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育養後代發生了極大轉變，與傳統的重“生”不同，當代農民家庭愈發重“養”，相比於打工經濟興起之初的隔代撫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母親選擇留在農村，承擔起撫育子女的親職責任。
留守媽媽麵臨著哪些困境？親職撫育對她們而言意味著什麽？她們是如何在個體價值、家庭目標和社會互動上實現平衡的？
一、留守媽媽麵臨的困境：育養焦慮、關係摩擦和情感缺失
留守媽媽麵臨的困境之一是精細化育兒帶來的育養焦慮。孩子出生後，小到喂養、輔食，大到培養自主睡眠習慣、訓練嬰幼兒感官能力，就有一套精細化的方法在指導。筆者前年在沿海地區某農村調查就發現，一些年輕媽媽在孩子2歲左右就開始尋找合適的早教機構，一次為期6個月的早教課程套餐就要近3萬元，當然，最令她們難熬的是做選擇的過程：即既要考慮孩子的年齡、家庭成員的意見，也要考察機構的資質、人員以及各種資源配備，還要考慮自己是否接送方便，價格是否能夠承受，甚至還要現場考察並親自參與試課。一方麵，早教“訓練”對於孩子和家庭而言並不輕鬆，但媽媽們又擔心自己家孩子不送去早教，“學習”、“培養”得晚，會落在起跑線上。
然而，即便孩子進入學齡階段，育養的壓力並沒有減輕，媽媽們一方麵自動進入緊密的家校合作育兒體係中，同時會傾注大量的精力在孩子的教養上，小到關心孩子在學校每天的吃喝玩行，大到關注其學習進展和社交活動。筆者去年在鄂東農村調查時，一位33歲年輕媽媽，獨自一人在家撫養女兒，盡管學校提供住宿，她仍然選擇在鎮上女兒就讀的學校邊租房，接送並照顧女兒的一日三餐，晚上親自輔導學習，為了更好地輔導孩子學習，這位初中學曆的媽媽甚至還在網上自學，尤其是學習兒童心理學地內容，暑假期間，她也給女兒報了繪畫培訓班，一個繪畫興趣班收費從4000到5000不等，而在鎮上打工，一個月的工資最多2000元，而像她這樣撫育子女的年輕媽媽並不是個案，對於諸多農村的“80後”“90後”母親來說，育養焦慮伴隨著撫育孩子的漫長曆程。
留守媽媽麵臨的另一困境是育兒觀念衝突下的代際關係摩擦。不同於隔代撫育中的粗糙、包容和情感溺愛，母親參與的親職撫育，相對更加精細，也更加嚴格，而代際之間育兒經驗和育兒理念的差異往往造成了代際之間關係的摩擦。比如，筆者在家鄉觀察到這樣一個現象：一位鄰居大嬸在給孫子喂飯時，總是習慣地先在自己嘴裏咀嚼，再喂給孩子，她的兒媳婦看到了很不高興，認為這是很不“衛生”的，當場拒絕老人喂食。除了照料方式，教育方式也是如此，筆者在調查中接觸到一位34歲的年輕媽媽，幾年前丈夫意外離世，她邊在鎮上打零工，一邊照顧女兒和兒子，每當兒子調皮不聽話，她就會打孩子，但是爺爺知道後，就會責怪她作為母親太過狠心，而她則認為她是在管教自己的孩子，公公管得太多，因而感到不滿。
留守媽媽還麵臨著“喪偶式”育兒的情感困境。在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外出務工是家庭的主要謀生手段，尤其是作為青壯年勞動力的男性，往往常年在外，即便在親代撫養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情況下，一個家庭中，往往隻能留下母親在家照顧孩子，父親則繼續在外打工，這意味著父親的角色長久仍是缺失的，親職撫育從根本上講是不完整的；與此同時，還要注意到，家庭中年輕女性不僅是母親的角色，同時是妻子的角色，不僅有撫育子女的根本責任，也有個體的需要，丈夫的長期不在場，極容易造成一種“喪偶式”育兒局麵。在調研中，一位28歲的媽媽，在懷上二胎後選擇辭職在家，專心待產，生育後，全職在家照顧兒子和女兒，從職場精英到全職媽媽，這位母親經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丈夫的常年在外，公公婆婆的年事已高，瑣碎繁重的家庭照料事務令她壓力巨大，也擠占了她幾乎所有的時間，她十分渴望有獨處的休閑的時間，也渴望丈夫能夠分擔壓力，但是孩子的需要、空間的分離，使得她不得不壓抑、妥協。
二、親職撫育對留守媽媽意味著什麽？
親代撫育主要是由父母直接承擔孩子的照顧、撫育事務。近年來，父母尤其是母親越來越多地直接參與孩童的照顧、培養和管教。這種照顧模式下，家庭撫育事務主要由年輕家庭主導，並且也越來越成為年輕女性的生活重心，那麽母親的親職撫育實踐對於留守媽媽意味著什麽？有何意義呢？
從生育與家庭製度的形成來看，母親與子女因生育結成了天然的親子關係，而父親的養育實踐才確立了父親的角色，這無疑將父母的角色分別置於結構化和建構化體係中。然而，事實上，血緣的紐帶還不足以支撐當今社會中家庭健康親子關係的形成，育養過程便是一個情感互動與親密關係建構的重要途徑。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隔代撫育緩解了農民家庭發展轉型的陣痛，但是也引發了諸多新的問題。一是隔代撫育中的孩童往往受到祖父母過分溺愛的影響，而在成長教育中缺乏嚴厲管教內容；二是家庭撫育中父母在場的長期缺乏，使得子女與父母的情感建設與親密關係發展受到影響；三是在新的家-校溝通環境下，孩童智識教育往往需要更年輕化、知識化的家長參與合作。
