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嫁給我嗎？”
男人捧著一束鮮花，半跪在女人麵前，圍觀的四五十人吆喝不斷，爭相拍照拍視頻。在主持人慷慨激昂的祝福聲中，女子接過鮮花，說了一聲“願意”，禮花開始炸響，兩人輕輕擁抱。
這是他們相識的第5天。
男人來自江西高安，女人則來自貴州普定，在貴陽一家婚介公司的牽引下，兩人跨越上千公裏，簽下閃婚協議，互許終生。
在這家占據了貴陽地標花果園雙子塔整層麵積的婚介公司，幾乎每天都有類似的求婚儀式。“這是今天簽訂的第7單。”公司管理人員王悅操著濃濃的安徽口音，宣稱下轄20多家分公司數百名員工，“去年成交了上千對，淩晨1點還在加班簽合同。”
這些說法虛虛實實，讓外界霧裏看花。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裏的閃婚相親市場熱鬧非常，有時晚上七八點也燈火通明，人頭攢動。
相親者以男性居多，他們大多來自福建、安徽、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農村，30歲以上，學曆不高，收入一般，且不善與異性交往。在婚介公司的推動下，他們由父母和紅娘陪同，不停湧入雲貴川等西南地區尋找“閃婚新娘”。
而女性則大多30歲左右，除少量被閃婚主播從外省動員而來，多半來自貴州農村，家庭條件較差，無固定職業。她們有的20歲左右就結婚生子，後離異帶娃；有的初中畢業後就外出打工，曆經挫折後，不甘在老家農村度過餘生，期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離開大山。
而她們最被看重的條件，就是生育。盡管多份社會學研究均指出，“將生育作為婚姻的重要目的（針對男性而言）和衡量婚姻穩定的標準，與現代婚姻觀念相去甚遠”，但對許多前來相親的男性客戶來說，隻要能生，相貌、年齡、學曆、地域、婚育史等都不重要，甚至身體略有瑕疵也可。
貴陽一婚介所的求婚現場（視頻截圖）
按照流程，相親成功的男子通常支付20萬-40萬元的高額婚介費和彩禮費後，就可將一位“閃婚新娘”帶回老家，並完成婚檢、領證、見家長等流程。從相親到結婚，短則3天，長的也隻需十來天。
有人稱之為“先婚後愛”，也有人批判這是赤裸裸的“愛情買賣”，但在以貴陽為代表的西南地區，這一畸形的閃婚市場早已悄然壯大，不斷吸引著潛在客戶和從業者入局。
雖然目前對這一市場的規模、成交量、交易額尚無統計數據，但據業內人士估算，僅貴陽一地，從事閃婚業務的公司就有上百家。規模小的甚至在住宅樓內辦公，大的則如前述婚介公司，可租下整層2000多平米空間，分設男、女嘉賓區和財務室、監察部、市場部、多媒體部等辦公室，而其注冊時間不足半年，注冊資本僅5萬元，且合同落款的公司名和對外掛牌展示的名稱並不一致，良莠不齊的亂象亟待整治。
飛撲大西南，全家跨省找“緣分”
在老家浙江，陳薇見過不少30歲後不成家也不談朋友的人，她將這一現象歸結為“女的要求很高，彩禮動不動就十幾萬甚至幾十萬”。
她的兒子李濤今年36歲，身材微胖，看上去有些蒼老，平常幫家裏照管一個百貨店，每月收入幾千到上萬元不等，由於不善言談，一直未婚。陳薇稱，到兒子這個年紀，如果再找不到媳婦，一家人都可能遭人看不起，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貴州，“找個淳樸的媳婦，因為性價比更高”。
為此，她給浙江一家婚介公司支付了2萬元介紹費，在兩名工作人員和姐姐的陪同下，母子倆來到貴陽，又給當地的婚介公司轉賬十餘萬元，終於獲得了相親的機會。
女方比李濤小5歲，來自貴陽修文縣鄉下，在一個餐廳做服務員，離異後和女兒生活。陳薇一家人很滿意，她們覺得，女方“吃苦耐勞還能生育”，很快敲定了這門婚事。
