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危險信號:西方已開始“防範中國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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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初,我以一名中國留學生的身份從紐約大學畢業,開始在美國一家新聞機構工作。因為我是公司為數不多的中國籍員工之一,美國同事們有時候會開玩笑說我是一個中國間諜。我向來喜歡這類自嘲的玩笑,覺得無傷大雅。但近幾個月來,一些美國媒體和政府官員的言論,給這個玩笑染上了異樣的色彩。

2月13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年度公開聽證會上稱,美國高校應防範華人學生和學者的滲透,警惕類似孔子學院的機構。2月14日,《外交政策》雜誌稱,有證據證明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以下簡稱“學聯”)受到中國政府(使領館)資金資助。其實早在大約一年前,《紐約時報》就開始關注學聯,文章多次提到學聯在海外對政治議題的介入,稱“中國學生把中國政府的窺視之眼和高壓手段帶到了美國高校的校園。”3月7日,《外交政策》再次發表長報道,試圖證明中國政府通過學聯影響中國學生的政治參與,甚至左右美國公職人員的行為。文章也提到,部分學聯組織者對日益加劇的國內政治壓力感到不適。

一時間,中國學聯似乎成為了一個神秘的地下情報組織。事實真的如此嗎?

就我個人的經曆,在紐約留學兩年,幾乎沒有跟學聯打過任何交道。雖說學聯和中國使領館的確有比較明確的聯係,但大使館對學聯工作是否有決定性影響力,以及學聯在幾十萬中國在美留學生群體中間到底有多大號召力,這些問題似乎有待更多的調查研究。知乎上有曾經管理學聯的學生匿名探討了學聯工作的困境,其中一個回答說學聯應該“無視所有和政黨有關的機構送來的規定和指令,做獨立的團體。”而一個回答反駁說第一種模式不夠現實,應該“對教育處走官方路線,對小夥伴們走群眾路線。”

高校本來就是情報戰的軟肋,美國記者Daniel Golden著書《間諜學院》,考察了美國高校如何淪陷為國際間諜戰的“重災區”。而針對聯邦調查局局長關於警惕華人學者的言論,Golden在一篇報道中稱,這種情報戰是雙向的,也有中國學生學者被招募為美國間諜的例子。

對於這些“諜戰風雲”,我沒有資格和能力下任何結論。但我為這些指控所帶來的輿論影響深感擔憂。翻閱美國網民在Twitter發表的看法,不難看到“被洗腦的(brainwashed)”、“中共分子(Chinese Commie)”等負麵高頻詞,也有人指責中國學生為了拿20美金參加政治遊行,簡直是出賣靈魂,和性工作者沒有什麽兩樣。顯然,這些報道和指控在美國公眾中引發的負麵情緒,越來越指向整個中國留學生群體,甚至逐漸擴大向美籍華人。相關輿論也正在影響美國政府的政策,2017年末,特朗普政府發表國家戰略報告,其中提到加強對外國學生,特別是理工科學生的背景審查,目的是防止知識產權盜竊。

在我看來,留學生不應該成為政治角力的炮灰。逐漸升溫的“警惕華人學生”的言論,充斥著誇張,甚至仇視情緒,無疑會給本來就處境尷尬的海外留學生帶來更多的社會壓力。

去年冬天,一家伊利諾伊州的巴士公司發布了一個極具爭議的廣告,宣稱巴士空間寬鬆舒適,乘客不會感到像在中國一樣。不少中國學生立即抨擊該廣告涉嫌種族歧視。此後該公司發表“道歉”,卻反過來指責伊利諾伊州立大學香檳分校受利益所趨,大規模招收中國學生,損害了當地學生的利益。再早一些,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生發現自己宿舍的名牌被撕。這些看似小規模的事件,實則反應了西方社會對一個龐大的、突然到來的、未知群體的恐慌。

一方麵,美國高校大規模擴招,導致中國學生激增。另一方麵,高校和學生都缺乏相應的準備,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幫助留學生融入當地的學習生活,最後導致中國學生自成小團體,在外界也積聚了“不合群”、“作弊多”、“政治保守”、“富二代”等等一係列負麵形象。時至今日,我們又多拿一頂“間諜”的帽子。

