中國，在山東礦業學院教英語。我的學生都是煤礦工程師，他們準備出國留學，希望帶回更安全的采礦技術。我是他們的“外國專家”。因此，我的公寓裏不僅有坐式馬桶，還有自來水，這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我的打掃阿姨會在屋頂上生火加熱一大桶水，等水燒好了，就轉開我浴缸裏的水龍頭把手。
下課後，我的學生們會把凳子搬到籃球場上，各自麵向不同的方向坐下來學習，一學就是幾個小時。他們熱愛祖國，希望國家強大，對我這樣的西方人心存感激。雖然我們是外國人，但我們是來幫忙的。
轉眼幾十年過去了，中國正蓬勃發展。多年來，我曾以教師、訪問藝術家和遊客的身份多次造訪上海，上海酒店的工作人員總是低頭、微笑、用兩隻手來歸還我的信用卡。但在中國經濟繁榮時期，據說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建築塔吊都在上海，摩天大樓從原來的稻田裏拔地而起，這些讓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我的信用卡被單手奉還，接待員幾乎沒有抬起頭來。我的親戚們也不再要求我給他們帶美國貨了。他們說：“中國什麽都有。”許多人自豪地宣稱，20世紀是美國的，21世紀是中國的。
如今，很少再聽到這種勝利者的語氣。相反，人們談論的是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人們仍然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因為它現在擁有一流的國際化美食和一塵不染的街道。這裏有許多新的大型體育中心，提供網球和槳板運動，還有粉色砂子鋪成的人工沙灘。城市的綠化也比過去好得多。白玉蘭和櫻花樹隨處可見，就連高速公路下的隔離帶也進行了綠化。得益於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上海的治安非常好。
然而，在表麵之下卻潛藏著一種萎靡不振的感覺。在這座聞名遐邇的國際大都市裏，外國人的數量與以前相比少得離譜，許多人因為大流行期間令人窒息的政策、跨國企業撤離員工或其他原因離開了這裏。服裝店空空蕩蕩，還有許多商店已經關門。以前人山人海的南京西路商業區，現在人流卻出奇的稀疏。
2022年春天，在沒有給出多少時間準備的情況下，為遏製新冠病例激增，當局把上海人在家關了兩個月，他們對此仍然感到憤怒不已。由於當時必需品短缺，泰諾甚至是按顆出售的。封城結束後的政策嚴格到民眾走上街頭抗議。
但對許多人來說，這場大流行災禍隻是一係列政府失誤的高潮，這些問題始於2014年李克強總理鼓勵年輕人創業。這一失誤和其他失誤讓一波又一波的人損失了畢生積蓄，許多中國人現在指責政府無能，朝令夕改，導致經濟陷入停滯。 正如一位上海朋友所說，政府讓中國來回轉，直到人們像不斷打圈的汽車一樣，引擎熄火、車輪抱死。
結果是房地產價格持續暴跌，以至於像我朋友的父母這樣的老年人無法出售他們的公寓來支付護理或看護費用。他們並不是唯一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人。醫生們備受壓力——許多病人沒有錢做手術；而生意人無動於衷，不願在如此不可預測的環境中進行投資。麵對嚴峻的就業市場，許多大學畢業生幹脆放棄，或者用中國的說法是“躺平”。看來連小學生也未能幸免於普遍的沮喪情緒。正如我采訪過的一位老師所說，當社會生病時，孩子們就會付出代價。許多家長都認識因抑鬱症而被迫離開學校的孩子。
當然，對於所有這一切，西方都成了替罪羊——人們說西方反對中國的崛起——還有中國最喜歡的另一個敵人日本，人們對日本在1930年代對中國的殘酷入侵和隨後對中國的占領仍然耿耿於懷。（最近在我上海動感單車課上播放的一段特效視頻中，巨大的冠狀病毒上麵飾滿了日本的寺廟。）
無論將矛頭指向誰，移民人數都在增加。根據聯合國的數據，過去兩年中，每年有超過31萬中國人離開這個國家，比之前截至2019年的十年中，平均每年約19.1萬人增加了62%。上海有能力離開的人一直在討論關於“潤”的話題，甚至是“潤”到像美國這樣受到官方謾罵的國家。
但“潤”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我的一位朋友在波士頓讀了六年研究生，現在回國定居，她說她想念中國家庭生活的溫暖。沒有人對在另一個國家立足的困難心存幻想。在中國，人們談論著一個全新的移民階層，也就是那些為了讓孩子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最好是在初中或高中階段，而放棄高薪工作盡早陪讀的女性。至於她們作出犧牲所換來的成果，現在說還為時過早。這些孩子們真的能成為西方人嗎？他們會像幾十年前的我一樣成為外國人嗎？
中國的情況可能會改變。那些“躺平”的人並沒有沉睡。他們正在觀察，並且有一天可能會起來。但與此同時，用他們的話來說，上海人“心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