於是，李濤來貴陽相親的第5天，兩人僅見過兩次麵，就完成了婚檢、辦結婚證、簽協議。第二天，一行五人就前往修文鄉下，看望女方父母親戚，並支付15萬元彩禮。接下來，陳薇和姐姐將提前返回浙江，李濤留下來和女方相處幾天後，再帶著“新媳婦”和女兒前往浙江生活，戶口也一並遷入。
像陳濤這樣來貴陽尋找“閃婚新娘”的單身男人不在少數。
由於性別的擠壓、地域的差異、經濟條件的懸殊、結婚成本的高低等原因，加上多地婚介公司的強力推動，西南地區逐步形成了一個畸形的閃婚市場。
在這裏，相比“婚姻”本身，愛情是最不必要的，地域、學曆、工作、個人習慣、生活質量、三觀家庭等因素也可讓位，男女雙方的急於求成和條件互補反而是最顯見的決定因素——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裏寫的那樣，“男女雙方隻需要按照一定規則分工合作經營經濟和生育即可”——而當地婚介公司則將其統稱為“緣分”。
江蘇常州的楊耀一家也想找到這樣的“緣分”。當他發現，鎮上鄰居隻花了兩天時間，就從貴州帶回一個“閃婚新娘”，還把求婚的視頻拿給他看，他決定也帶兒子去貴州相親。
這趟遠行，楊耀有著相當現實的考量。據他說，在常州，彩禮雖然多為20萬左右，但結婚需要男方在城裏買一套近百萬元的房，但如在貴州閃婚，彩禮加介紹費一般隻要30萬左右，女方可去男方所在的鄉鎮居住，兩相對比，可以節約幾十萬。而且在他看來，貴州女人吃苦耐勞，可以和兒子創建自己的小家。
“我兒子沒有結過婚，想找一個未婚的，至少是短婚沒小孩的。”但三天下來，婚介公司安排的8個相親對象都沒有合適的，她們或離異帶小孩，或“條件不入眼”，在楊耀看來，找兒媳婦也不能比鄰居家差。
如今，單身男女數量攀上新高峰。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3年中國單身人數已達2.5億，其中35歲以上“男光棍”數量將破億，26歲以上未婚女子也超一億，占適齡婚育女性的60%以上。失衡的性別比例，將許多亟待結婚的大齡“男光棍”推向西南地區的閃婚市場。
多家公司員工透露，這些男人大多來自農村，學曆不高，收入一般，且性格內向，不善言談。相親麵對異性時，有的枯坐在椅子上一言未發，還有的會臉紅，不斷搓手，甚至發抖，平時通過微信和異性交流，也是說了幾句就找不到話題了。相比個人表達，他們更依賴於由家族長輩代言。
記者以單身女性的名義和一位男子相親時，對方自我介紹時就顯得非常緊張，說話全靠旁邊的母親和幾名“紅娘”不斷提示補充，稱婆婆好相處，且已備好結婚首飾。
談及婚史時，男子吞吞吐吐，經反複詢問才透露，今年春節，他剛從貴州娶過一位“閃婚新娘”，但回家後，女方不願意同房，於是退還了彩禮和金銀首飾，僅一個月便“閃離”。而之前“紅娘”介紹說的結婚首飾，很大可能就是上一位“閃婚新娘”退還的。
針對大齡“男光棍”的婚戀問題，近年多地都出台了鼓勵政策。
如2023年，陝西寶雞相家莊村發布文件顯示，凡給該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紹配偶並結婚的紅娘，村委會將給予1000元介紹費，該辦法自2024年1月1日起執行，試行三年。同年據媒體報道，河南武陟喬莊村擬每年拿出2萬元獎勵紅娘，“每撮合一對成親結婚，獎勵牽線人1000元”。記者檢索發現，廣東、湖北等基層組織也有類似激勵政策。
這樣的背景下，不少婚介機構從傳統的同城相親，逐漸向主營閃婚業務轉向，他們互相交流，資源共享，共同謀利，悄然演化成如今的西南閃婚市場。盡管尚無統計數據和研究文獻明確這一市場的規模、成交量、交易額，但某短視頻平台上，數十個從事閃婚業務的主播在招攬業務時，經常冠以“去雲貴川找老婆要攜帶哪些資料”、“雲貴川閃婚到底要多少錢”、“雲貴川閃婚四個要求”等等標題進行宣傳，而且出現大量網友跟帖谘詢。
2024年3月，亳州一婚介所“雲貴川閃婚”招牌被質疑買賣婚姻（網絡截圖）
“憨厚土氣最受歡迎，離婚帶娃最牢靠”
“閃婚絕不是湊合，也不是將就、更不是搭夥；是確認過眼緣，是權衡利弊之後的選擇。有些人談了三五年，最後也沒能結婚，有些人認識三五天就結婚了。緣分很重要，但你得主動出來找才行。”一位婚介公司員工在朋友圈這樣推介“閃婚”。
