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當年我是怎樣拆掉北京城牆的
文章來源: 新京報 於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從1368年起,曆經明、清兩代,北京的城牆基本成型,至民國時期整體布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也對舊城進行了考察、修複工作。但自1953年起,風向轉變,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邁,城牆、城門、牌樓成為“障礙物”。一度主持修複工作的孔慶普,又被告知,“拆!”。
在為這座城悲歎的背影中,建築曆史學家梁思成是最為後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繹的一位。然而,對“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種對於曆史的怠慢。懷念或重新認識這座城,我們需要將更多的親曆者納入視野,也需要將不同人的情懷放入一座城市的發展需求、舊城改造脈絡中再度體認。
孔慶普,1928年生於河北省高邑縣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係,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設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橋維修與加固》《城市橋梁養護與管理》《中國古橋結構考察》《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等。
拆得掉的城樓,忘不了的城
“我先後主持拆除甕城9座、城樓11座、城台12座、城門箭樓9座、箭台12座、城門閘樓1座、城角箭樓3座。共拆除城牆23.3公裏,占全部城牆34.4公裏的67.7%。”孔慶普將1953年至1958年稱為北京城牆和城門的厄運期,而他正是這一厄運期的見證者、執行者。
之後,在“文革”期間,西、北、東大部分城牆被拆除,當時的基建工程隊還誤拆了原計劃在地鐵2號線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門箭樓。此後,零星拆除工程不斷。至今,已有600年曆史的北京城牆基本被掃平,城樓、箭樓所剩無幾。
五十年代的《鳥瞰前門》,趙錫山老人手繪圖
可孔慶普的兒子說,89歲的老人腦子裏有一座城,裏麵的人也是活的。“你問他上午吃了什麽,他記不住。可幾十年前的事,什麽都記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沒有漏的”。
和孔慶普共度雙麵人生的技術助手們大都已離世;知其不忍、哀其無奈的摯友們也陸續隨城而去。在北京這座大都市裏,親曆其麵目全非過程的人越來越少。
對那座城和當下這座城市的曆史有所擔當者,更少。寫下拆除數據需要莫大的勇氣,還要壓抑住內心的悲鳴,更需要責任感和良知。這位拆城樓的技術專家,始終是北京城的嗬護者。
修城人:“內外完整渾然新”
孔慶普與這座城的關係,曾經有過一段讓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時光。
1951年,周恩來指示給北京市撥款15億元用於修繕城樓。15億元是法幣,當時100元法幣可以買到一張紙。這筆款並不多,經測算剛夠修繕七座城樓,卻足以鼓舞孔慶普及修繕工程隊的誌氣。時隔多年,孔慶普依然記得開工日是9月2日,阜成門城樓、安定門城樓、安定門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城樓和箭樓修繕工程相繼開工。
1870年,東便門外大通橋、通惠河(在外城東段北垣外這段即為外城護城河)、內城護城河(近處)。大通橋內外是漕運轉運碼頭,可見橋西側的駁船,此時外城東北角樓還完好。
攝影:(英)托馬斯·查爾德
“那時候沒電話,助手也少,6個點又要兼顧。我就騎著自行車幾個施工點來回竄。沒什麽固定路線,有時會忘記時間,但也不覺得累。”孔慶普說。
孔慶普的標配除了一輛自行車,還有一本筆記本。1950年,孔慶普被分配到建設局,因經常聽政治報告,習慣了隨身帶一本工作日記。修繕工程期間,這本工作日記就放在車筐裏,跟著他顛顛晃晃地跑,時時刻刻記錄工程詳情。那個年代,人們習慣在工作日記的頭一欄寫幾月幾日天氣晴。孔慶普的本子裏,記著從9月到12月竣工期間每一天的陰、晴。
12月20日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門城樓、箭樓因“托梁換柱”和“托檁換梁”操作技術複雜未竣工外,其餘四項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費心血最大的阜成門二樓,謀劃著明年對眼前甕城、閘樓繼續修繕。
1870年,朝陽門迤南的內城東垣外壁,護城河兩岸
“當時雖然是嚴冬時節,站在自己主持修繕的城樓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圍脖兒,絲毫不感覺冷。那種高興勁兒,有一種無法形容的自豪感”。孔慶普說,在阜成門城樓上拍照是“特級享受”。
特級享受的前提是嘔心瀝血。孔慶普在修繕阜成門時的確下了大工夫。城樓二層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繕的項目也最多。他先後請教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單士元、清華大學古建築專家劉敦禎和幾位老木匠,才逐步複原出格扇門、木樓板和它的對接方式。
“質量合格,可以報竣工”,檢查評語寫完後,孔慶普的喜悅難以言表,索性乘興寫詩。“城樓箭樓施修繕,結構形式未改變。內外完整渾然新,美麗壯觀民稱讚”。
他有個習慣,考察一座古橋,修繕一座城樓,就寫一首詩,隻為紀實。但從1952年起,紀實詩在本子裏漸漸少了。
“我修的,又讓我拆”
