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依靠最基礎的齒輪帶動運轉。

滴滴司機、外賣騎手、快遞配送員、保潔員、小商小販——這些勞動者的麵孔，是我們每天打交道最多的人。

淹沒在這些麵孔之中的，是沉默的勞動女性。

她們是傳統的中國女人，一口吞下最大容量的苦難，在風霜雨雪之中維係千千萬個渺小的家庭。她們被賦予了太多的角色和沉重的標簽，但卻從未抱怨反抗，也從未懷疑質問。

這是“看不見的她：女性勞動者畫像”係列的第二篇報道，我們走進了保潔阿姨的生活。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組

作者 | 黃瓜汽水

編輯 | 渣渣郡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NG”（ID：huxiu4youth）。在這裏，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麵貌、故事和態度。

如果你是一個足夠細心的人，可以觀察一下每個公司下班後的洗手間。

當一個公共區域的保潔阿姨下班之後，這片區域不出半個小時就會一片狼藉。

即便是在一棟精英雲集、學曆985起跳的寫字樓裏，沒有這群勞動者的維護，廁所也會衛生紙橫飛，尿漬滿地。

這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基層勞動的意義：他們的存在是隱形的，似乎都長著相似的臉。然而，一旦他們不存在，高速前進的社會將會瞬間瓦解。

在這一捧沉默的螺絲釘裏，這群基層女性被叫做“阿姨”。

她們是誰？她們過著怎樣的生活？有哪些憂慮與快樂？

我與兩位素不相識的保潔阿姨展開對話。

和小時工趙阿姨對話的時候，背景音非常嘈雜，能聽得出來，她使用著一部不太好的手機。

65年生人的趙阿姨，今年59歲了，和我的父母年紀相同。她的丈夫是一個電工，兩個人在北京已經打了15年工了。

來自河北的她，工作區域集中在北京石景山一帶。

據趙阿姨回憶，剛來北京打工的時候，小時工的價格還是7-8元/小時，如今隨著物價，已經上漲到了50元/小時。

每天早上4:30，趙阿姨忙碌的一天開始了。她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單位食堂打工，負責在後廚做飯。忙活到中午12點之後，食堂的活兒做完了，她就騎著電動車開始去各家各戶做小時工。一直做到晚上9點，天已經黑了，趙阿姨再回到單位的小宿舍間裏，隨便吃點東西便睡了。

趙阿姨每個下午可以做3-4戶人家的家務活，每戶人家做2個小時的工，客戶按照1小時50元計費。一個月下來，趙阿姨可以靠小時工賺到7000-8000元，加上單位食堂幫工，每個月可以拿到1萬元的收入。客觀來講，這份收入比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要可觀得多。

這份工作之所以能帶來如此豐厚的收入，得益於趙阿姨在北京打拚15年來積攢的人脈。老客人看她做得好，就為她介紹新客人，靠著人傳人的口碑在北京站住了腳。

趙阿姨回憶起來，這些年走走停停，總共給四五十家人做過小時工，有人搬家離開了，有人帶著孩子出國了，有人離開北京了回老家了，來去匆匆間，隻有趙阿姨留了下來。“剛來到石景山的時候，這裏還是土堆，現在完全變樣了，我是看在眼裏的。”

這15年來，她沒有加入過任何家政公司，一直以獨立的小時工身份遊走在石景山附近的各個家屬院。“之前也去家政公司試過，但阿姨太多了，根本排不到活兒，一年還要給公司交幾百塊錢年費”，為了能賺得更多，趙阿姨再也沒去過家政機構。

做“阿姨”這一行，她見到過各種各樣的家庭，也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趙阿姨最頭疼的，就是打掃油膩的廚房。她總結了一些經驗：要先用小鏟子，趴在廚房一點點把硬了的油汙鏟掉，然後再用配好的清潔劑擦一遍。一間廚房清潔做下來的勞動量，相當於打掃了三戶人家。遇到這種情況，兩三個小時也不一定做得完，但多出來的時間，大部分客戶並不會加錢，“花錢的都是客人，沒有花錢的錯處”，趙阿姨樸素地笑了笑，表示自己並不在意這些。

從聲音判斷，她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中年女人，說話緩慢溫和，談起奇葩的客人，也隻是淡淡的幾句，沒什麽太多委屈的情緒。

