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份崔永元炮轟《手機2》劇組，導演馮小剛在沉寂了兩個多月之後終於首次做出正麵回應：北京時間7月11日，馮小剛通過新浪微博賬號發題為《十問崔永元》一文表示，崔永元的爆料純屬捏造事實，利用公眾的善良綁架民意，製造股市恐慌，煽動網絡暴力，是個壞人，並揚言要撕了崔永元的“髒嘴”。

消息發布後不到兩小時，網友評論數就超過10萬，表示支持崔永元的聲音具有壓倒性優勢：相比支持崔永元的留言點讚數超過12萬，支持馮小剛的最多隻有5，000。回應文章之所以產生如此懸殊的民意除了馮小剛用粗鄙不堪、有失身份的措辭對崔永元進行人身攻擊的行為讓公眾不敢苟同之外，他避而不談陰陽合同和偷稅漏稅問題的行為更是有負眾望。

而陰陽合同和偷稅漏稅的問題雖說是明星大腕兒個人的違法行為，但若從整個稅收製度上來看牽扯到中國整個社會的稅收公平問題，和中國廣大中低收入納稅群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盡管由於稅率不同，富人納稅額占個人收入的比例較高，但由於富人群體在整個納稅人口結構中數量少，個人所得稅主要還是來源於中低收入群體。再加上中國個稅體製采取分類所得稅製，即並不需要納稅人的所有收入都繳稅，而是根據來源進行分類設定是否繳稅以及各自稅率。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收入除了工資性收入，還有很多非稅收收入，而這些收入往往源自明星大腕兒這樣的非中低收入群體，他們的這些非稅收收入是不需要繳稅的。而稅收收入則由廣大以工資為收入來源的低收入工薪階層。

此外在中國的稅收製度設計中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來自間接稅，間接稅主要麵向企業征收，但目前中國承擔的這部分沉重稅收最終被企業算入商品和服務成本中，最終轉嫁給了消費者。而收入越高的人，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占其收入比重越低，意味著他們對間接稅的貢獻遠遠少於低收入人群。因此本來低收入者負稅就比高收入群體沉重，如果放任像明星大腕兒之類的富人再采取利用陰陽合同這樣的手段來避稅，就會使得本就收入不高的廣泛中低收入階層更加不堪重負。

崔永元爆料明星利用陰陽合同來偷稅漏稅一開始並非是為了廣大中低收入群體去維護公平正義的稅收環境。2004年影片《手機》的上映令不少網友、觀眾把影片中男主人公人設與央視主持人崔永元的經曆聯想起來，崔永元因此名譽受到傷害。今年《手機2》又要開拍，崔永元和編劇溝通無果後，便在微博狂懟導演馮小剛、作家編劇劉震雲以及主演範冰冰。直到陰陽合同、偷稅漏稅這樣的重磅爆料橫空出世之後，此事才從娛樂八卦上升為備受公眾廣泛關注的社會事件。

雖是為泄私憤的以牙還牙，但不可否認的是崔永元爆料的這件事和公眾的利益相關，且崔永元憑其名人效應以及將眾多明星大腕兒牽扯進來的行為，確實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客觀上為淨化稅收環境和維護稅收公正邁出了有影響力的一步。

斷斷續續持續兩月有餘的偷稅漏稅爆料事件中，崔永元隻身手撕和得罪“半個影視圈”，涉事主人公除了導演馮小剛，囊括中國一二三線演藝明星：範冰冰、黃聖依夫婦、範偉、徐帆，歌星羽泉等，而關注這些明星大腕兒的粉絲又數不勝數，堪稱“娛樂圈大地震”。剛爆料出範冰冰涉嫌以陰陽合同偷稅漏稅不久之後就驚動了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此後6月27日，中國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電影局等聯合印發《通知》，要求加強對影視行業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等問題的治理，控製不合理片酬，推進依法納稅，促進影視業健康發展。雖然至今沒有公布相關調查結果，但無疑向稅收公正又邁進了一步，讓大眾看到了希望。

崔永元利用短短2個多月成的巨大關注度和影響力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普通人所可望而不可。近期熱議的影片《我不是藥神》中故事原型取自當年熱議的“陸勇案”，該案得到的於情於理於法的良性解決，引起了國家的廣泛關注，也推動了醫療改革。而這一過程從2011年陸勇購藥至該案曝光驚動國家，用了4年，還是以主人公險些遭受牢獄之災的代價。再比如2016年轟動一時的聶樹斌案被認為是中國“嚴打”這一特殊時期司法不公正的代表性案件，推動了刑事冤錯案件預防與糾錯製度，推進了中國司法公正的進程。而實現這一司法進步，警官鄭成月堅持了11年並承受了來自體製內的打擊報複。

娛樂圈的嬉笑怒罵總會有一天風輕雲淡，但崔永元和馮小剛因為個人恩怨牽扯出的社會問題卻讓人久久不能釋懷，崔永元假公濟私的泄私憤目的備受爭議，但其揭示出的稅收公正問題客觀上產生了為民請命的正義效果。希望更多公眾人物在享受其特殊優待時，利用自身影響力助力社會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