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描述中產父母為孩子教育焦慮的爆款文章《瘋狂的黃莊》在朋友圈刷屏。我已經記不清這是第一篇爆款，至少我記憶裏印象比較深是此前的一篇講海澱如何拚娃的。此類文章無一不是巨細無遺地講述北京的家長們如何熬夜爆肝陪讀報班輔導功課料理生活起居，家底都燒光了隻為搞一套學區房，即便買不起花天價租一套也可以。學生如何刷題刷到生無可戀，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同學一個個飛升北清複交哥大斯坦福而自己隻能吞下翻不了身的苦果。這些真實的故事非常精彩又異常殘酷，直戳家長的肺管子，不成為爆款是不可能的。
或許這篇《瘋狂的黃莊》結尾說的那樣，在這個競爭殘酷的圈子裏，“總有人要贏，為什麽贏的人不是我？所以誰也不敢懈怠。根本停不下來。”什麽是贏，如何能一直贏？子子孫孫無窮匱矣。即便是這些出身名校自帶光環，並且賺取了人生第一桶金擁有了全國首屈一指的北京教育資源的人，很可能被全國99%的人羨慕著，但在他們所困守的圈子裏，依然看不到盡頭。每個人都被裹挾在時代的車輪上，不由自主地前行，生怕一不小心，就被甩了下去，跌落塵埃，萬劫不複。
如同毒藥，卻甘之如飴。
文| 毛球
從“瘋狂的黃莊”可以生發出無數種解讀，教育之殤，階級之痛。從下麵這本美國人寫的《我們的孩子》中，是否可以讀出一些端倪，我不知道他山之石是否可以攻玉，你可以看看。下文節選自該書的引言部分，有興趣的焦慮中產可以慢慢讀。
《我們的孩子》
[美] 羅伯特·帕特南
譯者：田雷 / 宋昕
全書反複出現的一個意象——貧富階級之間的“剪刀差”——在家庭結構、父母教育方式、學校教育、鄰裏社區內都有鮮明的反映。在這個生而不平等的時代，僅僅談機會均等都是不公正的！本文摘自該書最後一章，作者向我們介紹了其在社會學調研中所使用的“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的同時，講述了一幕幕富家子和窮孩子的人生故事。
有些人從數據中認識世界，但大多數人是通過故事來了解生活。鑒於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讓更多受過教育的美國人看得到“社會的另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我們就用大量的篇幅去講述富家子和窮孩子的人生故事。當然，本書大部分還是讓嚴謹的數據來說話，這些定量證據確證了美國孩子之間日漸擴大的機會鴻溝。但是，雖然量化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美國兒童現在的生活狀況，以及我們為什麽應當關心孩子的事，但閱讀這些冷冰冰的數據卻始終如同霧裏看花，讓我們難以體會生活的真相：在眼下的世界，“我們的孩子”意識全麵枯萎，為孩子提供機會成了一家一戶的私人責任，成長於這樣的時代意味著什麽？
定量的數據無法為我們展示日常生活的種種模樣：像斯特芬妮這樣的單親媽媽，靠著微薄的工資將孩子們養大，不但要時刻想著如何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穩的家，保護他們免受街頭的危險，還要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照看他們；像大衛這樣的大男孩，被入獄的父親以及酒鬼繼母所拋棄，飽嚐生活的苦難，但即便如此，在一個惡意滿盈的社區內，他還是努力著要做一個好爸爸；甚至像瑪爾妮這樣的中上階級的母親，也在為子女的未來而惶惶不可終日，擔心孩子們無法應對這個工作環境殘酷、家庭關係脆弱的世界。
為了追尋生活的真相，詹妮弗花了兩年時間走遍美國各地，訪問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問題五花八門卻不離其宗，都圍繞著“在現如今的美國，成長是什麽樣子的”。她的第一站就是本書作者帕特南教授的家鄉，俄亥俄州的克林頓港。
在帕特南教授的回憶中，克林頓港是一個機會的樂土，每一個孩子，無論窮或富、黑或白，都能從父母、店主、教師、牧師、校監和教練那裏獲得人生建議、機會和支持。詹妮弗訪談了帕特南當年的十多位同學，並對全班同學進行了一份書麵調查（詳見下文），得到的反饋非常吻合帕特南的記憶。
但是，當詹妮弗在2012年春訪問作者家鄉時，20世紀50年代的克林頓港早已不知何處去，隨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經濟繁榮、社區中無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澤所有家庭的平等機會。從克林頓港返回後，詹妮弗帶回了這個市鎮甚至整個美國的“雙城記”：一邊是中上層階級的孩子，他們從讀書起就有家庭為之儲蓄的大學基金，參加足球隊的小聯賽，也有關愛他們的教堂長者；另一邊是工人階級的同齡孩子，他們的成長曆經險阻——心狠手辣的繼母，入獄服刑的父親，意外懷孕，還有青少年拘留。得知自己的家鄉在半個世紀後就已經麵目全非，窮孩子已經失去了成功的機會，這一開始讓帕特南甚為震驚，也讓我們懷疑是否碰到的是生活在工業衰退地帶的工人階級孩子，他們是非典型的，境況遠不及普通工人家庭的同齡人。