以“80後”“90後”為主體的年輕夫婦，相對於“60後”“70後”的祖父母，擁有更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更現代的教育觀念，年輕母親從勞動市場退出或是半退出，全心投入家庭、參與子女的撫養教育，一方麵可以克服隔代撫育中的諸多問題，同時也能夠發揮年輕人在子女教育上的角色優勢；另一方麵，親職撫養還滿足了父母、子女雙向的情感需求。
當然，就農村家庭而言，親代撫育實踐的強化，親子接觸的密集化，也不必然產生良性的情感互動，要建立健康的親子關係，受到多方麵因素的影響，父母自身的能力、教育的理念、教育競爭的壓力、家校協作的模式等等都會影響農村家庭親職撫育的效果，影響著留守媽媽的自我認知和社會對她們的評價。
調查中一位叫JS的年輕媽媽，為了照顧兩個兒子，在縣城買房，專門照顧孩子上學，她提到“為了照顧他們學習，我五六年都沒有追過一部電視劇看看，幹什麽都是圍著孩子打轉”。孩子不僅成為年輕父母的生活重心，親職撫育的經曆也成為年輕父母媒體社交的主要內容之一。
因此，就留守媽媽的親職撫育來看，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母親所做出的犧牲，部分女性邊工作邊照料孩子，極盡全力平衡工作和家庭，而更多的女性則是選擇離開職場，放棄了勞動創收的機會，放棄了經濟獨立的可能，投入到家庭子女教育中來；而當她們完成階段性的撫育義務，再返回職場時，她們麵臨著極大的市場壓力，甚至是就業歧視。就農村的觀察來看，由此造成了女性的精神壓力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麵留守在家照料孩子的年輕媽媽不僅要犧牲或是壓抑自我需求的一部分，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照料當中，另一方麵還因為經濟上對丈夫的依附，麵臨著社會輿論、家庭成員乃至自身的壓力甚至苛責。
三、在自我、家庭和社會中尋求平衡
1.成為生活老師：平衡工作與撫育的壓力
從打工地回到農村，從職場回歸家庭，無疑是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無法兼顧時，做出了讓步和犧牲，對於她們自己而言，放棄了工作與自我發展的機會，對於家庭而言，則是閑置了一個青年勞動力。對於部分農民家庭而言，代際的支持和青年男性的打工收入足以支持家庭教育和家庭發展的支出，留守的年輕媽媽沒有經濟上的擔憂，但對於部分農民家庭而言，留守的年輕媽媽則麵臨著經濟上的困難。為了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或是減少自身對不能掙錢的思想負擔，部分留守的年輕媽媽，選擇在家鄉就近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作都是和孩子密切相關的，其中一個典型的做法就是，進入孩子所在的學校，成為一名生活老師，所謂的生活老師，即是照顧學生的生活起居、衛生內務等等。生活老師的門檻不高，但學校會做考察，通常是某位或是某幾位孩子的媽媽。筆者去年曾在鄂東某村的寄宿小學調查，有2-3位“95後”的年輕媽媽在孩子學校當生活老師，每個月工資2000元左右，對於他們而言，成為生活老師，解決了自身沒有收入的窘境，同時兼顧了對孩子的照料，在放假的時間，還會帶著孩子，甚至和同事一起參加社交活動，這無疑豐富了留守媽媽在農村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其工作和家庭。
2.代際合作育兒：重構農村家庭育兒模式
在隔代撫養與親職教養中，二者實際上都存在代際合作的關係，但是農村長期的隔代撫養實踐中，祖父母往往具有教育的主導權，而親職撫養過程中，祖父母通過支持子代家庭間接支持著孩童撫育。不同於這兩者，代際合作中的祖父母與父母在時間或程度上參與並沒有明顯偏向，但試圖尋求二者之間明確的分工與權力分配。也即讓父母成為孩子撫育的絕對主導者，讓祖父母主要成為家庭撫育資源的穩定支持者。筆者此前調查的中部地區農村，不少農民家庭中五、六十多歲的祖父母通過農業生產或是就近務工的方式獲得收入，為家庭積累資源並向子代家庭輸出，協助並更新照料方式，不幹涉媳婦對孫輩的教育、教養。如此一來，年輕媳婦，也就是留守在村的媽媽逐漸成為家庭權力資源分配的主導，母親既站在“台前”，同時，她們也成為了育養的主導者，由此形成的代際支持與合作推動新的代際合作育兒模式的建立。
年輕女性的育兒困境還深受文化傳統的影響，在具有差異化的中國社會結構中，女性角色與家庭地位具有極大的差異，有學者對中國農村的社會文化結構進行了南、中北的劃分，分別形成了“宗族性”、“原子化”以及“小親族”結構的村莊，女性的角色受到文化的塑造，同時也受到社會文化結構的擠壓和影響。在宗族性村莊，婦女往往被視為家庭，尤其是男性的附屬，在原子化村莊女性往往被視為更加獨立存在的個體，而在“小親族”村莊，女性的價值裹挾在村莊社會的競爭評價中。因此，在職業和家庭之間，不同文化傳統的村莊中女性麵臨著不同的輿論壓力。對於年輕女性而言，留守村莊，投入到精細化照料、“內卷化”培養和嚴格化管教的親職撫育，也需要得到來自社會文化體係的包容和支持。
總之，對於絕大多數年輕媽媽而言，進入勞動市場與照顧子女既是權力也是義務，而回歸家庭撫育子女，除了個體的心理準備，還需要物質條件、情感動力、關係基礎和文化支撐的共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