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國經濟依然會凝聚來自底層的創業和創新活力，獲得克服短期困難和挑戰的勢能，繼續回到和保持穩健增長的勢頭。
新冠疫情平穩轉段之後，中國2023年全年的GDP實現了5.2％的同比增幅，經濟進入了恢複軌道。盡管投資需求依然較弱，消費支出卻實現了接近兩位數的增長，為GDP增速貢獻了4.3個百分點，貢獻率為82.5％。
2023年家庭消費支出出現V型反彈，跟疫情期間較低的基數有直接的關係。基數效應衰減之後，2024年的消費支出增速大概率會慢於2023年，除非我們在政策上加大對家庭實際收入的支持力度。
因此，有必要在今年盡快推出中國版的“家庭收入倍增計劃”。我們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疫情期間通過財政政策加大了對家庭的收入支持，家庭的平均收入和支出能力反而提高了。而中國在疫情期間沒有啟動大規模的家庭收入支持計劃。受疫情衝擊，為數不少的中小微企業和工商個體戶至今麵臨較大的生存壓力，而他們背後是數量更大的家庭。基於這個現狀，從2024年開始，建議政府啟動大規模支持和提升家庭實際收入的計劃，財政支出向家庭傾斜，幫助提升中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大幅度增加針對家庭的轉移支付額，包括政府提供的托育、基礎教育、健康、針對兒童和老人的醫療的免費與補貼項目。除此之外，倍增計劃也要覆蓋農村，特別是6000多萬個農村家庭的老人的基本養老金要實現翻番甚至翻兩番。這一計劃會有效緩解家庭越來越強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對保障家庭消費支出的恢複和持續增速至關重要。
執行家庭收入的倍增計劃需要政府壓縮不必要的投資支出。宏觀經濟在過去這些年來已受到過度投資和宏觀比例失衡的困擾及債務拖累，因此，投資支出的方向應該以企業設備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為主。考慮到存量過大和邊際回報率過低，2024年以及未來幾年繼續啟動大規模基建投資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行。
這些年，政府用於支持有效投資的信貸投放和流動性還是充裕的，央行創造了很多新的釋放流動性的結構性工具，強調了政策精準和差異化，試圖避免過度刺激投資的重演。有保有壓，投資增速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一些新興行業的投資增長較快，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相對之前慢了下來。考慮到地方大多數基建投資的邊際效率不高，財務上難以收回成本，控製基建投資節奏總體上是利大於弊的。中央暫停一些地方基建投資總量的擴張在短期是必要的，這些地方已負債累累。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麵政府要鼓勵有限的金融資源流入那些能產生新動能和新結構的領域；另一方麵，各級政府要拿出更大的預算支出份額去幫助家庭彌補收入缺口，幫助恢複當地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重回市場，恢複其經營，比一味上馬大規模基建投資項目更重要。
由於地方政府的過度舉債在一定程度上已製約了其支出擴張的能力，這就需要國家從整體上盡快考慮債務置換的解決方案。中國現在主要的債務風險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方麵。盡管債務規模不小，但中國不像日本，銀行不參與交叉持股，金融傳導的渠道狹窄，加上這些年國家監管當局致力於防止係統風險的形成，應該說債務和金融風險總體上被隔離在了不同行業和地區，不大可能釀成全局風險，更不會像日本那樣形成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現象。但要減輕債務對總需求的拖累，中央政府需要盡快依靠發行更大規模的特別國債對地方債務進行置換，並嚐試回購部分住宅存量房用於保障房和長租公寓的來源，同時緩解開發商的債務壓力。
長遠來說，要促進內需和家庭消費支出的合理增長，中國需要允許名義工資有更快的增速，至少也要保持不低於名義GDP的增長率。工資增長緩慢在宏觀上也牽製了價格水平的靈活性。這些年宏觀經濟的一些指標，包括價格指數，扭曲的情況遲遲沒有得到矯正。基礎產業的價格，包括受管製的服務領域，比如能源、交通運輸和城市基礎服務的價格等，中長期變化幅度很小，若能允許更多的市場化，緩解價格扭曲，市場機製的調節會更有效消除一些宏觀失衡，而且可以與工資形成相互影響的關係。這樣的話，價格指數有望消除失真成分。
最後，由於中國經濟的分散和區域差異化，這些年遭遇各種衝擊這麽大，中國經濟依然沒有出現劇烈失速，在有些領域還獲得擴張機會。我們如能利用好這一優勢，建設好一個平穩和優化的政策環境，做對激勵，製度上設置更大的容錯空間，完全可以期待地方上有更多的政策創新、更多的市場化改革和對經濟變化更直截了當的回應。我相信中國經濟依然會凝聚來自底層的創業和創新活力，獲得克服短期困難和挑戰的勢能，繼續回到和保持穩健增長的勢頭。
（作者係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