於是我們擴展了樣本，新增了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Duluth）、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Austin）、俄勒岡州的本德鎮、加利福尼亞州的橘子郡、馬薩諸塞州的沃爾瑟姆（Waltham）和威士頓（Weston）。
這些調查地點代表著美國各地多種類型的地方經濟和文化，包括工業衰退地帶的去工業化的小鎮（克林頓港和德盧斯）、中產階級雲集的旅遊勝地（本德鎮）、欣欣向榮的高技術“奇跡”城市（奧斯丁）、發展不平衡的都會區（費城和亞特蘭大），還有仍無力擺脫民權革命遺留問題的伯明翰。
之所以選擇橘子郡，是因為它向來被認為是超級富豪的聖地，因此可以讓我們看到這種“橘子郡”神話所掩蓋的貧窮工人階級移民社區。回到波士頓，沃爾瑟姆和威士頓雖然毗鄰相望，但在家庭收入、學校質量和房產價格上都懸殊極大，這也讓我們看到128號公路這條“美國科技大道”是如何切割出“兩個美國”的。
接下來的兩年，我們用了數百個小時，走訪了上述研究地點的許多家庭，訪問了107名剛剛成年的年輕人，隻要情況允許，我們也采訪了孩子的家長。
詹妮弗完成了本書所記錄下的絕大多數訪談，而賈思敏·桑德爾森（Jasmin Sandelson），這位哈佛大學社會學係才華橫溢的研究生，也參與了這一過程，還記得伊利亞麽？他就是賈思敏在亞特蘭大的購物中心遇見的。
我們選擇從18至22歲的年輕人著手——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剛從高中畢業，已經開始思考大學和未來的工作。在剛成年的這一人生階段，年輕人也才脫離家庭和中學的體製化環境，開始嚴肅地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認同和生活，通過聚焦於這一群體，我們可以進入這些孩子們的世界，感知他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的，又是如何規劃他們的未來的。
這樣安排，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同時可以認識到在他們成長路上等待伏擊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攔路虎。
本書討論的是不斷擴張的階級鴻溝，因此我們把受訪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中上層階級的家庭和孩子，另一類是工人階級的家庭和孩子。但問題是，在美國文化中，“社會階級”向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模糊語詞。
在本書中，我們運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為區分的指標——父母若是自四年製大學畢業，則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就被歸類為中上階級；如果父母的教育僅止步於高中，則這樣的家庭就被歸類為下層階級或工人階級。
在本書中露麵的共有10位中上階級的父母，在他們中間，5人有本科學位，4人獲得了碩士學位，還有1位則是在子女長大成人後重返高校讀書。他們的子女，要麽是正在讀大學，要麽是已經完成了大學學業。相比之下，13位工人階級的父母出現在本書中，其中連高中都沒畢業的有5位，拿到高中文憑的有4位，還另有4位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因為他們已經消失在子女的生活中）。
這些工人階級子弟好歹都讀完了高中，至少是拿到了同等學力證書，他們中間有3位還讀過幾天大學，但無一從大學畢業。
在每一座城市，我們在訪談時都盡可能追求一種“四重奏（quartet）”的模式：一對工人階級的母女，再搭配一對中上階級的母女；或者是，一對工人階級的父子，再搭配一對中上階級的父子。（有時因為當地條件所限，我們無法嚴格遵循四重奏的模式，但在大多數地方，我們訪談了不止一組的四重奏。）
我們之所以用母女配或父子配，就是為了控製性別這一因素，在我們比較兩代人成長過程之變時盡可能排除性別因素的幹擾。例如，俄亥俄州的溫蒂曾回憶起，自己的父母從來沒有期待過她能有什麽事業上的建樹；而切爾西，她的女兒，卻小小年紀就立誌要做一名律師。這一研究進路可以讓我們發現，育兒模式的性別差異正在縮小，但階級差別卻在分化。
為了找到合適的家庭，我們會請當地學校教員、學區委員會、非營利組織以及社區內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士作為我們的推薦人，替我們代為聯係。但我們也從“實地探訪”中收獲不小——開著車，從沃爾瑪到遊戲廳再到快餐店，或者從大學校園到修車廠再到中介處或購物中心，在年輕人購物、工作、學習和玩樂的地方去尋找合適的受訪者。
對我們來說，還有一些“狩獵處”，比如警察局、消防站、工廠、餐館、社區中心、娛樂場所，還有各種類型的大學，社區的、地區的、州立的以及私立的。
