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為了完成博士論文，雷望紅經朋友介紹來到了廣西一縣城，在一個鄉鎮訪談當地三所初中的師生。

她原本是為了調研鄉鎮中學的發展狀況，沒想到在一次和初中生的訪談中，第一次接觸到了施暴者。一位初中男生直白地告訴她，自己打過其他學生，不覺得打人有什麽問題。

這就是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青年教師雷望紅研究校園霸淩的開端。經過這位男生，雷望紅隨後聯係上了男生的“好哥們”等一幫參與過霸淩的學生，並一一進行了訪談。這些人都是當地三所鄉鎮中學的“後進生”，都不同程度地打過別人，部分人在學校是其他學生不敢惹的存在。

多年以來，雷望紅用與學生們聊天的方式，了解霸淩的孩子們，並試圖探尋一個越來越嚴峻的問題：他們為什麽施暴？

令人驚訝的是，說起自己打人的事，這些學生往往直言不諱。雷望紅發現，經過學校的宣傳，很多孩子已經知道校園霸淩是不對的，但不認為自己打人是校園霸淩——“我們隻是玩玩”“就是看他不爽”，這是孩子們嘴裏最常說出來的話。

打人，是他們中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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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施暴的矛盾都極微小

在雷望紅的印象中，盡管這些年國家正對校園霸淩重拳出擊，出台各種整治措施，但目前鄉村學校中霸淩現象相當普遍，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至少在當時，雷望紅所調研的三所鄉鎮中學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校園霸淩的情況。而問及他們打架的理由，幾乎都是“好玩”，還有的是必須打架才能加入“圈子”。

有的學生將“戲弄”“打鬥”產生的刺激感作為快樂的源泉。因為平時很少學習，他們通過尋找一些“樂子”進行娛樂消遣，以此打發無聊的校園時間，還有的同學是為了釋放青春期無處安放的氣力。

因此很多時候，引發施暴的矛盾都極微小，有的學生會“主動找茬”。在論文中，雷望紅記錄了一些施暴者提及的個案：有一位男同學因為看起來很傻，班上的同學就以欺負他為樂，在他睡覺時把臭鞋子放在鼻子上，如果反抗就打他，有時候趁他睡著用被子捂住頭揍他一頓；一名叫小強的學生，把女生用的小皮筋悄悄戴在小恩手上，小恩很生氣，叫來兄弟把小強揍了一頓。

還有孩子打架是迫不得已，不打架就加入不了小圈子。雷望紅回憶，團隊曾兩次訪談了一個已從初中畢業的“大哥”。訪談進行到一半，團隊才發現“大哥”原來因為幫別人打架坐過牢，而他的小弟們把坐牢當做是“兄弟感情的彰顯”。

令人驚訝的是，在霸淩者的訪談中，也有幾個孩子向雷望紅表示，自己其實也想要學習，但是跟不上了，所以才會打架。

雷望紅曾經追溯過一位初中小“天王”（當地稱混混頭為“天王”）的小學生活經曆。對方告訴她，自己小學四年級時成績其實很好，英語最高還能考到96分，但是他確實比較調皮，愛與同學打鬧、惡作劇，老師看不下去，就經常罵他，他內心開始排斥，也就無心學習了。五年級時，老師將所有調皮學生放在一個空教室，結果這批調皮的學生結成了聯盟，荒廢了幾年之後升入初中，課程完全跟不上了，他很絕望。“想學習，但是在學習的路上走不下去了，隻能呼朋喚友”。

“他們擁有大量的時間，卻毫無目標”。盡管在論文中，雷望紅未提及這些孩子的家庭構成，她卻發現，因為缺乏家庭管教和關愛，一種空虛感在鄉村孩子中蔓延。

“很多青少年其實是孤獨的”，雷望紅在調研中意外地發現，很多初中生沉迷於虛擬世界，他們不認同成年人的價值觀，在網絡世界構建自己的社群，形成自己的亞文化。在他們的同齡人中傳播最快的內容，也是刺激、血腥和偏執的內容。還有很多孩子伴隨有其它心理問題。