時刻背負著這些負麵形象,對於生活在異鄉、身份認知本來就動蕩不定的年輕人來說,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學業壓力和文化差異,很多留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讓人擔憂。2013年耶魯大學的一份小規模調查報告綜合了130個中國學生的問卷,發現近一半學生稱有抑鬱症症狀,有1/3有焦慮症表現。2015年,悉尼科技大學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留學生的壓力和焦慮指數遠高於本地學生。而就在上個星期,我又讀到了一位留英女博士疑似自殺的消息,隻覺得唏噓不已。

要緩解這種恐慌,需要來自留學生和西方社會雙方的努力。留學生社區應該更積極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自己的權益。令人欣慰的是,近幾年來我們看到了很多這樣的努力。哥大“撕名牌事件”之後,一群哥大華人學生在網上發起了宣傳,向美國社會介紹中文名字的特殊含義,呼籲尊重和包容中國學生。大選期間,有留學生創辦的媒體”選美”就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發表自己的思考。這些都證明留學生有能力改變“被書寫”的境遇,突破中美主流媒體圈定的敘事邏輯,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我們也需要這樣的聲音。

就西方社會而言,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有效溝通。近幾年來對留學生的一些討論集中於政治立場。有些觀點比較保守的中國年輕人經常被貼上“被洗腦”、“被控製”的標簽,在我看來不見得公平。作為記者,我曾參加過一次香港社運人士黃之鋒在紐約大學的交流活動。現場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向黃之鋒提出了一些尖銳的異議。他們義憤填膺的樣子,很難讓我相信他們的舉動僅僅是“被鼓動”、“被控製”那麽簡單。有時候,我和朋友討論這些問題時也會發現,即使是成長經曆極其相似的人,在很多政治問題上的立場也大相徑庭。所以當我讀到《外交政策》最近的長文時,我很難相信作者開篇的暗示:幾百個中國學生夾道歡迎中國主席習近平訪美,僅僅是因為20美金的誘惑?這樣的簡單化解讀無助於理解留學生們多樣的政治立場,及其成因。

理解一個人的觀點,要理解和尊重這個人的成長環境,他所受到的曆史文化教育。而留學本來就應該是一個自由平等地討論這些問題的好機會。如果美國社會和大學崇尚真正的學術自由,就不應該以成見,來先入為主地對一個人的觀點做定論。一位在諾丁漢大學任教的教授,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反思自己教授中國學生的經曆。他回憶了十幾年前自己第一次和中國學生因台灣問題產生的交鋒。那次交鋒促使他進行了一係列的換位思考,調整了教學方式,此後,再沒有中國學生在他的課上覺得被冒犯,反而有很多人後來感激他,幫助他們形成了更多元的世界觀。

每每看到有關中國留學生的負麵報道,我就愈發覺得自己是一個生活在兩個文化之間的遊民。在很多美國人看來,中國留學生不夠”美國”,不夠“民主”,而回國以後,可能國人又會覺得我們不夠“中國”,不夠“傳統”。這和現在被夾在這個“間諜風雲”的三明治裏是一樣的感覺。

有時候我會覺得無助,覺得有些大的社會問題,很難通過自己的力量解決。有時候我也害怕,眼看著不同國家和文化之間的衝突隔膜日益加深。有時候,我很難理解為什麽過去了這麽多年,中美之間依舊保存著冷戰時期的對立心理,比如各種“共產主義”、“帝國主義”地給對方普通民眾扣帽子。

另外一方麵,對廣大留學生來說,生活在這種政治和文化夾縫的逆境,也可能是一個契機。絕對的思想獨立似乎不現實,但如果能夠深入了解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製度,又不盲目從屬或臣服於其中任何一方,而是通過痛苦的思辨和掙紮,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對年輕人來說是也是一種難得的磨練。最重要的是不放棄尋找和建立自己的價值體係,也許它不存在於任何一個現有的模式中。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絕不放棄自我表達。即便生活在美國可能遇到誤解甚至歧視,我相信這一代留學生有足夠的語言和利用社交網絡的能力,表達和保護自己,讓美國主流社會聽到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