盡管閃婚承諾書上往往載明，“不存在包辦、買賣婚姻”，但對男女雙方而言，閃婚不啻於一筆人生交易，而對於婚戀公司，這也是一筆暴利生意。
在貴陽，一些開展閃婚業務的大型婚介公司每月可成交上百單左右，每單能獲利5萬-13萬元不等，而下遊的“紅娘”每單也能獲得1萬-5萬元，是普通上班族工資收入的數倍。巨大的利益麵前，不少醫美、貸款、汽車銷售從業者也紛紛加入成為“紅娘”，他們主動尋找客戶，拓寬市場，同全國多地婚介機構合作，將閃婚行業推向風口浪尖。
客戶以現金支付介紹費（視頻截圖）
女性是婚介公司的核心資源，也是許多學者筆下婚姻市場中的稀缺資源。他們認為，通過婚姻流入非農就業機會和經濟收入較高的地方，是改變欠發達地區底層女性經濟地位的一種方式，且這一趨勢隨戶籍製度改革越發明顯。在此背景下，西南農村成為女性的淨流出地，大齡女性在婚姻市場非常搶手，且性別比越畸形，越會被男性和家庭爭搶。
因此，隻要聯係到女客戶，且後者希望通過結婚改變人生軌跡、接受閃婚、願意去外地生活且有生育能力，不管她有無婚史、孩子，也不論學曆、年齡等情況，婚介公司的“紅娘”都樂意為她們服務。
在他們看來，“離異帶娃”和“憨厚土氣”，是這些未來“閃婚新娘”最受客戶歡迎的標簽，因為離婚帶娃的女性“最牢靠，有小孩的拖累不會輕易離婚”，而“憨厚土氣”則被視為“能在男方家安穩過日子”。
而獨居、沒車沒房、欠債十多萬以上的單身女性，則屬於劣質客戶，她們被認為可能存在好吃懶做或消費不節製的情況，且“本來男方資金有限，需要幫忙還款和送彩禮等，公司利潤會受到擠壓”。
對有過KTV、酒吧、洗腳城等從業經曆的女性，婚介公司一概不要，認為她們“經曆複雜、比較拜金，很難有相夫教子的耐心”。
而當記者以合作名義暗訪多家婚戀公司時均被告知，“不要花枝招展、漂亮洋氣的，需要農村憨憨的穿著比較土氣的那種。”
“這個行業，因為男客戶都比較老實，女客戶越漂亮越不好嫁，他怕Hold不住。就算年輕人看上了，也會被一起來相親的老人否定。”貴州“紅娘”謝大炮介紹，不少男方家庭傾向於選擇人品老實或離婚帶一個7歲以下女娃的女性，因為孩子小養起來才容易培養感情，不會逆反影響夫妻感情，而女娃長大後讀書、結婚等成本也不如男娃高。
謝大炮2016年從江西來貴陽做汽車銷售，發現閃婚的巨大空間後快速轉型。早在兩年前，他就在短視頻平台上以“閃婚紅娘”為名注冊賬號，經常發布一些相親流程和段子，來吸引粉絲和潛在客戶。
他所在的婚戀公司今年1月才注冊成立，那裏曾接待過一名自稱有800萬存款的男客戶，2小時就相親成功。但公司認為，他的錢要麽不是自己賺的，要麽就是借的，畢竟，“如果有近千萬家產，就不缺結婚對象。”
謝大炮這樣的“紅娘”是閃婚業務中最基礎也最關鍵的環節。他們平時多靠走村串戶尋找女性客戶，有時也通過網絡聯係，接下來將她們從貴州各地帶到貴陽，再由婚介公司組織多個不同地方的男客戶與之相親，少時一天相幾個，多時一天能相十來個。持續一周還未相親成功的女性，會被認為要求太高，“紅娘”會主動放棄。
短視頻平台上的雲貴川閃婚“紅娘”（網絡截圖）
為了爭搶女性客戶，不少婚介公司會為她們提供免費午餐、報銷來回車費、支付婚前檢查費用等，甚至免費提供酒店住宿，並提醒她們說，“讓你們利潤最大化，不要和其他公司合作”。
相親過程中，“紅娘”和婚慶公司還要緊盯全程，以防止單身男女之間、紅娘與紅娘之間，以及紅娘與單身一方之間私下聯係，從而使其介紹費流失。記者暗訪的幾乎每家婚介公司，都會在大廳張貼告示稱，“禁止添加微信、告知電話，否則罰款500元。”
“售後服務”：領證後的喜與憂
毛均也曾前往貴州尋找“閃婚新娘”。他強調自己不同於通常的閃婚男性畫像，是武漢一家網絡民營公司投資人和法人。
42歲的他曾在武漢談過一個女朋友，兩人從30多歲談到40歲分手，此後多次相親均沒結果。他自稱名下有三套住房，“確定婚姻關係後，同意過戶一套房給女方。”
