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及梅琳達·蓋茨2017年10月的亞特蘭大之旅
北京時間2月13日，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發布2018蓋茨年信並召開了中國媒體交流會，悉數回答了來自各家媒體關於全球消除貧困和傳染病控製等話題。
以下為媒體提問全記錄：
人民日報：我有一個關於減貧的問題。蓋茨基金會跟中國政府合作多年，您如何看待中國減貧的成績？第二個問題和人工智能有關。曾有人提到人工智能會造成代際貧困，您認為人工智能在全球消除貧困方麵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
比爾·蓋茨：早在基金會參與之前，中國就在扶貧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我們最近也參與進來，希望能夠幫助中國實現消除極端貧困的宏偉目標。我們相信，基金會對於健康問題的了解，以及在數字金融等方麵的一些專長能夠幫助中國更好地開展扶貧工作。[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基金會中國介紹材料（幻燈片第8, 17和18頁）。]就我所知，中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消除極端貧困，而且要實現更加廣義的平等，所以需要考慮把健康、居住條件、食品等所有問題綜合考慮進去，並開發適當的模式。 中國的成功模式也將為其他國家和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鑒。中國對實現平等作出了堅定的承諾，這成為政府開展所有工作的基石，這裏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機會。
人工智能能夠提高生產率，我們之前也經曆過劇大的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好處，並能夠隨之進行相應的調整。例如農業生產率就曾經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但我們在其他領域創造了更多、甚至更好的工作機會。所以我們現在不像幾百年前那樣認為每個人都要從事農耕。人工智能夠降低產品生產和服務提供過程中的人力投入，這樣能夠釋放出勞動力去幫助老年人或者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縮小階層差距。如果發展得足夠好，我們甚至可以縮短每周的工作天數，或者讓人們提前退休。
所以當生產率提高時，如果政府能夠以明智的方法確保人人平等地從中受益，在過程中創造出新的機會，那它就是一件好事。生產率下降畢竟會限製我們的選擇。我們可以對人工智能加以利用。當然，有的政府可能選擇不去利用，有些宗教團體可能選擇不使用任何現代科技。但整體上來說，我認為未來幾十年，人工智能能夠帶來非常積極的好處，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新華社：蓋茨先生，上午好！過去十年中，中國在兒童健康方麵取得了長足進展，然而非洲國家兒童麵臨的情況則嚴峻得多。蓋茨基金會為什麽還要在中國開展兒童健康項目呢？
比爾·蓋茨：事實上，我們針對中國國內工作的重點是特定疾病的防控，以及最近開展的新項目，即希望能夠幫助中國消除極端貧困。我們一些大的項目包括艾滋病防控，幫助更多群體減少艾滋病毒感染，確保艾滋病患者能夠獲得治療藥物；結核病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領域，目前中國的結核病負擔依然很重，但我們也看到取得了很多進展；還有一個領域是與煙草相關的疾病，這方麵我們與政府合作推動政策製定，降低一手煙或二手煙導致的肺癌及其他癌症引發的死亡。
你講的完全正確，中國在很多兒童健康相關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我們希望看到中國的創新經驗不僅可以繼續助力我們在中國的項目，同時還能通過政府間合作幫助其他國家推動相關領域的改善，造福世界。所以我們在中國主要專注於兩件事，一是幫助中國解決國內問題，而是與中國合作來幫助其他國家。
中國日報：蓋茨先生您好，蓋茨基金會致力於通過農業創新賦予農民更多的能力，這也是基金會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所做的努力之一。您能否解釋蓋茨基金會把農業創新作為投資的一個重點的原因，為什麽沒有選擇其他領域，包括您本人積極推動的清潔能源？
比爾·蓋茨：以核能領域或泰拉能源所做的工作為例，這些更適合在私營領域發展，因為企業有足夠的激勵，有大量資本湧入這個領域，市場機製是有效的，而且能源市場本身就非常廣闊。相比之下，幫助提高農業產量，尤其是在那些最貧困的地區，僅靠市場是無法實現的，而且市場的反應機製也不夠快。因此，蓋茨基金會幫助並且為農戶提供培訓，告訴他們種什麽作物更適宜，尤其是提升種子的質量——例如改進抗旱性能等，推進綠色革命，這是非常有意義的，有助於農民去應對未來的氣候變化。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都是農民，農業生產率的高低決定他們能不能吃飽飯、孩子能不能上得起學、在成長中能不能獲得營養。如果我們的工作能夠幫助他們提升種子質量、改良土壤、獲得貸款、發展養殖、給牲畜進行預防接種，讓他們飼養的牲畜更健康，甚至改良一些牲畜的基因，這樣奶牛的產奶量、雞蛋產量都會大為提升。因此，我們的工作會為這些窮人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改善，包括營養的大幅提升。所以在健康之外，推進農業發展是我們第二大工作重點。以我們在中國農業領域的工作為例，我們知道中國在稻米方麵以及禽畜疫苗方麵都有自己的專長，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所以我們在這方麵進行重點投入，並和中國開展更多的合作。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關於創新的一個問題，您覺得技術創新在提升全球健康水平方麵能夠發揮什麽樣的作用？有哪些創新是您現在最關注的？
