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逃亡緬甸的父親在邊境等了我們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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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親埋骨異域43年之後的2017年夏天,我終於來到泰國美斯樂,來到了父親的墳前。

兩歲那年,父親離開我和母親,從此再未相見。此後超過一個甲子的離別歲月裏,我對父親的感情,隨著星轉鬥移,由入骨的思念,轉為滿腹的怨恨。

而最終,當我年近古稀,當我跨越曆史的隔閡與偏見,來到父親安息的這片土地時,我終於理解和原諒了父親。



多年之後,我再回想,父親王恭天帶我們回老家探親,是另有目的。

那是1950年的一天,在雲南省立昆華中學擔任高中教導主任的父親突然說,要帶著我們回鳳慶,去看望奶奶。

十多歲時,父親為了逃避奶奶為他包辦的婚事,遠走昆明,之後上大學、工作,直到結婚且有了四個孩子,父親都不敢回家。他的逃婚,讓奶奶無比惱怒。

我們一家六口,在雲南的大山裏輾轉數日,終於抵達父親從小生活的老宅。母親後來回憶,那次回家路上,父親特別不安。

那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大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這是壯年即逝的爺爺,為家族留下的巨大財富。

奶奶看見我們,喜極而泣。

但沒幾天,父親被公家的人帶走,被監禁3年。

在這期間,我們全家被趕出老宅,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半年後,茅草屋倒塌,我們隻能在村子裏挨家挨戶借住。

我的兩個姐妹,也先後夭折。



我的父親和母親

1953年,父親刑滿。我和母親去接他,父親看見我,高興得一把抱起,在我臉上親了又親。見父親瘦了不少,母親心疼得直抹淚,父親隻安慰她說,自己在獄中從未受苦,隻負責教囚犯們讀書識字。

但回來不久,父親和一位同族的鄉親外出趕集,卻再也沒有回來。

監視他的民兵追至家中逼問母親,母親稱不知情,被惱羞成怒的民兵打了一記耳光。



父親的離去,讓奶奶痛不欲生。在此前,他的另外三個兒子,也先後出走。

父親四兄弟,父親排行第二。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三叔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四叔18歲棄筆從戎,畢業於黃埔第十七期。



父親(左)、大伯(中)、四叔(右)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這年12月9日,盧漢在昆明起義。

身在緬甸的三叔從此不敢回家;我的四叔跪別老母親,前往緬甸投奔三叔;我的大伯,也在土改運動開始後,出走緬甸。

事後再想,曾為三青團的父親,同樣感知到了時代的腥風血雨,他在匆忙之中帶我們回到鄉下,其實是做好了逃跑的準備。將我們一幫婦孺,托付於奶奶,這是最好的選擇。

至此,王家偌大老宅,隻剩下年邁的奶奶和四個妯娌,以及一群幼小的孩子,承受曆史的恩怨。

我上小學一年級時,有一次上課遲到,男老師把粉筆扔到我的臉上,衝我怒吼:“你這個地主階級的狗崽子,給我滾出去!永遠不準來上我的課。”

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裏留下很大陰影,多年揮之不去。

父親兄弟四人中,他是唯一自由戀愛的。

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後,父親回到昆明到省立昆華中學任教。在這期間,一位出身書香門第、聰明溫婉的女學生對他產生了愛慕。

在那個年代,隻有深植於骨的愛,才可能衝破封建傳統的束縛。

這位女學生,就是我的母親。

父母婚後住在昆明崇仁街的一座獨門院落,我們兄妹4人陸續在那兒出生,家裏有3個保姆,生活優渥。

而曆史的天翻地覆,誰也無法阻擋。



1957年的一天,有公家的兩位同誌來到我們家,母親一臉驚恐。結果,他們異常友善地說,政策已落實,我們可以回昆明了。

但是,他們提出一個條件,要配合統戰工作,向我的四叔寫信。

那時,我們才知道,我的四叔王畏天到了緬甸後,加入了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做到了上校師長。

那年1月,雲南開設“對雲南境外國民黨殘部廣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由親屬寫信,然後在廣播上念,呼喚那些境外的殘軍投誠回家。



1958年,做統戰工作的同誌帶我們到公園玩

返回昆明時,裹著三寸金蓮的奶奶,送了我們好幾裏路,邊走邊哭。我是她最疼愛的孫子,她知道她已經老了,這一別,或許就是最後一麵。

看見奶奶哭,我也跟著哭,母親一路勸她早點回去,她不肯,最後,把手上碧綠的翡翠手鐲脫下塞給我,那是她唯一剩下的東西,母親堅決不許我拿。

終於,奶奶停下了腳步。走出好大一段距離後,我回頭看,遠遠的,隻見奶奶仍站在那裏。

回昆明後,我們寄住在舅舅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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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替人做賬謀生,收入微薄。夜深人靜,我常常看見母親在燈下獨自流淚。

我是沒有父親的孩子,這讓我從小就變得怯懦。越怯懦,我就越想念父親,他到底去了哪裏?