如果一定要說那種客人最難應對，那一定是老年人。

有些老年人會對來家裏幹活的阿姨說一些刺耳的話。他們也許是糊塗了，也許是年老之後產生的不安全感，對上門幹活的小時工產生了抵觸情緒。趙阿姨從來不會回嘴，都是左耳進右耳出，也不會再和人賭氣了：“如果是我年輕的時候，可能還會理論幾句，現在有經驗了，我知道老年人是最不能說的，一旦出了什麽事兒，賠一萬個我也擔不起責任。”

趙阿姨也總結了照顧老年人的經驗：一切都順著他們。隻要順著他們，他們也會變得很好相處，甚至很慈祥。

在一個部隊家屬院裏，就有這樣一位老人，趙阿姨每次上門，老人都不急著讓她幹活，而是不停問她“吃飯了嗎”“肚子餓不餓”，每次都會招呼她先吃些點心，喝杯茶。

而她最介意的情況，不隻是那些站在上層階級角度刁難小時工的客人，而是那些“盯著她看”的人。

她不能理解的是，明明自己的業務很熟練，卻總是被人當作“傭人”和“闖入者”看待。“我幹活還是挺幹淨的，從來沒人說過我幹活不幹淨，我是比較認真的。但總是有人跟在我屁股後麵，生怕我偷懶，或者怕我拿了什麽東西。”

趙阿姨描述不清楚這種模糊的感覺，隻是隱約發現“自己沒有被尊重”。她也有自己的處理方式，那就是用各種方法拒絕再去這樣的人家幹活。

但在趙阿姨看來，世上的好人還是占多數。

有人在過年期間，給上門幹活的趙阿姨送了大包小包食物和特產，還有人給她包了200元的紅包。

在一個老家屬院裏，有這樣一戶客人，平時上班不在家，就把家裏的鑰匙給趙阿姨也配了一把。約定好時間後，趙阿姨可以自己上門幹活，幹完活還可以在客人家裏休息一會兒，一百塊錢會按時出現在桌子上。這些難得的信任感和尊重，讓她一直反複念叨：“這是特別好的人家，我在心裏謝謝他們。”

圖片由Midjourney生成

趙阿姨有兩個孩子，如今都已經結婚成家了。

兒子在張家口送外賣，女兒在涿州的一家超市做收銀。一家四口人分隔三地，隻有過年能見到麵。孩子們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趙阿姨也隻是遠遠望著他們，然後繼續埋著頭為了後代賺錢。

當我問起兒女有沒有讓她提前“退休”，別再幹小時工這行了，她也隻是笑笑。“他們也說過不讓我幹了，我就反問他們：我不幹，難道你們給我錢養老嗎？”

能多給兒女分擔，就一直勞動到幹不動的年紀，這是許多普通中國父母的樣貌。他們不發一語，走在無數個漆黑崎嶇的路上，為了幾十塊錢起早貪黑。

出來打工十幾年，老家的朋友也都離散了。現在趙阿姨的朋友，都是在北京打工認識的同行。“當時出來打工的時候，老家還沒有通訊設備，出來以後沒怎麽回去過了，所以再也沒有聯係。”

和大多數60後們一樣，趙阿姨的生活隻剩下了賺錢和攢錢。

她告訴我，自己平時沒有休息時間，也沒有什麽業餘愛好，同齡人跳的廣場舞她一次也沒跳過，她給我的理由是：“連吃飯和睡覺都是擠時間，哪有功夫玩那些”，這是一份結結實實的辛苦錢，趙阿姨把自己稱作勞碌命，一輩子閑不下來，手上永遠在幹活，哪怕閑下來一會兒，心裏都會別扭。

在談話的結尾，我詢問趙阿姨這15年攢了多少錢，她有點謙虛地說：“也沒攢下來什麽錢，就是在順義買了套房子。”