毛均三年前就聽說貴州閃婚市場比較活躍，“是一個成熟的行業，不然早就被國家取締了。”2023年底，他專程來到貴陽，20天考察了12家公司後，決定通過貴州喜媒婆婚介服務有限公司尋找對象。該公司2022年成立於遵義，注冊資金高達500萬，後搬到貴陽花果園辦公，其規模較大。
在那裏，毛均認識了 25歲的劉依，後者在廣州從事服裝銷售，父母則在貴州惠水釀酒。2024年年前回貴州時，她在“紅娘”動員下同意閃婚，和毛均相親3次後，兩人手都沒牽過，就辦理了結婚證。
毛均為此先後支付了7萬元的婚介費、6萬元的紅娘服務費，以及22.68萬元的彩禮，另外又買了“三金”給劉依，還給劉依的親戚贈送了紅包和禮品等，合計花費40萬元左右。
不過，因毛均比劉依大17歲，劉家對這門親事有些猶豫，想讓兩人在貴州多相處幾天再回武漢。對此，毛均很不滿，因為兩人婚前簽署的“女方征婚承諾書”第三條寫道，女方婚後“自願跟隨男方，去男方所在戶籍地工作地久居生活”，而劉依並沒有收拾行李的跡象。
爭執中，毛均指責劉依有騙婚嫌疑，劉很委屈：“如果想騙婚在廣州就可以，何必回到家鄉？”年近大年三十，雙方就離婚和財產分割問題鬧到派出所。
根據雙方簽訂的“彩禮費男女雙方自行協議”，劉依同意退還毛均全部彩禮費和“三金”，毛均則答應賠償劉依1萬元作為名譽損失。離開派出所，雙方又去女方家協商，最終毛均同意賠償6萬元，並寫下欠條。
從陌生人到相識，從結婚再到決定離婚，都不過短短一周。
毛均和劉依簽訂的“婚戀交友服務風險告知書”（受訪者供圖）
劉依曾覺得，閃婚是男女各取所需，“男方為了迅速找個老婆，女方看中對方條件，加上婚介公司的煽動，感覺對方可以滿足自己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待”，這也是她當初同意閃婚的原因。但婚後沒幾天，她發現毛均的脾氣根本無法相處，她後悔說，以後對婚戀會非常慎重。
毛均對婚介公司也多有抱怨。他早就知道閃婚有風險，但沒想到會演變成一場鬧劇。他認為劉依就是騙錢，且自己的40萬花費隻拿回一半多點，因而一度打算起訴喜媒婆公司和女方。
閃婚的婚姻關係不穩定，離婚率相對較高，糾紛並不少見。有業內人士透露，閃婚後發生婚姻糾紛的少說有三成，多則四五成，婚介公司規模越大，成交越多，糾紛也越多。他們把處理這些糾紛稱為“售後服務”， 會安排專人處理，甚至聘請律師，經常為此焦頭爛額。
為了減少“售後服務”麻煩，大多婚介公司會把物質、身體等婚姻中幾乎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放在桌麵上談，形成合約，對各方均有保障。這也是從業者眼中，閃婚最大的優勢。
在這些閃婚合約中，除了要求沒有疾病、沒有家暴、沒有賭博等陋習外，甚至要求男方承諾沒有性功能障礙，否則若因此導致糾紛，“一切後果由男方承擔，所收取的服務費和紅娘服務費一概不退。”
為防止資料造假，婚介公司和“紅娘”還要核實雙方承諾的關鍵信息。對於女性，除帶幾個孩子、能否再生育外，還需要了解債務、征信等情況——此前就有公司因對女方債務情況失察，導致雙方舉行求婚儀式後沒能成功領證。而對男性，資料上的房車情況、學曆高低、工資收入等必須真實，如婚後發現有假，中介費不退，女方離婚時也不退彩禮，一些人結婚的錢可能是籌借的，所以根本不敢造假。
一些婚戀公司會在協議中要求承諾一年不離婚，給“售後”預留空間。因為一旦女方違約，男方就會要求退費。這時，婚介公司首先會先承諾給男方重新介紹一個對象作為彌補，介紹費不退，實在不行就討價還價隻退一部分。如果男方因協商未果報案，隻要沒有和女方串通騙取財物，婚介公司就冷處理，因為《民法典》上有離婚自由的條款，且彩禮屬於贈予行為，男方隻能通過和女方協商或到法院起訴，拿回部分錢款。
如今，毛均或許還未走到起訴這步。春節後，他返回貴陽辦理離婚手續後，一麵繼續尋找“閃婚新娘”，一麵將網名改為“喜媒婆速婚全國運營中心均哥”。至於是否再次與該公司合作，又是否拿回了婚介費，他均未正麵回應。
行業蒙灰後，多地打擊“婚詐”