通常說來，尋找受訪者的過程已經讓我們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例如，當我們在亞特蘭大接洽在服務業工作的斯特芬妮並告訴她，我們可以支付她的女兒50美元以參與一項研究時，她當即給女兒米歇爾打去電話，要求她在詹妮弗到訪之前必須待在家裏，哪兒也不能去——這就是一個信號，可見，既沒有工作也不再上學的米歇爾是多麽需要這50美元，詹妮弗在本德鎮還訪問了一位名叫比爾的消防員，他們約好在當地的炸魚餐廳見麵，訪談時比爾把一大家子都帶來了，他對此解釋說：“我們就是想讓兩個孩子能親眼看見一位真正上過大學、做著正經工作的女士。”
我們打心底裏意識到，當有些貧窮的父母指導孩子走向前途不明的未來時，這些工人階級的家庭是有多麽手足無措、彷徨無助。
訪談時，我們有自己的套路，問題首先從家庭的經濟狀況開始，包括他們住在哪裏，他們是否已經買下現在的房子——還是僅僅租住，是否有錢支付各種生活賬單？有沒有醫療保險或退休金？是否經常會感到手頭太緊？接下來，我們會問到家庭結構、為人父母的方式、子女的在校經曆、課外活動狀況、宗教參與，還有關於生日和節日的記憶。
由於我們特別關注機會和社會流動，所以接下來會請年輕人及其家長回憶一下他們曾經的理想以及對未來的期待，這方麵的問題包括：“請告訴我，當你決定未來要做什麽時，你是如何做出選擇的？你當時手上有什麽樣的選項？你的學習成績如何？你是否參加了SAT考試？中學畢業時是打算繼續上大學，還是找工作？從什麽時候開始，你會和父母討論上大學的事？談論大學時，你們都會談論些什麽？”
我們還會問到一係列與大學相關的問題，包括是否參觀過大學，是否讀過大學預科班，是否請過私人的大學申請顧問或寫作指導老師，是否有實習或工作的經驗，以及是否參與過課外活動。我們的問題還涉及是否會提前儲蓄大學學費，是否拿到獎學金或其他大學基金的問題。
我們還會關注年輕人可能獲得的社會資源，包括益友良師、輔導員、教師、牧師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成年人。我們還會問及很多“感情”方麵的問題，關於信任、安全、希望以及對未來的焦慮；關於生活是在實現他們的理想，還是一再讓他們失望；以及一路走來，他們得到了什麽幫助，又遭遇到什麽樣的阻力。
每一場的訪談，我們都會談到上麵這些計劃內的話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為受訪者留下充裕的空間，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提出我們的訪談框架不曾觸及的重要問題。
有些時候，我們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顯得很傻很天真，比如，當我們采訪瑪麗·蘇的時候，麵對著這個自小就被母親所拋棄、童年時僅有一隻小老鼠為伴的年輕女工，我們竟然開口就問她關於鋼琴課的問題。隻有在這種場合，我們才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孩子早已偏離了我們腦海中的“正常”童年，因此我們鼓勵受訪者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話，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
追蹤這些工人階級的年輕人並不容易，因為他們可以說居無定所，手機也經常因為欠費而停機。最終，我們發現了聯絡這些工人階級孩子的最好辦法，這就是Facebook，即便他們頻繁更換電話號碼，但Facebook的賬號始終保持活躍。觀察他們的更新狀態，同他們在Facebook上互動，我們可以獲取比一次簡單訪談要深入得多的信息，在他們的允許下，我們也在分析中運用了他們於Facebook上的狀態更新和發帖。
在做訪談時，建立起彼此間的信任是至關重要的。為了保護我們的受訪者，我們會首先告知他們這項研究的目的所在——為了理解美國孩子在今天的成長經曆——並且向他們承諾，在講述他們的故事時不會暴露其身份。
因此，各位讀者在本書讀到的故事，事無巨細都是真實的，但受訪者用的是化名。有些時候，對於可能透露受訪者身份的信息，比如學校或工作單位的名字，我們會做模糊化的處理，代之以“一所常春藤盟校”或者“華爾街的一家大型公司”這樣的標簽，足以把讀者帶入語境即可。
所有加引號的引語，都來自受訪者的原話，一字不差。我們的訪談遵循了聯邦政府關於人文學科研究的規章，每次訪談開始時，我們都要說明我們將如何使用受訪者提供的信息，訪談結束後，我們還會請受訪者簽訂一份知情同意書，授權我們在研究中運用他們的資料。
從家庭和父母到學校和社區，我們的係統研究要在這些實體問題上展示全國範圍內的階級鴻溝，為此，我們在每一章都找到了相反相成的對比案例。例如，在討論家庭結構的章節中，我們特別在同一地區挑選了一對案例，它們在父母人生和家庭結構上都有極豐富的素材，但構成了鮮明的正反對比；同樣，在討論教育的章節中，我們也找到了來自同一地區的一對案例：兩個地理位置相距不遠，但教育質量卻有天差地別的中學。