母親長得漂亮,又有文化,那些年給她介紹對象的人不少,但都被母親回絕。

我知道,她在等我的父親回家。



母親和我們兩兄弟

直到1961年的一天,我們全家一起吃晚飯時,母親忽然說,要給我們兄弟倆一個驚喜。



父親離開時,我隻有兩歲。我對他和母親之間的生活,沒有任何記憶。隻是在稍稍長大後,在嬸嬸們的談論中,聽到他們說,父親經常喚母親“茜”。

這種愛稱,在這個傳統的家族,顯得有些另類。

還有什麽會是全家人的驚喜呢?

在我們的疑惑中,母親從衣兜裏掏出一封信,聲音有些激動地說:“你們父親來信了!”

我和哥哥驚呆了!

那時,父親已經失蹤8年了,我一度猜想,他已經在動蕩中遭遇不測。

茜:見字如麵。我雖與你遠隔千裏在異國他鄉,但心中無時不在牽掛著你和兩個孩子。這些年來,讓你們受苦了,每當想起你們,總使我夜不能寐,回首往事,我深感內疚和悔恨,不知該怎麽做,才能撫慰你內心的創傷……

看過信,我忽然明白,母親當初應該知道父親去了哪裏,她把這個秘密深埋於心,即使被民兵打時,也沒有說出。

母親告訴我們,父親在緬甸的一所學校當校長。



我的父親

那天晚上,母親從衣櫃裏翻出一個銀灰色的金屬行李箱,仔細擦拭著箱子上的灰塵。那隻箱子做工考究,母親保留多年,從來舍不得用。

母親說,那是父親上大學時用過的箱子,他們剛結婚時,也曾使用這個箱子去度蜜月。母親把父親的來信,平平整整地放在箱子裏。然後開始給父親寫回信,從她洋溢在臉上的笑容可以看出,她對父親的不辭而別,已經沒有了怨言。

愛太深,恨亦會切。

所以,當後來父親四兄弟在異國重新成家的時候,其他三個妯娌都選擇了認命,而隻有母親,至死無法接受。



和父親取得聯係後不久,收到他從緬甸寄來的一個木頭箱子,裏麵裝著滿滿的大米。對於處在困難時期的我們而言,雪中送炭。

那箱大米吃了很久,吃到一半時,我們發現,大米中間還藏著一塊瑞士手表。

父親的包裹源源不斷地寄來,除過大米,還有衣物等生活用品。得知我和哥哥喜歡運動,他還給我們寄來足球、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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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父親的感覺,特別好。



我穿著父親給我寄來的外套

有一次,我故意瞞著母親,給父親寫信要錢。很快,收到父親寄到學校的80元,相當於母親2個多月的工資。同學們的羨慕,讓我驕傲無比。

我能感受到,父親在努力彌補著對我們的虧欠。

母親也開始比較多地談起父親,說他是溫和的謙謙君子,才華橫溢,足球踢得非常好。

母親的話,讓父親的形象日益高大,也讓我對父親的思念愈發強烈。

母親看出我的心事,鼓勵我單獨與父親通信。“親愛的爸爸”,我終於可以喊爸爸了,雖然隻是在信箋之上。

我寫的每一封信,母親都會審閱。母親知道,信在寄出國境之前,會被人拆閱的。

父親對此了然於胸,在信中從來沒有提及他的往事。所以,父母之間,仍有太多待解謎團。





父親寫給我的信

在和父親取得聯係的第二年,奶奶去世了。她一直盼望四個兒子回家,但終究沒能等到那一天。

父親四兄弟得知這一消息後,麵朝北方,痛哭流涕。

在後來的信中,父親和母親開始商談會麵的事情。在那時,我們這樣的家庭,可以向公安部門提交申請,批準後即可在邊境相見。

這個消息讓我激動萬分,我無數次地幻想和父親重逢的場景。

但父親的一封信,澆滅了所有的期盼。



那是1964年的一天,母親看到父親的來信後,一言不發。

茜:見字如麵。上次來信,得知兩個孩子的情況,讓我深感慰籍……有一件事,我不想再瞞你,我在緬甸已重新成家,請你原諒,這一生,我最對不起的人便是你,令我終生難以忘懷的茜……