但這套辛苦攢錢買下來的房子，趙阿姨和丈夫也沒舍得住進去享受晚年，而是轉手出租了，因為“這樣能攢下來更多錢”。

他們寧願擠在單位狹小的宿舍裏，繼續走在奔波的路上。

如果說趙阿姨是遊走在“係統外”的遊擊隊保潔員，那麽更多的保潔阿姨，仍然困在中介與勞務公司的管理之下。

見到保潔員李阿姨的時候，她正坐在朋友家門口玩手機，腳邊是保潔公司配套的水桶、抹布、清潔劑和地刮。

這是李阿姨第一次來到朋友家做保潔。上一位保潔阿姨離職之後，李阿姨按照公司給的排期表，接管了這間70平米出租屋的打掃任務。

李阿姨的麵容看上去有些憔悴和滄桑，像是50出頭的年紀，但實際上她是82年生人，今年隻不過42歲。生活對普通人而言，從來都沒有那麽溫和。

李阿姨來自河南南陽，初中上了一年，便開始出門打工了。

“我的父母都是種地的農民，小學都沒上過，一輩子也沒出過遠門，他們不知道上學有什麽用處”。父母很早就不再供她上學了，省掉一個孩子的學費，就能給全家多省出點糧食錢。

和丈夫結婚之後，兩個人在深圳打過工，生活了幾年後又來到北京。李阿姨告訴我，外出打工的河南人，要麽往北，要麽往南，這兩個城市是他們最集中的區域。

做保潔之前，李阿姨進過工廠，也做過飯店服務員，她自嘲“沒讀過書，隻能幹這些”。

在服裝廠和電子元件廠裏，李阿姨做的是流水線工作。工廠的機器不能停下來，工人們隻有兩班連軸轉，才能維持流水線的高速運轉。

“一屁股坐下來，手上就要開始忙活，緊趕慢趕地幹，一旦你的手慢了，東西很快就會堆住，在你下麵的人還會抱怨。”

工廠流水線一天需要幹10個小時，人手不夠的時候，頂12個小時的情況也有。即便如此，李阿姨還是覺得，保潔這份工作比工廠流水線還要累。

每天早上6點半，李阿姨會準時醒來，在家裏熱一些饅頭當做早飯，騎著電動車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在她分管的區域，每天要打掃10戶租戶的衛生，有合租房也有整租房。直到天徹底黑了，9點多才能下班。

我問李阿姨如何解決每天的三餐，她告訴我，為了省錢，從沒講究過這些。

“像中午飯，我很少能坐在飯館裏吃，就在路邊買個餅。有時候自己帶點飯菜，就坐在樓道裏湊合吃。就是為了省錢，擱飯店裏買個飯，最少也要花十幾塊錢，還吃不飽，你像我們幹體力活的，一頓飯就能吃20多塊錢，哪敢下館子啊。”

雖然住在北京朝陽區的繁華區域，但李阿姨租的房子，每個月隻需要1000元租金。

原因很簡單，她住在老破小旁邊環境更差的平房裏。我曾經走訪過這片區域，住戶大多是基層勞動力。沒有廚房，隻有簡易搭建的電磁爐，廁所是室外公用的，沒有洗澡的地方，房頂是破舊的瓦片，窗戶是木質的，似乎用力一拉就會損壞。不到20平米的空間住著一家三口，雖然簡陋，但至少給了他們留在北京謀生的機會。

李阿姨告訴我，住在舊平房裏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暖氣。在北京的寒冬，氣溫能降到零下十幾度，她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一個插電的小太陽，“就是硬扛，要麽把所有衣服和被子都蓋上”。

圖片由Midjourney生成

和遊擊隊小時工趙阿姨不一樣，李阿姨的勞務身份由公司管理，所以她沒有選擇客戶的空間，公司分配了哪家，就要去哪家幹。

有一個合租房，三家合租室友像商量好了似的，把垃圾堆滿了公共區域。每周的外賣袋子、快遞盒子、生活垃圾、飲料瓶子，全部都丟在地板上。李阿姨每次上門，光是扔垃圾就要上下跑好幾趟。這還不是最麻煩的，每次打掃完衛生，這家住戶還會給阿姨打差評，長此以往，阿姨們都不願意去這家打掃衛生了，公司也把這家租戶列為特殊名單。

還有一個性格古怪的租戶。兩口子住在一居室裏，麵積不大，隻有50平米，卻要約3個小時的保潔時間。

李阿姨也納悶，結果上門之後才發現，3個小時都少了。租戶搬了一個板凳，坐在李阿姨身後，監督她把每一個角落的灰塵都打掃幹淨，窗戶縫裏的灰，要用手指一點點剋出來，牆麵和天花板也要全部擦幹淨，如果發現還有一點灰塵，就要讓李阿姨返工再來一遍。

