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專家：為什麽說中國現在需要一場“大減稅”？

因稅思源

我國實踐也表明，隻有減稅讓利於民，才能提高企業投資水平，提升企業家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民眾擁有了更多的稅後可支配收入，才會增強消費意願。

近日，明星民營企業家蔣錫培的減稅言論引發了較大輿論熱議。這需要我們反思，為何政府近年來年年出台這麽多減稅降費政策，企業卻總是感覺稅收負擔偏重。

民營企業稅負過重

總體來說，我國的稅負水平這幾年呈下降趨勢，從將近20%下降到2017年的17.5%。但民營企業的稅負卻異常繁重，一份對1990-2017年我國所有行業企業稅負研究的報告顯示，我國企業繳納的各種稅費支出，達到了實體經濟稅前利潤的58%，遠超企業淨利潤之和。

世界銀行的營商報告稱，2016年中國一個中等規模企業的總稅率為67.3%，不僅遠高於美國（43.8%）、日本（47.4%）等發達國家的稅負水平，甚至超過印度的55.3%，比南非的28.9%高出了一倍多。

按照現行稅法，一個月收入一萬元的員工，企業每月需繳納醫療、養老、失業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三險一金”大約2250元，其中“三險（200元、800元和50元）”合計1050元左右，應繳納個人所得稅大約為320元。“三險”是個人所得稅的兩倍多。

“拉弗曲線”闡明了政府製定的稅率（稅負水平）和稅收收入的關係。其基本原理就是，稅率和稅收收入在一定範圍內是正相關關係，隨著稅率的提高稅收收入逐漸提高。但高稅率不一定帶來高稅收收入，低稅率也能獲得高收入。高稅率會抑製投資者的積極性，一個政府存在“征稅的禁區”，政府不能“殺雞取卵”。而低稅率會提高納稅遵從度，提高投資者的經濟性，“放水養魚”的結果是稅基擴大進而有利於政府稅收收入提高。

世界銀行的實證研究表明，稅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下降0.36個百分點。換句話說，總稅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導致逃稅的概率提高三個百分點，而降低一個百分點，會增加大約3%的投資。此外，高稅率也會大規模產生影子經濟。

減稅是必然趨勢

深諳“拉弗曲線”原理的英、美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便出台了以其為指導的供給學派減稅措施，推動了第一輪的全球性稅製改革。這輪減稅有力地推動了全球企業投資與創新，使得全球經濟獲得了長期的平穩的發展。

如今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的21世紀，又是基於“拉弗曲線”原理，以大規模減稅為特征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再次引起了新一輪的全球減稅浪潮。

美國的這次減稅措施已經出現了兩大效應：一是外溢效應，首先是英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和韓國等發達國家，以及越南、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國家都已經頒布或提出了削減本國公司所得稅稅率的措施，以吸引國際流動性生產要素資本和人才為特征的國際稅收競爭空前的激烈。二是虹吸效應，美國減稅後導致了大量的海外資本，特別是製造業的回流，改變了國際資本流動的國際趨勢，其他國家則麵臨著資本外逃和人才外流的壓力。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40年，我國政府正是利用減稅等稅收優惠手段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本，這不僅解決了勞動力就業，而且在短時期內讓我國獲得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改善了我國的國際收支，增加了外匯儲備，發展了我國經濟，使得我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壯大。如今，外資企業直接貢獻的稅收收入占到了我國稅收收入的五分之一。

我國的實踐也表明，隻有減稅讓利於民，才能提高企業投資水平，提升企業家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民眾擁有了更多的稅後可支配收入，才會增強消費意願。研究證實，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每降低一個百分點，投資增加6%左右，GDP增加4%左右。因此，減稅能有效改變我國經濟當前發展的投資和消費模式。

當然我國要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減稅，首先要控製政府的支出規模，避免政府的越位和錯位，真正讓市場發揮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其次，要進一步清費正稅，降低各種稅的名義稅率，以符合國際減稅的大趨勢，應對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

□張文春（財稅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