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曾建立於默契和小範圍內、坐而論道式的師生關係，麵對規模化、工業化生產的教育體係，多少有些無能為力。
又有一個大學老師被學生舉報。
4月9日晚，北京郵電大學15位研究生聯名舉報導師鄭某，稱其存在師德師風問題。
北郵的回應也來得很快，僅一天時間就發布調查結果通報。從通報可以看出，學生的舉報基本屬實，學校決定取消鄭某研究生導師資格，停止其教學工作，給予降低崗位等級行政處分，崗位等級由副教授七級降為講師十級。
此事或許折射出：人身依附式的師承關係，已經被一些老師玩壞了，也被學生徹底拋棄了。
01
公開信息顯示：鄭某，北京郵電大學副教授，在該校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工作。
15位研究生聯名舉報稱，鄭老師情緒極其不穩定，常常破口大罵；差遣實驗室同學去做許多科研以外的事情，如長期代取大量快遞、替其開車接送朋友和家人、到其家中打掃衛生，再如幫其女兒做作業、接送其女兒上學放學，甚至要在其女兒參加重要考試時代為作弊……
舉報中還提及鄭老師強迫學生加班，無視學生身心健康。學生們說，經過長期高壓、加班熬夜、晝夜顛倒、作息紊亂的生活，大部分鄭老師指導的學生出現了或輕或重的生理和心理問題。希望校方能夠明察秋毫，為所有舉報學生更換導師，並保護他們直到畢業。
從這些描述來看，這個老師確實過分，學生就像是她的家丁，處理各種私事，且通報還提到，她未按學校相關規定給學生發放助研津貼。
可見，這就是一種純粹的剝削，激起學生的反抗也是自然的。
類似事件近年可謂時有發生。
今年1月，華中農業大學11個學生實名聯合舉報導師學術造假、打壓學生、克扣學生勞務費、教材編寫造假，長達125頁的PDF舉報文件和印有手印的舉報信在網上瘋傳。
2020年，天津大學一個退學碩士生舉報導師、該校化工學院教授張裕卿，稱其在2011年到2020年間所做的實驗、發表的論文多次造假，並多次幫助其女兒發表論文，“多次把其研究生的實驗成果、論文內容，稍作修改，署上其女兒的名字發表出來”。
教育部發布的《研究生導師指導行為準則》，明文提到“不得要求研究生從事與學業、科研、社會服務無關的事務，不得以研究生名義虛報、冒領、挪用、侵占科研經費或其他費用，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與研究生發生不正當關係”。
規定居然細到這個程度，可見亂到了何種程度。
曾有人在知乎提問“研究生都會幫導師幹活嗎”，一個高讚回答是這樣的：
幫？你太高估自己了，你跟電腦，桌椅，鼠標之類的性質是差不多的，就是一個財產或者工具，哪裏配得上‘幫’這麽人性化的詞匯？
話說得紮眼，但真實的情況，隻怕是更紮心。
02
其實，幫導師幹點私事，至少在我十多年前讀研究生那會兒並不陌生，甚至學生也不反感。
就像我和我的師門同學，其實和導師的家人都認識。至於日常幫著處理點事，像帶導師的孩子一起打球，幫著輔導一下作文，這些都很正常。師門兄弟姐妹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妥，相反，這倒更像是一種加入師門的儀式——學術融進生活，師門融入家門，那是導師真正把你當成自己人了。
當然，這麽說並非大家都是受虐狂，而是師生之間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導師也要有導師的樣子。
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同學因家人重病請假回家，導師二話不說給了他一筆錢；那會兒想找實習，我和導師發信息說起，他回了一個“好”，10分鍾後，他一位朋友就聯係我安排實習事宜。
至於授課，我覺得很多時候是在餐桌上完成的。導師組個局，大家吃吃喝喝，這過程中聽導師談天說地。就這樣，至少我個人是度過了一段相當愉快的研究生時光。
也可能是我們比較幸運，恰好遇到了一位頗知進退的導師。但那會兒，我們普遍都是這麽一種認知：選了導師，就像拜入師門。
師門就是學校之外的第二個標簽，如果學生有誌於學術，導師很可能是要跟隨整個學術生涯的，比如，開會遇到同行肯定會被問“哪位老師的學生”？
這或許更像是導師製最初的模樣。導師製其實是很古典的設計，在十四世紀，牛津大學就實行了導師製，其最大特點是師生關係密切——導師不僅要指導學生的學習，還要指導他們的生活，這就是今天導師製的雛形。
可見，導師製本來就有些邊界模糊，與其說是一種純學業的教導或幫助，不如說它更像是人生的教導引導。
比如我的導師，別說教導學生寫論文、幫大家找工作，就連學生終身大事也“負責”，常常幫學生介紹對象。
然而，這樣一種古典的導師製，現在似乎很難維係，也不再輕易被認可和接受。
春節時，我遇到一個讀研的親戚，他說自己申請一個獎學金，需要導師手寫一段材料，導師不太樂意，說不太了解他的情況。這個親戚因此憤憤不平：“學校收那麽多學費，老師連這點事都不願做？”
這讓我有些恍惚。一來，我不知道一位導師可以用這樣的理由拒絕自己的學生；二來，我也沒想到學生看待自己和導師的關係，用的是“學費”視角。
03
這種變化，不知何時產生。我猜，可能和連連擴招的研究生規模有關。
特地去翻了一下統計資料，我讀研時，全國碩士研究生在校人數規模大約150萬；到2023年，這一數字高達327萬。
這種迅速的擴容，我想，或許也攤薄了師生之間的情誼。讀研越來越像流水線生產，學生源源不斷地進來，導師則在這短暫相逢的幾年裏，把他們標準化地捶打加工一下。
師生之間，因此不再有過多的留戀和珍惜，也沒有太多情感上的溝通，看待彼此的視角可能都是工具化：一個是幫我打工的勞力，一個是發我學位的老板。
人身依附的師承關係開始破裂，人們對師生關係的期待更像是一種契約式合同關係：一切都按約定來。
在這種大背景下，亂象也就出現了。老師對學生冷漠，想著在有限時間盡可能榨幹學生；學生也不會平白受氣，反手就是一套舉報。
相信很多師生看到這類新聞，隻是希望這幾年能平安度過、各自安好。
那種曾建立於默契和小範圍內、坐而論道式的師生關係，麵對規模化、工業化生產的教育體係，多少有些無能為力。
這可能是教育發展的宿命，同時也會讓人有那麽一點點懷想和留戀：那種純粹的、“泛家庭化”的師生關係，變得愈來愈稀缺和珍貴。
聯想起最近看過的一個教授吐槽：研究生畢業後，要跟自己“斷親”。他的這個學生很果斷，很有代表性：當“合同”到期，導師不再“有用”，關係便可結束。
我覺得，這確實很幹脆，但也有點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