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傑榮（Jerome A. Cohen）美國紐約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喜氣洋洋的2019年剛開始，台灣總統蔡英文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中，提醒世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40年後，當年影響正常化的台灣問題，至今仍然是未解決的潛在爆發問題。蔡英文總統堅決斷言，台灣要保持自由民主體製，以對等方式與中國交涉，習近平主席則堅決斷言，維護國家主權決心不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中美建交40年，到底帶來了什麽後果？

經過長時間的談判後，北京和華盛頓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令兩個“輸家”出現。最為明顯的是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從大陸逃到台灣，即使蔣介石在1975年離世，台灣仍然實行獨裁統治。第二個最大輸家是蘇聯，當時蘇聯憂慮中美和解會對其不利，改變西方國家對抗莫斯科的勢力平衡，最終也真的有所改變。

許多在台灣的人，當時十分擔心中美關係正常化，會令他們被中共吞並，當中很多人正是為了逃避中共政府而到台灣。但後來，台灣成為了明顯的贏家。他們起初在國民黨治下被打壓，蔣介石實行列寧主義式獨裁，嚴苛地壓在民眾身上，但如今，他們有全球最有活力、最成功的民主選出的政府，除了擁有法治、愈來愈保障人權，也促進了其經濟及社會發展。當然，他們仍在麵對中國的威脅和壓力，中國在鄧小平40年前才剛開始恢複國力下，現在已是一大國。在台灣的努力、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以及其他國家非正式支持下，台灣的人現在過得比1979年時更好，否則，他們可能仍然被蔣家國民黨所統治，而非在1980年代末開始發生連串事件，令政黨現在需要在更趨民主的社會中競爭。

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共無疑是最大的贏家，最快見效的好處，是北京在與蘇聯產生憂慮的爭端中得到更大的支持。而更為重要的是，從長線來看，是支持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這些政策開展的時機，正是中美關係正常化前一段不久的時間。雖然日本、其他歐洲大國、聯合國或一些國際組織，在沒有美國支持下，也可能推進中國現代化，但程度不一樣，中美關係正常化真的開啟了北京與世界合作的洪閘，刺激中國有令人歎為觀止的經濟及社會發展，其政治、外交和軍事實力也有很大的增長。

我們應該怎樣去評估美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上的得失？這如今成為美國，以至其他地方的一個新興爭議話題。許多精明的評論者譴責美國過去40年與中國互動，形容是災難性錯誤，有人認為“中國是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失敗”，美國協助了中國成為自己的對手，讓其挑戰自己在二戰後建立的霸權地位。一些人聲稱，雖然在1970年代關係正常化看似是合理的一步，但其結果卻造成了一個對美國利益而充滿危險的當代威脅，要維持世界和平，便要有新政策，專門用作壓製中國實力擴張。正如一位備受尊敬而清醒的前加拿大駐華大使最近所言，“中國是愈來愈不負責任的強權和夥伴，隻有方便時才會假裝跟從國際規範”。

要重申當年關係正常化的智慧——我必須指出，我是美國在1966至1978年間致力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其中一分子，在建立外交關係後首兩年半，我住在中國，帶領美國學術及專業人士一同協助建立可信的法律係統，以解決文化大革命後的混亂。

要評估關係正常化的成功與後果——我們要視乎當時有沒有其他存在的方案。1971年，美國終於不能夠阻止中共加入聯合國，長達逾20年的政策失敗了。到1970年代末，鄧小平要開放自己國家的合作和改革，成為國際政治中一股強大的洪流，對鄧的決定有正麵評價，如果我們當時選擇抗拒這股洪流，同樣可能會失敗。鄧小平的新政策適合當年中國發展，亦有利於世界和平，有無美國的參與，也有很大機會能夠成功。如果美國選擇不參與中國的新政策，但中國又成功了，美國在亞洲便會被孤立，或會失去一些機會和責任，最終在中國崛起下，還是要決定放棄已沒甚作用的對抗政策。

如果美國拒絕參與，而鄧小平失敗了，那麽這場失敗也會成為持續中國對美國懷抱敵意重要的一部分，結果可能令長期受苦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混亂之中；另一方麵，中國再次對世界及美國實行強硬的對抗政策。美國前總統卡特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正常化後，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有得來不易但相對穩定的和平，否則我們可能麵對比今天更嚴峻的危機。

當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由時任總統尼克鬆啟動，但沒有完成；後由裏根和卡特接任，卡特在關係正常化完成過程中，未被認為有很大的功勞。他近期的文章強調，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兩國經濟融合，令兩國成為“世界繁榮的發動機”。而包括我在內，很多1972年便認識中國的人，或是現在熟悉中國的人也會認為，關係正常化為中國人民帶來經濟及社會福利上有巨大改善的機會。盡管，他們仍然在極為獨裁的體製下生活，無論在中國內外的人均想看到，中國除了在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麵外，也有政治上的改善，但事實仍然打擊了他們的希望。

要評估40年前關係正常化的重要性，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如其他政策一樣，不能夠預期它能確保未來的結果。未來一直在變，有不同的可能性。

中國現在果敢的外交政策，及針對其國內令人沮喪的打壓，未必是正常化下的必然結果。如果曆史把事件推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如果在1980年代，中共領導人傾向自由派及進步力量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能夠與其他領袖保持關係，可能可以更有技巧地應付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又如果，鄧小平在1989年6月4日，決定不用武力鎮壓大型示威；又如果，總理朱鎔基成功帶領中國加入世貿後，又成為一個在黨內擁有全權的開明領袖？

人民對習近平極度的權力壟斷愈來愈不滿，既傷害了中國，也對外國造成影響，或許如此，中國可能因此走向更自由化及多元化的方向。我在1968年撰寫了有關中國刑事司法的書籍，當時正是文革的高峰，我當時提出，毛澤東在他國家引發持續的悲劇，最終會啟發起一些回應，促進中國人民及世界有更好的日子，結果也是這樣。無論有沒有任期限製，習近平也不會永久執政，雖然世事無絕對，但中國國內及國際政治，包括中美關係，好可能會有很大的改善。

當習近平政權正向自由派國際秩序構成重大戰略挑戰，作為過渡期，美國對其他民主國家必須調整政策，但同時不能過度反應，造成不明智的風險，威脅到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成果和40年的進展，以及其國際關係。我們不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意旨不分良莠，好壞一起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