“真心過日子的，都不會輕易離婚，協議上會約定誰違約誰負責。”一位婚介公司員工說。
但實際上，婚介公司在操作過程中，要求雙方簽訂的婚前合同、婚戀交友服務風險告知書等，盡管看似合法合規，但其實協議中已把各種可能出現的變故和風險，都拋給急於求成的男女雙方及其父母。這些書麵文件事前經過律師層層把關，最大限度規避了公司所麵臨的法律風險。
貴州一家婚介公司的閃婚協議（記者拍攝）
公開報道顯示，曾有男子閃婚後發現，妻子曾與6名男子閃婚後，短期內懷孕流產再離婚，且均收取了昂貴彩禮。兩人訴訟離婚後，男子反訴女方，要求返還18.6萬元彩禮，直至再審階段才拿回10萬元彩禮。還有男子支付20萬彩禮後，與妻子閃婚20多天便閃離，起訴後僅要回千餘元。
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江丞華律師對記者表示，在刑法上，虛構事實騙取他人錢財的行為就構成詐騙罪，一般可判處3-10年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會判處10年到無期徒刑。但從時間上看，婚姻詐騙的犯罪故意往往發生在婚姻關係成立前，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錢財的犯罪故意，但被閃婚一方認為的“欺詐情節”卻往往發生在婚後，且與之相關的多為彩禮類民事糾紛，對方多以婚姻為目的，並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增加了刑事司法打擊的難度。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且已共同生活，離婚時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時間較短且彩禮數額過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彩禮實際使用及嫁妝情況，綜合考慮彩禮數額、共同生活及孕育情況、雙方過錯等事實，結合當地習俗，確定是否返還以及返還的具體比例。”
法律救濟手段不理想的情況下，全國多地婚介公司職員被抓以及殺害“紅娘”極端案例屢屢發生。
作為在貴州較早操作閃婚業務的地區之一，六盤水亦出現密集的婚姻詐騙案例。
六盤水鍾山區公安分局今年初發文章介紹，2023年針對婚姻詐騙犯罪時間跨度大、區域廣、金額巨大、矛盾複雜、涉及人員多、偵辦工作量大的特點，抽調12名精幹警力充實“10.26”專案組，對婚姻詐騙犯罪進行重點攻堅，破獲婚姻詐騙案件28起，抓獲嫌疑人39名，挽回損失500.98萬元；同時對56家婚介公司摸排，聯合市場監管等部門整治涉婚姻詐騙警情的11家公司，不斷規範婚介服務行為。
“重拳之下，六盤水閃婚行業的不少從業者已跑到貴陽、昆明等地工作。”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因為各種惡性事件的發生，不少閃婚機構開始強調法律意識、規範化運營，由最初的賺快錢，逐漸轉向攢口碑和長遠發展。
采訪中，記者在貴陽一家婚介公司見到張微時，她正翹著腿，窩在沙發裏玩手機。23歲的她也是奔著西南閃婚行業的巨大空間前來工作的，因為沒有“紅娘”從業經驗，她每天需通過網絡等渠道尋獵女性客戶，向她們普及閃婚相關內容，願意的就邀請到公司來看看，暫不願意的就慢慢培養，直至成為精準客戶。
隻是，張微是拒絕閃婚的，理由是有很多不確定性。
農村地區長期遵循的“先結婚後戀愛”，構成了西南閃婚市場的基礎。不過，就像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現代婚姻最起碼的基礎是互相了解，閃婚則直奔結婚的主題而去，根基都不牢，何來穩固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