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伊拉克巴格達，正在燃燒的國家奧委會大樓前的薩達姆·侯賽因塑像。 TYLER HICKS/THE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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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12歲的時候，時任伊拉克副總統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進行了一次大清洗，正式篡奪了全部權力。我那時住在巴格達，並且很早就憑直覺對這位獨裁者產生了本能的厭惡。那種感覺隨著成長變得愈發強烈和成熟。1990年代末，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加點：伊拉克狂想曲 》(I’jaam: An Iraqi Rhapsody)。小說描寫了薩達姆威權主義政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故事的主人公弗拉特(Furat)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和我一樣，在巴格達大學(Baghdad University)學習英語文學。最後他因為開了一個關於這位獨裁者的玩笑而被關進監獄。弗拉特產生了幻覺，想象著薩達姆的倒台，就像我經常做的那樣。我希望自己能夠見證那一刻，無論屆時我身在伊拉克還是遠方。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Gulf War)結束幾個月後，我離開伊拉克去美國讀研究生。從那以後，我一直生活在美國。2002年，當支持伊拉克戰爭的呼聲開始出現時，我強烈反對入侵的提議。美國一貫支持阿拉伯世界的獨裁者，並沒有從事輸出民主的工作，無論布什政府的口號是什麽。我記得自己十幾歲時和一個女性長輩在我家起居室裏收看伊拉克的電視節目，看到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作為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的特使訪問巴格達，並同薩達姆握手。這段記憶使拉姆斯菲爾德2002年有關伊拉克人的自由和民主的言論顯得空洞。此外，經曆過之前的兩次戰爭（1980到1988年的兩伊戰爭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後，我知道戰爭的真實目的永遠會被精心設計的謊言所掩蓋。這些謊言會利用集體的恐懼，並延續國家神話。
包括我在內的大約500名流離海外的伊拉克人在一份名為《拒絕在伊拉克開戰》(No to war on Iraq)的請願書上簽了名，我們的族群和政治背景各異，其中很多是異見人士和薩達姆政權的受害者。譴責薩達姆的恐怖統治的同時，我們反對發動一場會給無辜伊拉克人“造成更多死亡和痛苦”，並且可能會讓整個地區陷入極大混亂的戰爭。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我們的聲音不受歡迎。媒體更樂於見到支持開戰的伊拉克裔美國人，他們承諾會有歡呼的人群，用“糖果和鮮花”歡迎入侵者。但是根本沒有這樣的人。
請願書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15年前的今天，入侵伊拉克開始了。
三個月後，我回到伊拉克，和團隊一起拍攝一部有關後薩達姆時代伊拉克民眾的紀錄片。那是自1991年以後我第一次回到伊拉克。我們想表現除了薩達姆與美國的二元對立外，我的同胞是三維的。在美國的媒體上，伊拉克人不是薩達姆的受害者，渴望被占領；就是獨裁統治的支持者和捍衛者，反對那場戰爭。我們想讓伊拉克人為自己發聲。在兩周時間裏，我們開車在巴格達四處轉悠，與當地很多居民交談。很多人依然滿懷希望，盡管多年的製裁和獨裁統治讓他們筋疲力盡。但也有很多人感到憤怒，並且擔憂即將發生的事情。殖民占領國典型的傲慢和暴力跡象已經出現了。
短暫的訪問證實了我的判斷和擔心：入侵會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災難。推翻薩達姆隻是摧毀伊拉克政府及其各個機構這一目標的副產品。取代薩達姆政府的是一個功能失調的、腐敗的準政府。2003年7月，美英聯軍臨時權力機構(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的最高長官L·保羅·布雷默三世(L. Paul Bremer III)宣布成立所謂的理事會(Governing Council)，當時我們還在巴格達拍攝。理事會成員的名字後麵都注明了教派和種族。我們當天采訪的許多伊拉克人都對這個種族教派配額製度感到不安。種族和教派之間的緊張關係本就存在，但將它們變為政治通貨將是有害的。理事會中那些令人厭惡的人物大多在之前十年裏是美國的盟友，他們繼續掠奪這個國家，把它變成了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我們幸運地在那個公共秩序相對安全的短暫時期拍攝了我們的電影。我們離開後不久，伊拉克陷入了暴力混亂之中，經常出現自殺式爆炸。入侵導致伊拉克吸引了大量恐怖分子（“我們將在那裏打擊他們，這樣，我們就不用在這裏打擊他們了，”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曾表示）。後來，伊拉克陷入了教派內戰，奪去了數十萬平民的生命，並導致另外數十萬平民流離失所，不可逆轉地改變了該國的人口構成。
我再次回到巴格達是在2013年。美國的坦克不見了，但占領的影響無處不在。我的期望值很低，但我仍對自己成長的這座城市的醜陋感到沮喪，也為絕大多數伊拉克人失常、艱難而危險的日常生活感到震驚。
我最後一次訪問伊拉克是在2017年4月。我從我現在居住的紐約飛到科威特，在那裏做了一個講座，之後和一位伊拉克朋友通過陸路穿越了邊境。我打算前往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市。巴士拉是我之前唯一沒去過的伊拉克大城市。我計劃在al-Farahidi街的周五書市上簽名售書，它是為愛書人舉辦的每周聚會，模仿的是巴格達著名的Mutanabbi街書市。朋友們開車載著我四處遊覽。我不期望自己能看到70年代明信片上美麗的巴士拉。那座城市早就消失了。我看到的巴士拉破敗不堪，汙染嚴重。這座城市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蹂躪，2003年之後，它衰落得更快。由於腐敗猖獗，巴士拉暗淡無光，破敗混亂。它的河流被汙染了，正在消退。盡管如此，我還是去瞻仰了伊拉克最偉大的詩人巴德爾·沙基爾·賽義布(Badr Shakir al-Sayyab)的著名雕像。
在這些短暫的訪問中，令我感到高興的一點是，我遇到了一些讀過我的小說並被它們打動的伊拉克人。它們是我在遠方寫的小說，我試圖通過它們講述整個國家的痛苦解體和社會結構的分崩離析。死者的靈魂縈繞著小說中的文字，也同樣縈繞著我這位作者。
沒有人確切知道，15年前伊拉克遭到侵略時，有多少伊拉克人因此死亡。據一些可信的估計，這個數字超過100萬。你可以再讀一遍這個句子。在美國，入侵伊拉克經常被稱為一個“錯誤”，甚至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它是一種罪行。那些行凶者依然逍遙法外。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因為民眾對特朗普主義的反感以及公民普遍的健忘而得以恢複名譽（一年前，我看到布什在《艾倫秀》[The Ellen DeGeneres Show]上跳舞，還談論自己的畫作）。向我們兜售戰爭的那些權威人士和“專家”依然故我。我從未想到伊拉克會比薩達姆統治時期更糟糕，但美國入侵所造成的後果以及遺留給伊拉克人的就是這樣一個更糟糕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