“做出霸淩行為時，這些孩子可能沒有責任心，沒有敬畏感，更沒有所謂的罪惡感。”雷望紅說。

成績好的學生也可能成為霸淩者

邯鄲學生遇害案中，校方否認校園霸淩，校長李安敬曾向媒體表示，“3名嫌疑人中的1人，在班裏的成績排名是十多名，成績比較好，能做出如此惡性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同時，李安敬還提供了被害人生前與3名犯罪嫌疑人在校園內的視頻監控截圖。“他們四個人經常一起玩，未發現有霸淩現象。”

雷望紅則分析，有些成績好的學生可能是覺得好玩加入欺淩者的行列，也有些成績好的學生在被欺淩過後，可能加入到欺淩者的行列中去。這是因為優秀學生最初很容易成為被校園欺淩的對象。

雷望紅曾接觸過一位小學生小光，他原本成績排名班級前十，但經常被班上一個男孩小寶欺淩。小寶逼迫成績好的學生在學校廁所裏吸煙，還經常將小光按在地上打頭、逼在角落裏打、罵小光父母，單單當著全班同學的麵就打了有4、5次。後來小光為了不被欺負，索性跟著小寶混，開始欺淩別人。

在接觸了越來越多的案例後，雷望紅發現，校園霸淩已經出現殘暴化、隱匿化、蝕優化、低齡化的趨勢。

在邯鄲案中，校園暴力的隱匿性尤其突出。雷望紅分析，很多在老師眼中關係很好的學生，其實是“小弟關係”，他們表麵上關係很好，但實際上關係卻並不平等，且存在霸淩行為。但這種關係外人極難發現，也難以定義。

因此，很多老師可能不易發現發生在校園內外的霸淩行為，而實際上，鄉村學校霸淩的數據是驚人的。

“網絡上報道的欺淩事件，其實隻是冰山一角”，雷望紅寫道。

家庭和學校兩道防火牆需要重新構築

“以前，我們的社會對違規違法行為的抑製有多重防火牆，第一道是家庭、第二道是學校、第三道才是法律”，雷望紅分析，校園霸淩之所以難以治理，原因是如今家庭和學校的防火牆功能被削弱，對犯錯孩子的懲戒機製嚴重缺乏。

雷望紅曾跟著學校一起去學生家裏家訪，勸輟學打工的學生回來，校方工作人員“非常卑微”，甚至需要解決孩子回來的路費。她走訪的學校一直在盡力宣傳拒絕校園暴力，但越是宣傳，很多孩子卻越偏要跟學校對著幹。

雷望紅接觸的老師們紛紛表示，現在學生打架了不敢懲罰，如果懲罰導致他們鬧輟學，還要跑到他們家裏去求爺爺告奶奶，他們不來上學，就要天天去求。

比如，南方一所鄉鎮中學，有七八個男生將同班一個男生打骨折了。學校要處分他們，在國旗台下念處理意見，結果這七八個男生直接不讀書了。後來，老師們怕學生被處分後輟學，再也不敢嚴厲懲處了。

“學校既不能開除學生，也因害怕學生輟學而不敢懲戒學生，而校園欺淩者反而借助這些保護變本加厲，如果老師因為他們實施校園欺淩把話說重一點，他們就會以‘輟學’相要挾”。雷望紅指出，因為禁止體罰和嚴控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輟學，學校失去了懲戒資源和權威，也難以找到其他有效的懲戒手段。

“如果說家庭和學校這兩道防火牆不重新構築起來的話，完全依靠法律，我們國家未來的這種惡性事件可能會越來越多。”雷望紅認為，必須從小為孩子建立規則意識，家庭和學校應該合力“管教”孩子。

雷望紅還建議，不應在發生校園霸淩時將責任全歸咎於校方，或者簡單粗暴地將校方責任人革職處理。“這會讓學校陷入推卸責任的思維方式”，雷望紅表示，應該給學校一些空間去探索。

在走訪中，雷望紅發現一所學校探索出了自己的方式。這所學校原本是當地出了名的“亂”，但後來竟然成為老百姓口中的“口碑學校”，也成了很多“壞”孩子喜歡的學校。這是因為校長開展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讓那些不愛學習的孩子也能找到自己的樂趣。還讓在人群中有威望的孩子成為學生會主席，讓他們自己辦活動，這些有威望的孩子也能夠幫助調解學生中的矛盾，因而減少了很多惡性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