1951年底,建設局上報了1952年度的城樓修繕計劃,但直到次年3月,批複遲遲不來。當時的孔慶普難以想到,剛剛修繕一新的阜成門等城樓和箭樓竟然成為妨礙建設新北京的“障礙物”。城樓修繕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與此同時,從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擔北京城運輸任務的駱駝,50年代在城門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鐵作為新興城市軌道交通係統在1953年開始規劃。這些變遷具體落實到孔慶普身上時,他接到“城樓修繕工程”變成拆遷命令的通知。
運煤的駱駝,曾是北京城外西側、為國外攝影者鍾情的一景。
“誰都不想拆。”在孔慶普的記憶中,他身邊的所有人,從技術工人到老局長,再到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都對劉少奇的這一指示不理解。此前,考慮到城市發展需要,在城門一邊或兩邊開辟豁口或修建門洞,是曾參與城樓修繕工程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所有人又無可奈何,“拆”這個大字還是層層傳達了下來。這次,孔慶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從西便門開始,“拆”成了孔慶普與這座城關係的另一麵人生。由彭真授意,孔慶普根據現存城樓的規模,製定了一項在絕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門被列入倒數第二年,東直門城樓和希望保留下來的是西直門整座城門列在最後。
1921年,西直門南麵全貌及繞過甕城向南流的內城西護城河被奧斯伍爾德·喜仁龍攝下。“文革”期間,這座被孔慶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樓也被誤拆。
拆除工程期間,他很少再寫過紀實詩。直到拆到了阜成門,孔慶普忍不住再記。“城樓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違心願,含淚安排施工序,指揮施工不忍看”。
其實孔慶普看得比誰都仔細。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細測量城樓各部的尺寸,並當場繪圖。沒人讓他這麽做,但“我必須這麽做,因為是我拆的”。本子裏,密密麻麻的數據疊著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慶普筆記本上的測繪圖
就這樣,在命運反複的煎熬中,孔慶普曆練成為一位功夫紮實的技術專家。“文革”期間,他因專業技術過硬被打為“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他在城樓拆除現場繪製的資料圖和照片被“造反派”搶走,日記本被妻子燒掉,以躲是非。好在之前孔慶普每拆一座城樓,就送一份副稿給曾指導城樓修繕工程的單士元。而單士元在“文革”之後,將手中保住的所有資料悉數歸還。
浩劫中,人心和畫稿都躲過一劫。
城事無盡,追憶未完
“至少說明我的技術過硬”,而今,89歲的孔慶普回憶那段時光,於苦難之中有達觀。從單士元接過資料後,他先後撰寫《北京誌·橋梁誌》《北京古橋結構考察》《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等專著。
本來也有機會在退休後繼續發光發熱的。“文革”後,圓明園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並成立“圓明園建設工程處”,要尋一位高級工程人員。文物局推薦孔慶普,說“孔工辦事特別認真。找他做事,保準工程做得好”。對方一聽“認真”,便找了別人。1992年,豐台區世界公園也請孔慶普當顧問,“隻要簽字,上不上班無所謂”。孔慶普沒去,“不讓我認真,我不幹”。
他的認真不太受歡迎。北京各個區都希望“舊地重修”古建築,孔慶普也被邀請看過“6項古都標誌物”等計劃。“假的”,他態度堅定。但凡位置移了,就不是他認可的城樓,更不必說那些附會出來的“舊地”。早幾年,他還會應邀寫《真正的天橋》《真正的燕翅樓》等文章,但隨著各區文保工作與政績掛鉤,報刊、雜誌也不好再發。
孔慶普倒也樂得自在。每天起早遛彎,上午敲電腦寫書,下午練練書法。他腦子裏還有城和事,要繼續掏,就在他不大的房間裏。
孔慶普曾參與《北京老城門》的編纂,他熟知每一張照片是哪一座老城門。書到手後,他為每一頁的城門照片做了匯總。
窗外的樓像積木由近及遠地攀高。床底下的箱子裏全是書,床頭的箱子寫著“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這是林彪在1967年喊出的口號。老人留著,因為這是二兒子下放東北時帶的箱子。如今兒子和箱子早已回來,自己也走過了那些顛倒時代。
但也有些東西沒回來。他曾有五六百張城樓、牌樓、古橋照片,以及在城牆、城樓上的合照,“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在孔慶普的家中,看不到他和城樓的合照。
作者:孔雪
-->
`,
"script":[]
}
, "gg_rightside":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duturandom": {
"html":`
`,
"script":[]
}
, "gg_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topbanner": {
"html":`
`,
"script":[]
}
, "gg_middlesquare": {
"html":`
`,
"script":[]
}
, "gg_dutu": {
"html":`
`,
"script":[]
}
, "gg_botline": {
"html":``,
"script":[]
}
, "gg_dututop": {
"html":`
`,
"script":[]
}
, "gg_shipintop": {
"html":`
`,
"script":[]
}