租戶一邊監工，一邊和李阿姨抱怨，要不是因為自己腰不好，絕對不會讓保潔來打掃房間。

李阿姨越說越激動，她回憶起自己幫另一位租戶擦書架的事。架子上雜七雜八的東西擺得滿滿當當，“是一些娃娃”，我猜她想說的可能是手辦。一旦她碰了書架上的手辦，租戶就會發火，“簡直一毫米都不能移動，必須給他放回原位。”

還有的租戶養了貓，家裏到處都是貓毛，李阿姨想用濕抹布拖一遍，租戶卻要求她用苕帚掃。但苕帚掃不起來，最後隻能是貓毛滿屋子亂飛。消毒水倒少了，租戶說她偷懶，消毒水倒多了，貓一聞又吐了，無論怎麽做最後都會被租戶投訴，“現在的人，動不動就給差評，因為他們知道差評能扣錢”。

讓她最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性格古怪的人。李阿姨咬牙切齒地說：“他一定是個日本人，那個‘害勁’（方言，可憎的樣子）我到現在還記得。”

這個怪人租戶，著急了就會帶髒字罵人。李阿姨打掃廚房的時候，不小心碰到了淨水器龍頭上的一個塑膠頭，租戶大發雷霆：“你知道這個東西在國外買的有多貴嗎，你弄壞了賠得起嗎？”就連冰箱門也不能隨便碰，正大光明地歧視上門的每一個保潔阿姨。說到這裏，李阿姨嗓門突然高起來：“我覺得他就是裝，有幾個臭錢有什麽了不起的。”

說到激動的時候，李阿姨控製不住開始講河南方言，甚至還冒出了幾句髒話。剛開始談話的時候她還很內斂，隻用了半個小時她就完全放開了，雙手揮在空中，像是和熟識的朋友咒罵工作中遇到的糟心事。

但她遇到的也不全是壞人。

她記得在一個合租房裏打掃衛生的時候，遇到了其中一戶女孩。女孩和她攀談，才發現兩個人是老鄉。女孩有時候在家烙餅，也會留李阿姨吃一頓老家的飯，兩個漂泊在外的河南人邊吃邊聊。

還有租戶在過年的時候，留李阿姨在家吃飯，給她煮了一大碗餃子。“社會就是這樣的，人有好有壞，形形色色的，我們都習慣了。”

除了公司已經安排好的租戶保潔工作，加上其他網上預約的客戶，按照每個小時55元計費，“公司還要抽成，每個月頭拱地玩命幹，可以賺8000-9000元，沒有五險一金。”

和年輕人的消費習慣不一樣，李阿姨選擇“隻進不出”。她平常很少買肉吃，頂多買點雞蛋補營養。

除了生活必需的花費，她這幾年沒有買過衣服，也沒有用過化妝品和護膚品。有時候客戶會把淘汰的舊衣物送給她，她很高興，雖然日常她根本沒有時間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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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阿姨的丈夫在昌平的建築工地做安全員，一周回來看她一次，算得上某種程度上的“周末夫妻”。李阿姨總結了自己的心得，丈夫至少有一個中專學曆，所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自己沒有文化，在市場上找不到體力活以外的工作。

而她的兩個孩子，一直留在河南的農村，是留守兒童。

十年前，大女兒剛讀三年級的時候，夫妻兩人就外出打工了，那一年小兒子剛剛會爬。現在，年邁的爺爺奶奶在家看孩子，也沒能力輔導功課，農村沒有輔導班，全靠兩個孩子自學，李阿姨有一種聽天由命的無奈。

李阿姨在北京打工十餘年，孩子們也隻來過一次北京。她還記得當時和丈夫一起，帶著孩子去看了故宮和升旗，其他的景點和商場，她這十年從來沒有踏入過。“要不是孩子來，我們是不會抽空去那些地方的。有時間肯定先幹活掙錢。”

大女兒今年高考，遠在北京的她，隻知道女兒數學成績不好，選了“全文科”，有些煩惱孩子未來怎麽找工作。她看到平時上門打掃的客戶，都是“學習好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學曆那麽高，來了北京也是吃外賣。”

她也在為女兒做打算。如果女兒能考上本科，她不想讓女兒來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了，這裏是人中龍鳳競爭的地方。普通孩子去個中等城市，就不要像父母這樣吃苦了。

“我在北京吃的這個苦，她吃不了，她連地鐵都擠不上去。如果她以後考不上好大學，想幹我這種工作，她也幹不了的。我們這代人幹這種苦力活，就是為了讓下一代不要再幹了。”

