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也披露了這一中國最高外交決策機構的人事配置。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分別作為其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出席，在中共十九大後進入政治局常委的王滬寧與韓正也得以列席。其實在近一輪中共黨政機構改革中成立的幾個以“中央”開頭的委員會開會時，王滬寧都是其中的重要一員。

王滬寧進入中南海已經20餘年，是中共十九屆7常委裏相對比較神秘的一個。通過這些可見的職務安排，也能對王滬寧目前在中國政壇，特別是在習近平新一屆任期裏的角色有所觀察和了解。

王滬寧的公開職務

2017年10月15日11時45分左右，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選出的7位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和韓正依次進入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與中外記者見麵。

這一順序裏7常委的職務安排，與上一屆大體上一一對應。位列第五的王滬寧，對應了曾經主管中共黨務的劉雲山，被認為將負責中共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國政治運行的核心團隊（圖源：新華社）

時隔數月後的2018年2月5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簡稱“中央文明委”）召開第一次會議，王滬寧以該委員會主任的身份主持了這次會議。外界對王滬寧在未來五年中國政治中的主要分工完全確定。

在中共十九大至2018年中國全國“兩會”前後，中共推行了一係列黨政機構改革。在中央層麵，將4個“領導小組”改名為“委員會”，分別成立中央全麵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目前，這4個委員會的領導層都已有所公開。在其會議場內，都有王滬寧的座位。

而且在其中3個會議中，王滬寧是以中央全麵深化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與會。盡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會議沒有明確王滬寧在其中的職務，但是作為出席人員已經意味著是該機構運作所需要的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官方最新資料顯示，王滬寧仍然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政研室”）主任。他在2002年11月獲任該職，目前已任職15年有餘。

被習近平推到前台

王滬寧在1995年從上海複旦大學進入北京中南海，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的身份出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組組長。此後20餘年，曾經的同事和朋友也隻能從新聞報道裏中國最高領導人身旁找到他的身影，從他曾經留下的《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政治的人生》、《當代西方政治學分析》等學術著作中，了解他的政治想法。

在這20多年裏，王滬寧先後成為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直至獲任十九屆政治局常委。

外界多認為，被列為中共指導思想的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王滬寧參與策劃的產物。王滬寧因此得到了“中南海政治理論化妝師”的名號。

王滬寧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身邊的常見人物。江澤民與胡錦濤在一些公開場合露麵時，王滬寧也時常被發現跟隨左右。中共十八大後，無論是在習近平國內調研或是出國訪問，幾乎都能在他的身邊看到當時擔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的王滬寧與中辦主任栗戰書兩人。

由此可知，王滬寧已然身處中國政治核心圈子之內。然而在這個圈子之外，對王滬寧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擁有的政治影響力，大多不甚了解。位居幕後的王滬寧，幾乎是最為神秘的政治局委員之一。

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十九大後，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黨務工作的負責人。這也標誌著他從幕後走進了前台。與其他幾位公開活動比較多的常委相比，負責黨務的王滬寧仍然頗顯神秘。不過，通過他已經擔任的幾個工作，也能大體了解其在中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擔的政治任務。

王滬寧的三方麵工作

以當前的職務安排來看，王滬寧的政治使命可能主要有三個。

其一，主管黨務工作。這也是王滬寧成為政治局常委後，需要主持和負責的基本工作。作為中央文明委主任，是中宣部部長和分管科教文衛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的直屬領導。

其二，主持中共政治理論工作。王滬寧在中南海的20多年，也是在中央政研室的20多年。中共十九大後至今沒有卸去此職，說明他仍然負責中共政治理論的研究。

其三，為習近平提供治國理政的戰略參考。王滬寧作為中央全麵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的與會人員，在這些中共治國理政的頂級決策機構中都會具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為習近平提供有益的參考。



王滬寧（左二）有“中南海第一智囊”之稱（圖源：Reuters）

王滬寧擅長政治理論與戰略，其對習近平的參考意見或許也主要體現在這些方麵。不過，王滬寧的戰略是理論層的戰略，而非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戰略。

王滬寧的重要使命

1994年11月28日，王滬寧身為複旦大學教授在與博士生討論“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模式和道路”問題時，提出在分析這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打掃我們的價值係統”。

在中南海的20餘年，王滬寧主要是一名身在意識形態前沿的研究者，旁觀了中共政治理論係統的運作。不過，一個王滬寧是拯救不了已經身陷困境的中共意識形態的。

而今成為中共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人後，王滬寧將有責任和權力組織中共理論工作者，引領調動其工作積極性和創新意識，實現中共政治理論的突破，同時化解其所遭遇的意識形態危機。

中共意識形態困境與危機一方麵體現在缺乏中國國內的普遍認可，另一方麵體現在中國國內對西方民主的向往。

王滬寧在他《政治的人生》一書中說，近代以來，最大的一種誘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誘惑。把人從這種誘惑中解脫出來，不論是正麵的解脫，還是反麵的解脫，均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條件。

整體來看，西方民主對中國的“誘惑”仍然存在。其實，其原因還是在於中共自身意識形態缺乏生命力與競爭力，沒有很好地實現“打掃我們的價值係統”。西方民主對中國的“誘惑”程度，可視為中共自身意識形態強弱的一個衡量標準。

其實在中共十九大後，中共意識形態領導出現的一些變化，或許能夠對王滬寧的工作方向有所觀察。例如，2018年3月公布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涉及的包括成立“中國之聲”在內的中共宣傳係統改革，2018年5月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前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高規格、大規模宣傳。從中隱隱可見王滬寧重整中共宣傳係統、重振中共意識形態的意圖。

此外，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在胡錦濤“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的“三個自信”基礎上，加上了“文化自信”，組成“四個自信”。文化乏力、萎靡和不自信，正是中國麵臨的一個難題，顯然也將是王滬寧需要克服的一個難關。

1995年，40歲的王滬寧在吳邦國、曾慶紅的力薦下，被江澤民提拔進京，此後受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任中國最高領導人重用。據稱當時江澤民對王滬寧開玩笑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了。”

在此前一年，根據中國古典名著《三國演義》所拍的同名電視劇在中國熱播。其中有一首《有為歌》為受劉備三顧茅廬而出山的諸葛亮而唱，歌詞裏說：“茅廬承三顧，促膝縱橫論。半生遇知己，蟄人感幸甚。明朝攜劍隨君去，羽扇綸巾赴征塵。”“丈夫在世當有為，為民播下太平春。”

不知這一歌詞是否表達了當時王滬寧投身仕途、報效國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