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長生公司的問題疫苗日前在中國的自媒體發酵，引發國人憤怒。該次事件的導火索來自國家藥監局對該公司問題疫苗的查處，但它形成巨大的輿論漩渦則直接來自一篇《疫苗之王》的微信公號文。這反映了社交媒體的力量，更說明在關乎公眾健康特別是兒童安全的問題上，大眾最易形成共鳴和達成一致聲音。
中國公眾對於食品藥品存在的安全隱患，如果不涉及兒童或者與兒童關聯不大，早已有些麻木。但在涉及兒童的食品和藥品問題上，民眾的神經再怎麽麻木，也是觸及到痛點，不能不呐喊。這次問題疫苗曝光後，大量中國網民迅速曬出自家小孩接種的疫苗產自長生公司的截圖，進而參與討論和控訴。
兒童既是社會希望，也是弱勢群體。中國家庭的父母努力打拚，很大程度是為孩子創造一個健康成長的環境和物質條件。而疫苗的接種帶有一定強製性，中國父母沒有多大選擇餘地。所以，疫苗公司在兒童身上做文章，生產有問題的疫苗，即便對小孩沒有太大的負作用，也是父母不能容忍的。因為一不小心，很可能扼殺孩子一生的幸福，也讓父母的辛勞打水漂。這樣的公司，不僅是突破道德底線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良心和道德。
雖遭萬夫所指，性質惡劣，但從賺錢的角度看，長生公司的做法卻也並非不可解釋。馬克思早就講過，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甘冒絞首的風險。在中國，出於利潤而壞良心的企業，長生公司不會是最後一家。問題是，當企業想打壞主意、做壞事時，如果國家有健全的監管機製，包括輿論環境，它也難以做成。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一係列監管機製失靈，放縱類似長生、鴻毛藥酒的企業去做壞人。這是比問題疫苗更可怕、也是讓公眾絕望的地方。
可以說，長生事情的爆發，是中國體製性、係統性腐爛的一個縮影。疫苗監管涉及多個部委和地方，從長生公司來看，它在多年的並購和發展中，其實問題很多，比如，媒體在2016年就對其問題疫苗有所披露，但這沒有影響到它繼續生產問題疫苗以及問題疫苗流入市場，沒有影響到它的幾個股東控製了包括長生在內的國內多家疫苗企業。
疫苗監管涉及多個部委和地方，從長生公司來看，媒體在2016年就對其問題疫苗有所披露，但這沒有影響到它繼續生產問題疫苗以及問題疫苗流入市場。
不僅是長生，關於疫苗安全問題，早在2010年，國內就有媒體報道過山西的情況，在長生公司的問題疫苗爆發後，人們也把那段往事扒出來，當時此事也曾引起輿論關注，然而最後的處理結果是，寫調查報道的記者被迫辭職，簽發報道的報社領導被貶去其他單位。相對而言，2010年遠比今天對輿論的管製要寬鬆，但對疫苗的報道還是受到地方很大的幹擾，為媒體立下了一個壞的規矩。從那以後，曾經熱鬧一時的調查報道在中國日漸式微，一些優秀的調查記者要麽不做，要麽離職或轉行，以致今天整個中國找不到像樣的調查報道，輿論特別是官媒的監督作用幾乎消失殆盡。
兩年後，社會進入了新時代，媒體成了黨的喉舌和工具，東西南北中，黨領導和統管一切，領導人也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對黨的治理和社會的管製達到空前嚴厲的程度。然而，就算這樣，還是管不住一個疫苗問題，這說明空前嚴厲的反複治理手段在問題疫苗麵前統統失靈。
中國疫苗醜聞在過去十多年時間裏數次發生，但卻難以杜絕，引發公眾擔憂深層次原因。
在"一人領導"時代，表麵上的嚴厲監管實際上會演變成無人監管和無人負責。它嚴厲的隻是"繁文縟節"，是紙上作戲，而作為監管主體的人，在監管職責上卻無所作為。因為政出上令，都在坐等上麵發號施令。沒有領導人的指令，大家不敢主動作為，也不願主動作為，所以，沒有問題時監管者"無所事事"，"大家都好"，一旦問題發生，則"絕不當頭"，推卸責任，必須有最高層級的領導發話、批示，才會行動，否則就互相退縮，無人負責。我們看到，在長生公司的事情刷屏後，沒有一個部門出來表態，集體失聲，哪怕是假裝安慰民眾。
監管部門的鴉雀無聲，跟幹部任免體製又是直接相連的。在"一人領導"時代，任命幹部的最重要原則是忠誠，而不是才能。你如果跟領導人或者領導人的親信有"關係"，即使受到過處分，但隻要表現出忠誠、順從，也可得到提拔重用。此次事件也把國家藥監局副局長孫鹹澤挖出來了。這位當年的食品主管者曾因三鹿事件受到處分，然而半年一過，搖身一變主管藥品安全，更是在2012年榮升藥監局副局長，幾年時間從正局晉升正部。把一個關乎兒童健康安全的行業交給這樣一個人去管理，公眾對中國的監管體製如何有信心？而這正是現在幹部任命的特點，隻問忠誠，不管履責。
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媒體監督，沒有民眾和行業自治，沒有法律，黨包辦一切，無人負責和作為，隻依賴領導意誌，中國的體製性和係統性腐爛在疫苗麵前顯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