李阿姨告訴我，在老家農村，這種“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的模式很多。李阿姨家的二姨就是這樣，三個兒子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來了五個孫輩，老人下地幹活的時候，隻能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是支一把雨傘，把孫子們放在傘下麵。

說起來孩子，李阿姨自顧自念叨著“這些年光顧著賺錢了，大家都是沒辦法”，畢竟在老家縣城，也隻能繼續做保潔和小時工，一個月下來連3000塊可能都掙不到。

“有辦法的人都留在老家了，他們有門路。我們這樣的普通人，隻能硬著頭皮出來打工。”

我們太容易錯過“保潔阿姨”的麵孔和聲音。

我在寫字樓裏觀察她們時，看到她們緩慢的步伐已經無法行動得太快，腰上掛著清潔腰包，上麵還別著一部對講機。偶爾在樓梯間和洗手間的椅子上，她們坐在那裏偷閑休息。如果湊巧趕上了寫字樓管理人員巡邏檢查，還會看到年輕的裝著製服的男男女女，對年邁的保潔員們進行批評和教育。

在了解了保潔員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強度之後，我會留意寫字樓和商場的公共區域。一片反光的地磚，可能需要龐大的人力去維護。保潔一天不上班，一家公司就會因為垃圾而癱瘓。

如果沒有清潔需求，恐怕沒有人會和她們主動搭話，也沒有人好奇她們從哪個縣城走到了這裏，更沒有人好奇這些女人背後的故事與家庭。

她們之中，有的故事布滿苦難。

一位保潔阿姨告訴我，有人為了躲避家暴，在大城市的合租屋裏隱姓埋名，靠保潔工作維持生計。

也有人的故事是溫暖的。

曾經有一位大廠員工和我說，在高強度的工作空間裏，公司裏的保潔阿姨就像不敢打擾高三孩子學習的“媽媽”，她們輕輕地走過來，收走了垃圾，又輕輕地離開，生怕腳步太重打亂了年輕人的思緒。

午飯時間她們也會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學習這麽好的孩子，長大了還要在公司加班”，保潔阿姨看了也於心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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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潔阿姨們來自不同的地域，掙著不同的錢，但她們身上有極為相似的特點——

她們無法忍受空閑，出售一切可以支配利用的時間，換取或多或少的酬勞，然後開始異常漫長艱苦地攢錢。

要麽為了養老，要麽為了留給孩子，要麽為了家庭。許多保潔阿姨家裏不止有一個孩子，如果生了兒子，她們的負擔自然而然就會變成了“給兒子攢彩禮錢”，背後隱形的鞭子揮舞得更加用力。在她們身上能看到高度濃縮的東亞性：勤勞，吃苦，認命，不抱怨，密集地勞動。

在對談之外，還有更多的保潔阿姨在沉默地勞動，她們的生活狀況各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她們沒有留給自己空閑的時間。許多阿姨選擇在過年期間繼續接活兒，和外賣員與快遞員相同，這一係列基層工作都處於計件工資製度之下，沒有假期，越是節假日越忙，平台和機構會作為中間商賺差價，“勞動者-資本-客戶”形成了穩定的三角形。

家政與保潔勞動，作為家庭私人領域的清潔、照料、烹飪等再生產勞動的市場化形式，蘊含著公共與私人、經濟活動與親密關係、專業主義與情感依賴的多重張力。性別機製、社會階層和情感勞動等多重因素，都在她們的勞動過程中發揮著微妙且複雜的作用。

然而，回到生活中去，基層勞動者對階層的理解，就是愛憎分明的“好客人”與“壞客人”，以及那一句“花錢的人沒有錯處”，他們自行消化了大城市中遍布的歧視與冷漠，這就是勞動人民對“階層”二字最直觀的感受。

超一線城市是一個巨大的打工基地，這裏匯集了天南海北謀生的人。寫字樓裏高學曆年輕人在打工，服務這些鑽進電腦裏的年輕人的保潔員也在打工，我們共處在同溫層之中，卻仍然很難有機會展開對話。

城市留給“阿姨們”的空間和時間也在緩慢壓縮。

李阿姨告訴我，公司對保潔員的年齡要求在48歲以下，如果看著年輕，50歲也可以糊弄過去。再老一些，市麵上留下的工作便不多了，到時候恐怕就隻能回老家。

她要趕在倒計時結束之前，再多幹幾年，再多攢點錢，才能安全度過沒有養老金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