, "gg_inContent":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shipinrandom": {
"html":``,
"script":[]
}
, "gg_sideSticky": {
"html":`
`,
"script":[]
}
, "gg_bottombanner": {
"html":`
`,
"script":[{"exec":`(function(w,q){w[q]=w[q]||[];w[q].push(["_mgc.load"])})(window,"_mgq");`}]
}
, "gg_marquee": {
"html":`
`,
"script":[]
}
}
const adEnv={
"gg_header": {
"html":``,
"script":[{"exec":`(function(){/*
Copyright The Closure Library Authors.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use strict';var g=function(a){var b=0;return function(){return b
=b||null!=a.a&&0!=a.a.offsetHeight&&0!=a.a.offsetWidth||(fa(a),D(a),l.setTimeout(function(){return E(a,b-1)},50))},fa=function(a){var b=a.c;var c="undefined"!=typeof Symbol&&Symbol.iterator&&b[Symbol.iterator];b=c?c.call(b):{next:g(b)};for(c=b.next();!c.done;c=b.next())(c=c.value)&&c.parentNode&&c.parentNode.removeChild(c);a.c=[];(b=a.a)&&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a.a=null};var ia=function(a,b,c,d,e){var f=ha(c),k=function(n){n.appendChild(f);l.setTimeout(function(){f?(0!==f.offsetHeight&&0!==f.offsetWidth?b():a(),f.parentNode&&f.parentNode.removeChild(f)):a()},d)},h=function(n){document.body?k(document.body):0e;e++){var f=c.concat(d[e].split(""));K[e]=f;for(var k=0;k>2;n=(n&
3)<<4|t>>4;t=(t&15)<<2|h>>6;h&=63;f||(h=64,e||(t=64));c.push(b[k],b[n],b[t]||"",b[h]||"")}return c.join("")};try{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finally{Uint8Array.prototype.toJSON=a}}:function(){return JSON.stringify(this.a&&this.a,S)};var S=function(a,b){return"number"!==typeof b||!isNaN(b)&&Infinity!==b&&-Infinity!==b?b:String(b)};M.prototype.toString=function(){return this.a.toString()};var T=function(a){O(this,a)};u(T,M);var U=function(a){O(this,a)};u(U,M);var ja=function(a,b){this.c=new B(a);var c=R(b,T,5);c=new y(w,Q(c,4)||"");this.b=new ea(a,c,Q(b,4));this.a=b},ka=function(a,b,c,d){b=new T(b?JSON.parse(b):null);b=new y(w,Q(b,4)||"");C(a.c,b,3,!1,c,function(){ia(function(){F(a.b);d(!1)},function(){d(!0)},Q(a.a,2),Q(a.a,3),Q(a.a,1))})};var la=function(a,b){V(a,"internal_api_load_with_sb",function(c,d,e){ka(b,c,d,e)});V(a,"internal_api_sb",function(){F(b.b)})},V=function(a,b,c){a=l.btoa(a+b);v(a,c)},W=function(a,b,c){for(var d=[],e=2;ec?0:c}else c=-1;0!=c&&(W(a.b,"internal_api_sb"),Z(a,Q(a.a,6)))},function(c){Z(a,c?Q(a.a,4):Q(a.a,5))})},Z=function(a,b){a.c||(a.c=!0,a=new l.XMLHttpRequest,a.open("GET",b,!0),a.send())};(function(a,b){l[a]=function(c){for(var d=[],e=0;e2){dom.hide();}}$("#showallcomment").show();$("#showlesscomment").hide();};',
],
"src":[
{"src":"//count.wenxuecity.com/service/count/script/do.php?type=news&id=7895780&n=0&out=jsval"},
{"src": "/news/js/view.js"},
{"src":"/members/js/md5.j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