但無論如何，我們在本書中講述這些故事，隻是作為例證，而不是證據。我們之所以在研究中運用了民族誌的手法，目的並不是要描繪出一幅當代美國的浮世繪（考慮到我們的樣本很小並且隻是便利抽樣，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證明故事之發生果真如我們受訪者追憶的如此這般，而是要把我們的分析範疇定位在家庭結構、為人父母的方式、學校、鄰裏社區，然後再去討論它們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開的。
本書不乏展示出普遍圖景的硬數據，它們均來自我們對現有社會科學研究發現的概括。無論如何，我們都相信，這些來自生活本身的故事準確地描繪了在量化數據內呈現出的趨勢。
如果問我們在訪談中發現了什麽，那麽就是：在今日之美國，中上階級的孩子，無論他們來自什麽種族，是何性別，生活在哪個地區，言行舉止都驚人地相似；反過來，工人階級的孩子看起來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在1959屆的150名畢業生中，到2010年時，有26位已經去世，還有14位聯絡不上（其中有些人估計也已經不在人世）。我們向餘下110名老人發去邀請，希望他們能完成書麵調查，其中有75位提交了答卷，占比68%。在那些沒有回複的老人中，我們估計大約有15位老人是因為健康狀況不佳而無法完成調查，因此合理的估計是，在有能力完成問卷的1959屆同學中，約四分之三返回了答卷。
幸運的是，我們手上掌握了1959屆所有同學的某些關鍵信息，包括性別、種族、班級排名，而且要感謝“高中年鑒”，我們獲得了這屆學生參與體育以及其他課外活動的完整記錄，還有學術社團以及獲獎的全部信息。因此我們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數據分析，從而檢測我們的調查樣本如果同該屆全體學生相比，在人口特征、學業以及其他方麵是否存在偏差。
最後得出的答案很簡單，我們的樣本很有代表性。當然，學有所成的女同學，在我們最終的樣本中有些許的優勢，但其間的差距絕不會對基本的結論造成偏差；而在其他方麵，我們調查樣本內的同學，都同那些因死亡、疾病、失聯或者拒絕調查而未出現的班級成員，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還用另一種方式驗證了樣本的代表性——我們找到了二十多位老人，他們曾一度是克林頓港高中1959屆班級內的同學，但最終沒有同全班人一道畢業。雖然這一組的反饋率要稍微低一些，隻有8位老人提交了書麵調查的答卷，這8位事實上都在其他地方完成了高中學業。因此，雖然我們知道1959屆班級內有些同學因轉學或退學沒有完成在克林頓港高中的學業，但這部分同學的人數並不多，不會影響我們從調查樣本中得出的任何推理。
我們的問卷不僅有一些開放性的問題，請受訪者回答他們記憶中的20世紀50年代的克林頓港，還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選擇或判斷題，涉及受訪者的家庭背景、校園內外的成長經驗、教育和職業成績——以及他們配偶和子女的同類信息。
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就是運用來自這次調查的信息，重現了克林頓港在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經濟和家庭圖景。而我們在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時，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圍繞著社會流動的——在何種程度上，1959屆畢業生的家庭背景可以預判出他們的教育和事業成就，又是什麽樣的因素介入了社會經濟地位的代際傳承。
雖然我們研討了測度社會經濟地位的多種指標，既有關於父母的，也有關於孩子的，但迄今為止，最嚴整也最可靠的模型是圍繞著教育成績的，所以我們關於社會流動的分析也主要是根據這一指標：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根據其父母的教育程度來判斷1959屆同學的教育程度？（由於我們的結論是那代人的代際流動相對較高，因此以教育作為分析指標在方法上是偏保守的；如果我們以經濟財富為指標，則代際流動看上去會更高。）
調查的結果竟是如此清晰明確：
從一個學生的學業成績（按照班級排名來估算）基本上可以預測他將來能否上大學。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比較不會鼓勵孩子上大學，而父母的鼓勵對子女能否讀大學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模式，事實上要遠弱於在班級排名和讀大學之間的關聯，也幾乎是在父母背景和子女最終成績之間的唯一關聯。
其他指標如父母財產、家庭結構或者鄰裏間的社會資本（事實上包括我們在本書中以指標衡量過的各種因素），在現如今的美國，它們都是製造機會鴻溝的罪魁禍首，但回到50年代，這些因素對孩子能否讀大學或其他教育成就沒有任何可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