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站在橋上站了很久了。我真的想跳下去，我真的不想活了。”

張昕沒想到，接到這通電話後不久，女兒就在學校裏吞藥自殺。她站在ICU外看著躺在病床上的女兒，才意識到自己對抑鬱症的了解還是太少。

抑鬱症也稱抑鬱障礙，是一種高發病、高複發及高致殘的慢性精神疾病，幾乎每個年齡段都有罹患的可能。全球有超過3.5億人罹患抑鬱症，近十年來患者增速約為18%[1]。在我國，眾多患者及其家庭也正經曆著漫長的抵抗抑鬱症之路。

她這是生病了

一年半以前，張昕注意到了女兒的異常。寒假已經過了一個多星期，但女兒每天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躺在床上，窗簾也一直緊閉。除了偶爾吃飯時起床，那段時間她甚至“懶”到不刷牙不洗臉。

張昕終於忍不住詢問女兒到底怎麽了，女兒突然嚎啕大哭：“媽，我想到了18歲就自殺。”那一刻張昕意識到孩子可能是生病了。

帶著女兒到醫院精神科就診後，張昕從醫生口中得知女兒現在正處於嚴重的焦慮和抑鬱狀態中，需要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

抑鬱症的臨床表現非常複雜，心境或情緒低落，興趣減退以及快感缺失是抑鬱症的核心症狀。

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精神心理衛生科主任醫師馬現倉介紹道，在抑鬱症診斷時，核心症狀至少要滿足一條，而且至少持續兩周以上。核心症狀外，抑鬱症還會影響睡眠、飲食和日常行為等，患者可能出現體重劇烈變化、全身疼痛不適、疲勞等軀體症狀，以及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和學習困難等認知功能變化。

像眾多患者家屬一樣，得知女兒患抑鬱症後，張昕的第一反應就是追問醫生“為什麽女兒會得這個病”。然而目前為止，抑鬱症的病因和發病機製尚不明確，“抑鬱症是個人的生物學因素、環境因素、社會經曆交互影響的結果。”馬現倉說。

但現階段最重要的，是讓患者意識到，抑鬱症是一種病，是需要規範治療的。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精神科教授司天梅認為，雖然近年來抑鬱話題越來越被大家關注，但人們對抑鬱症還是存在一些誤區。

目前我國抑鬱障礙的臨床診療現狀並不理想，識別率、治療率和充分治療率分別為21%、9.5%和0.5%[2]。

在臨床實踐中，一些患者因為病恥感不願承認自己患抑鬱症，因為他們認為“得了這個病就像得了精神病”，也有很多表現為軀體症狀的患者因就診科室有誤，容易誤診導致耽誤了治療。還有一些患者及家屬對抑鬱症治療懷著深深的恐懼，會將藥物的不良反應與安全性劃等號，懷疑藥物是否具有成癮性等。

“不願、不知、不敢，這三種情況在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及其家庭中更為普遍。”司天梅說。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精神科教授司天梅

一條漫長的治療之路

患了抑鬱症的人，就像裹著一件濕棉襖在水裏遊泳。抵抗抑鬱症之路，漫長而曲折。

最初，張昕隻是帶著女兒定期進行心理治療。但女兒的情緒就像火藥桶，可能前一秒很開心，後一秒因為某句話就會突然發怒，甚至有一些自殘自傷行為。張昕不得不接受，女兒這種情況已經到了“必須服藥的階段”。

藥物治療一段時間後，張昕發現女兒的情緒能夠控製在一個比較穩定的範圍內，起伏再也不像過山車似的了，也沒有了強烈的自殺、自傷行為。去年九月，女兒步入高中。那時，張昕以為一切終於柳暗花明。

但突然有一天，女兒無論如何說要休學。原來在全新的環境中，女兒整個人處於精神緊繃狀態，無力學習也不和任何同學交朋友。在學校，她經常感到頭痛、胸痛和心悸，課間她會躲到廁所裏，全身發抖不敢出來。一天放學後，女兒在張昕麵前大聲哭喊“為什麽逼著我上學”。

在臨床中，張昕女兒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包括抑鬱症在內的精神疾病，屬於慢病，這就意味著對疾病的治療和管理都將是長期的。在這個過程中，對任何一種潛在症狀和風險的忽視都有可能造成複發或者病情波動，許多患者在獲得了一定的治療效果後就輕視了全程管理，也是導致抑鬱症充分治療率低的關鍵因素。而在最容易被忽視的臨床表現中，快感缺失是最常見的一種。

臨床上幾乎高達70%的抑鬱症患者經曆過明顯的快感缺失症狀，不僅損害日常生活能力，還會損害認知，以至於很難恢複正常的社會功能[3]。此外，具有快感缺失的抑鬱症患者病情更嚴重、自殺率更高[4]。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副院長、湖北省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劉忠純舉例道，過去的臨床治療隻關注患者情緒低落、想不想自殺的問題，經傳統的抗抑鬱藥治療一段時間後，患者的抑鬱情緒緩解了，但卻存在快感缺失症狀，他會感覺“我好了我不想死了，但是活著既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愉快”。