那封信裏,父親和我們約定,在中緬邊境的瑞麗相見,並說好了時間和具體地點。

長大以後,我明白,那是依然深愛著母親的父親,為了即將到來的約會,向母親坦誠了自己的過往。然而,這份唐突而來的坦誠沒有換來母親的原諒。

我有些眼巴巴地望著母親,母親冷冷地說了兩個字:不去。

從此,母親斷絕了與父親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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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仍然給我們寫信、寄包裹。他在緬甸的子女也給我們寄來賀卡,但我受母親影響,不想理他們了,年輕氣盛的我那時覺得,是他們搶走了我的父親。



父親和我泰國的弟妹

後來,我曾瞞著母親,給父親寫了幾封信,但始終沒有回音。我猜測,那些信或許被他在緬甸的妻子截留。

我開始和母親站在一起,對我的父親有了抱怨。

緊接著,文革爆發了,我們和父親徹底斷了聯係。



那是一個狂熱的年代。

一天夜裏,母親把父親寫來的信,一封封丟進了火裏。但她仍冒險保留了父親的照片。

她所在單位的領導,三天兩頭找她開會談話,讓她和父親劃清界限,但母親總是以沉默對抗。

直到文革結束,母親也沒有和父親劃清界限。



我的母親

那時,我在一所中專念書。因為父親,我被劃為“黑五類”,常被同學看不起,內心十分自卑。

我開始恨我的父親。

終天有一天,兩句口號讓我眼前一亮——

“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

“忠於革命,就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

我下定決心:我要革命!

很快,我成了“造反派頭頭”,很多和我有著同樣出身的人,成了我的鬥爭對象。我還通過關係,保護了母親。



我的紅衛兵照 (後排左一)

1966年底,我要去串聯,急需一筆路費,囊中羞澀的母親,從衣櫃裏拿出那口她最珍愛的箱子,賣了。那是父親留給母親最後的記憶。

在母親的言語中,再也沒有提及過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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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2年,母親收到一封從泰國美斯樂寄來的信,是父親在泰國的孩子寫來的,信中說,我的父親已於1974年因病去世。

父親之於母親所有的喜與悲,就這樣一次次地通過家書抵達。



再一次知道父親的消息,是在1990年。家裏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進門,就跪在母親麵前。當他說出自己的名字時,母親把臉轉向一邊,默默拭淚,然後叫我去買破酥包子招待這位客人。

原來,1953年的那天,就是他約著父親一起去趕集,然後勸說父親出走緬甸。

他說,父親被監禁3年,受盡折磨,釋放後,仍被人監視,內心十分恐懼,想出走,卻放不下妻兒。他勸說父親,先出去躲躲風頭。

父親到緬甸後,輾轉多地,後來在當陽華僑中學擔任校長。在那時,父親遇到了第二個妻子。



父親的第二任妻子

1961年,四叔王畏天所在的國民黨殘軍第五軍從緬甸撤軍到泰北。3年後,父親也遷到泰國,後任段希文將軍創辦的興華學校小學部校長。

這位當年勸說父親出走緬甸的同族鄉親,不停地說,希望母親能原諒他。

多年以後,母親提到這件事情,還不停地歎氣說,如果不是他,父親就會留在家裏,一輩子陪著我們。

曆史無法回轉。但父親若留在家裏,真的就可以和我們在一起嗎?



父親在緬甸



1991年春節的一天,一位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的老者,突然出現在我們家門口。

母親一眼就認出來,那是我的四叔。離家41年之後,他終於回來了。彼時,王家四兄弟,已經有兩個埋骨異域。

那次會麵,母親哭得非常傷心,要平複情緒很長時間才能開口講話。



母親61歲時

四叔告訴我們,他們四兄弟流落異域後,備嚐艱辛,期間曾有兩次撤台灣的機會,但他們都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四人的意見都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至少離家鄉要近得多,而台灣,實在是太遠了,遠得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台灣曾派人來,請父親去台灣“教育部”工作,但他拒絕了。

四叔說,一開始,四兄弟還盼望著能與大陸的妻兒重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隻能在絕望中各自重新成家。

他也聽到了雲南的廣播裏,母親寫給他的信。

從四叔的話語中,我能感受到,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

而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選擇了堅守。

四叔回家探親第二年,我的三叔也回來了,遺憾的是,三嬸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