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的眾多組成部門中，中宣部大概是最難為的一個，也是長期以來最為外界詬病的一個。相對於中組部、中聯部等部門，中宣部的工作內容顯得有些太過“意識形態”，麵對的可能也是最難約束的一群人。

盡管中共宣傳長期以來已是外界批評的“重災區”，但今年上半年在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的壓力下，很快出現一股批評中共宣傳策略的浪潮，聲音之大，以至於掀起廣泛論戰。

北戴河會議期間的係列傳聞似乎也顯示，這種社會反彈正在中共高層博得某種共識。有未獲證實的消息稱，近期在一場高級別講座中，主講人對中共宣傳係統疾言厲色作出批評，包括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喉舌媒體均被指出存在工作失誤。

爾後海南省長沈曉明對省內媒體明確表態要強化輿論監督的新聞，更使外界確信，此前中共的宣傳策略已經引發核心高層的不滿，糾偏行動不出意料將陸續展開，過度的民族主義熱潮將被冷卻，更強調客觀全麵、深度調查的輿論生態會逐步搭建起來。

有些觀點據此判斷，以中宣部為代表的宣傳係統可能會迎來大規模調整，乃至否定過去的宣傳策略，重新轉向確定新的路徑。

應當說，結合目前中國媒體生態的變化，這種看法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其幼稚之處在於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隻看到了中宣部搖擺不定調整不斷的尷尬，卻未認識到這種尷尬的必然甚至是必須。

據傳中共宣傳係統在北戴河會議上遭到批評（圖源：VCG）

中共十八大後，媒體生態大致上經曆了五波具有清晰坐標的整飭。第一波以2013年《南方周末》遭整頓為標誌，傳統體製內自由派媒體的話語權被削弱；第二波是對海外“造謠”媒體的整治，2014年5月，中國政府宣布逮捕博訊記者向南夫，稱後者通過虛構事實、歪曲捏造等，在博訊上發布多篇虛假信息，這一輪整頓打擊了當時政治謠言紛傳的局麵，謠言市場迅速萎縮；第三波則是藉由查處“21世紀網案”，規範了國內媒體圈，自此“敲詐新聞”幾乎絕跡；第四波整頓發生在2016年，共識網、炎黃春秋等有體製色彩的自由派媒體接連遭關停或改換主管單位，與“南方係”一道徹底噤聲；最後一波集中在互聯網領域，包括網信辦頻繁約談門戶網站，關閉大量時政類原創欄目、節目等，將互聯網媒體亦納入“黨的領導”。

可以看到，五年來的媒體整頓是有清晰脈絡和步驟的，這顯然不能歸於中宣部的自作主張，而應是新時期中共新聞思想的具體展現。在此意義上，中共宣傳係統的工作卓有成效，是不錯的執行者。

就如習近平曾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所說，“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麵宣傳為主”。縱觀五年來輿論生態的變化，中共高層的新聞理念得到很好貫徹。

那麽既然是嚴格執行高層指示，眼下對宣傳係統的如許責難和糾偏豈非自相矛盾？

評論者稱，對於中共宣傳係統這樣一個龐大機器而言，“精密”和“瑕疵”總是統一存在的，特別是在管理手法、宣傳手段等方麵存在頑固積弊的情況下，即使行駛在正確的方向上，仍難以避免時常出現左右搖擺乃至“左右互搏”的局麵。

這就需要中共高層在必要時刻出手糾偏，特別是在既定宣傳策略出現過激引起社會反彈之時——譬如此前“梁家河大學問”等引發民眾對個人崇拜回潮的反感之時，高層便及時出手叫停，近期盲目自信的民粹聲音減弱，也是同樣道理。

但要注意，這是糾偏而非否定，中共的宣傳策略在很長時間內恐怕不會出現大的變化，而中宣部及整個宣傳體統作為執行者，仍會不斷上演艱難的“左右互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