但在治療方麵，過去常見的抗抑鬱藥物更多的療效體現在減少負性情緒，但同時也會減少愉悅能力（正性情緒），加重快感缺失的症狀。

為應對抑鬱症日益嚴峻的形勢，新靶點、安全性高等成為新藥研發趨勢。

在此背景下，阿戈美拉汀應運而生。目前，阿戈美拉汀已被推薦為抑鬱症患者的一線治療藥物[5]，且納入國家醫保目錄。

“從傳統的三環類抗抑鬱藥，到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製劑（SSRI）等基於單胺類神經遞質的藥物，再到阿戈美拉汀等靶點藥物，藥物發展在改善生物節律、睡眠節律，改善認知功能等方麵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劉忠純說。

在抗抑鬱藥物治療的選擇上要充分評估患者病情和自身特點，充分體現個體化原則，即每位患者的病情、治療方案都不一樣。同時，在抵抗抑鬱的漫長時間中，需要綜合治療。“藥物治療外，抑鬱症的治療也包括心理治療和物理治療。而配合治療不僅指患者和家屬要堅持遵醫囑，還包括讓患者通過調整生活方式來調動自主性。”劉忠純說。

共同托舉

經過慎重考慮後，去年年底，張昕給女兒辦理了休學，也根據醫生建議開始調整治療方案。今年3月，女兒主動提議要複學，甚至會開心地期待新的高中生活。節假日，她也開始約著朋友們外出遊玩，像同齡孩子一樣喜歡各種動漫角色。“我很期待孩子能夠體驗到幸福、快樂和安心。”張昕說。

對疾病認識不斷深入，醫學界對於抑鬱症的治療目標也在發生變化。

上世紀 70 年代，治療有效是抑鬱症治療的目標。到了上世紀 90 年代，症狀改善和臨床痊愈成為目標。“但近十餘年來，隨著患者需求的變化，現在我們的治療目標是患者症狀消失後，社會功能恢複正常，並能獲得愉悅的體驗。”劉忠純強調道。

抑鬱症是可防可控可治的。來自醫療、家庭和社會係統的支持，將共同幫助抑鬱症患者更好地麵對生活，回歸社會。

在2013年5月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後，十餘年來，我國精神衛生事業在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導下有了長足發展，抑鬱症診療也從過去關注疾病本身到關注個體精神健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將“促進心理健康”作為15項專項行動之一，提出“2022年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養水平提升到20%和30%；焦慮障礙、抑鬱症、失眠障礙患病率上升趨勢減緩”等目標。

在此背景下，我國的精神衛生服務機構也得到了迅速發展。目前，全國已有精神衛生醫療服務機構5936家，與2010年相比，數量激增了205%。同時，全國精神科執業注冊醫生也增長至5萬多人，比十年前增加了144%[6]。

“盡管有這樣的增長，我們仍需認識到，現有的精神衛生資源仍無法滿足龐大的患者群體需求。僅以抑鬱症為例，有關軀體化主訴抑鬱症的比較研究顯示，調查的抑鬱症患者有37.1%首診於綜合醫院[7], 所以加強精神專科醫院建設外，還要加強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建設。”馬現倉說。

除了在機構和人力資源上的投入，科研方麵的突破也是關鍵。抑鬱症作為一種慢性疾病，如何找到像高血壓、糖尿病那樣的診斷標誌物，一直是醫學界的研究重點。近年來基因組學、轉錄組學、蛋白組學、代謝組學等分子技術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不同疾病中的廣泛應用，為進一步篩選抑鬱症相關生物標誌物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

“希望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術真正地去推動抑鬱症在生物標誌物方麵的研究，指導臨床診斷、預測抑鬱症的治療效果等。”劉忠純說。

麵對抑鬱症的挑戰，公眾對疾病正確認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來，眾多一線臨床醫生和專家積極參與科普工作，為患者和家屬提供專業建議和支持。

“要不斷地進行科普教育，隻有這樣才有可能改變對抑鬱症的偏見和忽視。”為及時解答抑鬱症患者對於疾病和治療的疑問，也為給予公眾精準、專業的科普教育，2018年司天梅攜手科室一線的臨床醫生們，創辦了抑鬱症科普公眾號“心晴指引”。六年來公眾號陪伴無數患者和家屬，成為他們隨時尋求專業建議的渠道。在司天梅看來，這也是對“以科學精神體現人文關懷”院訓的踐行。

“我們應該正確地接納這個疾病，鼓勵抑鬱症患者盡早地去接受專業的診療。要陪伴他，去傾聽，這些幫助其實能讓患者感受到‘我被理解了，我被接納了’，讓他們自己有希望能夠克服這些問題。”司天梅說。

隨著對疾病的正視，在對抗抑鬱症的漫長道路上，患者和家屬也展現出更多的堅韌與勇敢。女兒生病後張昕意識到，家是孩子最後的港灣，她在前麵遇到挫折時隻能後退到家裏。“我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容器，去托住孩子，讓她重新積攢能量後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