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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蘋果日報》我該怎麽處理？”

最近我在電話中跟一個香港朋友聊天時，她突然壓低聲音問道，她指的是2021年被政府強製關閉的那份親民主報紙。

“我應該把它們扔掉還是寄給你？”

這些日子裏，我與香港朋友的談話裏經常出現這種低語。上周，香港政府頒布了一項嚴厲的國安法，這是2020年以來政府通過立法對香港自由的第二次嚴重打擊。這項所謂的“23條”立法把一些沒有明確定義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比如“直接或間接向外部勢力提供有用信息”。

香港曾是人們可以不在恐懼中生活的地方。它曾擁有法治、熱鬧的出版業、控製權力的半民主立法機構。這些讓香港擁有了中國內地望塵莫及的自由活力。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內地長大的人，都會唱梅豔芳等香港明星的粵語流行歌曲，這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個問題：自由是如此迷人和令人向往。

英國1997年將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時，北京承諾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並最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香港人民曾誠心誠意地相信了這些承諾。

他們現在不再信了。現在，香港人正在悄悄地采取預防措施，把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留下來的書籍、T恤衫、錄像片段、電腦文件和其他文件處理掉。那時的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其居民曾以對自由的熱情渴望而聞名。

我曾開玩笑說，我從來不需要看《使女的故事》或《饑餓遊戲》等反烏托邦驚悚片。作為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生活、工作了多年的人，我知道一邊懷念著曾經的自由生活，同時受到愈演愈烈的鎮壓是什麽感覺。

由於中央政府多年來不斷違背承諾，香港人曾幾乎每年冒著酷暑走上街頭捍衛他們的自由。

2003年，50萬人的示威遊行迫使香港政府擱置了一次進行“23條”立法的嚐試。2014年，數十萬人曾和平地占領了香港中環長達79天，抗議中央政府確保隻有被中共接受的候選人才能成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人選的做法。

但令香港人沒有做好準備麵對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上台，他從遙遠的北京策劃了又一場可怕的鎮壓。

2017年，我開始收到有關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語係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消失在中國西北部新疆“政治教育”營的報告。設法逃出來的人告訴我，政府突然關閉了新疆邊境，讓逃跑變得不可能，同時，曾經被接受的言論或行為——比如在鄰居家祈禱——可能會導致入獄。幹部進到維族人家中檢查書籍和擺設。由於擔心對中共不夠忠誠而被失蹤或被投入監獄，維族人處理了《古蘭經》或阿拉伯文的書籍。一名男子告訴我，他燒了一件印有哈薩克斯坦地圖的T恤衫，因為任何與外國的聯係已變得危險。許多新疆居民是哈薩克族，他們在國外有親戚。

隨著這些鎮壓和恐懼故事從新疆傳出來，香港人馬上意識到了它們的意義。

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了一項允許將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內地的法案。恐懼和憤怒——以及香港人民要盡自己所能進行最後一搏的感覺——引發了長達數月的抗議活動。

2019年抗議活動的口號之一是“今日新疆，明天香港”，我當時覺得它有點誇張。五年過去了，那個口號現在給人的感覺是先見之明。現在，香港人正在處理危險的書籍和T恤衫。我認識的一些人已悄悄離開了一個網上聊天群，因為該群裏有外國的組織和個人；與境外機構或個人聯絡可能會給群裏的香港人帶來風險。還有人正在退出社交媒體；數萬人已離開了香港。

中央政府2020年對香港實行國家安全法後，政府用該法監禁了香港民主運動領導人，摧毀了香港民主運動。現在仍有1000多人被關在獄中。由於擔心被捕，獨立的工會和媒體紛紛解散。圖書館從書架上撤下了數百本書。電影和戲劇受到審查。公務員不再能保持中立，而是被迫宣誓效忠政府。

《香港國安法》和上周通過的“23條”立法使用的語言都寬泛模糊，它們是旨在將公民自由置於死地、將保護人民自由的機構變成鎮壓工具的鈍器。按照“23條”立法，任何被判犯有參加“被禁止組織”的會議、或“非法”泄露定義模糊的“國家機密”罪的人，都可能麵臨十年有期徒刑。

中國政府將這些鎮壓表述為“法治”，來香港旅遊的人往往看不到這座城市經久不衰的繁華外表下正在發生的變化。這讓世界其他國家認識不到香港的現實，不能對受中國政府迫害的人產生同情，也感受不到他們在日益沉重的壓力下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一名香港熟人告訴我，他認識的人已對自由的突然消失司空見慣，對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意義被摧毀冷眼旁觀。但也有一些經過多年的磨練而堅強起來的人，仍表示了希望和反抗。在近20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形成的團結不會輕易消亡。皮尤研究中心本月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80%的香港人仍想要民主，盡管民主的可能性在今天看來是多麽遙遠。

中國政府想讓世界忘記香港，忘記這座城市曾經的樣子，忘記北京違背了承諾。但香港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不要把目光移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