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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文學城 » 新聞 » 焦點新聞 » 施一公:清華百分之七八十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圖)

施一公:清華百分之七八十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

文章來源: 當當網 於 2018-08-10 06:55:08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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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則是把其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大學生缺什麽?

缺少對時代的關切,對國家發展命運的思考,對改變這個社會的責任。

1

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2

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62次,血壓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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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網 2018-08-10 06:55:08

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則是把其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

大學生缺什麽?

缺少對時代的關切,對國家發展命運的思考,對改變這個社會的責任。

1

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麽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麽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麽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

我在海外的時候,隻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拚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晚宴時,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麽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麽發展,怎麽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麵。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裏談就業。就業隻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麽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麽結果?就是大家拚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麽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裏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麽怎麽辦?其實很簡單,大學多樣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這對大學有嚴重幹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麽基礎的發明,隻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麽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隻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谘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製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麽重要的時候,他就隻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曆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麽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隻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

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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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缺什麽?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麽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裏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麽樣的生活?過什麽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裏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麽、能幹什麽。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鍾62次,血壓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裏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製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複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麽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曆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麽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麽幸運。盡管他們不像我這麽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裏的鄰裏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麽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麽這麽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麽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麽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盡管是希望小學,那裏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隻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隻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盡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麽,我們能改變什麽。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隻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麽。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麽?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