比爾·蓋茨：如果我們看一下我們在全球健康領域的宏觀目標，我們有幾大領域，比如說減少早產，我們需要研究為什麽它在貧困國家的發生率更高，怎樣才能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發現（造成早產的）部分原因就是維生素缺乏和硒缺乏，因此我們已經在進行試驗看能否改善這一問題，能否取得成效。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營養不良，就算是吃同樣的餐食，有些孩子也長得慢，發育遲緩，大腦不能夠完全發育。我們發現在兒童腸道裏麵的菌群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和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創新企業合作，從大概七年前就開始資助他們進行兒童腸道菌群的研究。如今我們發現，這些研究不僅有助於解決營養不良問題，而且還有助於解決很多其他疾病。這個領域目前聚集了各類大小企業和學術機構的力量，我們已經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希望以此提高兒童的營養水平。
創新成果產生的影響非常多，我無法麵麵俱到，但最後我想說的是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問題。5歲以下的兒童死亡幾乎有一半發生在他們出生後30天內。我們對一個月以上的兒童死亡原因比較清楚，大多由瘧疾、肺炎、腹瀉等疾病引起。但是如何降低出生30天內的新生兒死亡率，是為孕產婦注射疫苗、讓她們攝入抗生素還是為新生兒保暖？我們在這方麵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對出生30天內獲得確診的新生兒進行取樣研究。另外，我們還運用最新的工具，從病理學和遺傳學角度研究這些問題，並建立了我們自己的數據庫——兒童健康和死亡率防治監測網絡（簡稱CHAMPS，該網絡搜集兒童生病和死亡原因的數據）。[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2017蓋茨年信第三章節：降低新生兒死亡率。]它不僅能指導我們的工作，也能幫助其他所有人，來減少新生兒死亡。當然，還有大量的創新研究也在進行當中，如瘧疾、肺結核、HIV 等疾病的疫苗研發，以及早產兒營養等領域。這些科學研究的進步能給我們帶來新的工具，加速我們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3（良好健康與福祉）的進程。
中新社：特朗普總統越來越強調美國優先，而中國政府更多地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您認為二者之間有哪些區別？在您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比如非洲的合作夥伴尋求廣泛合作的過程中，您是否認同中國政府和官員把所有的慈善工作放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來開展？
比爾·蓋茨：我們對於中國采用何種機製與其他國家合作有著非常靈活開放的態度。中國非常注意聆聽其他國家的需求和發展重點。“一帶一路”倡議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參與到幫助東南亞以及一些非洲國家消除瘧疾的工作中。如果這恰好符合“一帶一路”的整體思路，並且中國決定這樣去做，我認為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從根本上來說，基金會開展的很多工作，包括幫助貧困農戶提升糧食產量或者是拯救兒童生命，都是全球公認的發展重點，中國在這些領域可以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鳳凰新媒體：您好，蓋茨先生，據我了解，基金會在中國的預算比在印度或者非洲要少很多。您一直強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重要性，為什麽基金會不在中國投入更多的資金？另外您在未來幾年有哪些新的計劃？
比爾·蓋茨：蓋茨基金會迄今在中國投入了數億美元，包括資助科研，開展艾滋病防治、結核病防治和煙草控製等方麵的項目。但你講的沒錯，我們在印度和非洲投入的資金更多。事實上，很少有慈善機構有我們這麽大的投入，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印度和非洲的健康挑戰比中國嚴峻得多。非洲很多國家的兒童死亡率是中國的10倍以上。我們對於我們在中國的工作以及與中國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感到非常自豪，單在結核病防控[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基金會中國介紹材料（幻燈片第6頁）。]一個方麵我們就取得了十分矚目的成績。我們也希望推動其他方麵取得更多進展，包括我剛才講到的幫助食藥監總局盡快與全球監管標準接軌，以及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正在進行的藥物研發工作等，這些不僅對中國，對其他國家也將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
總之，我們認為基金會的工作正在產生很大的影響。隨著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我們在非洲的慈善投入比例也會相應更高，因為非洲不僅人口增長率高，而且全球最貧困的一些國家都在非洲。
鳳凰周刊：蓋茨先生，下午好！我有一個關於脫貧的問題，您曾經說過對在2030年前消除貧困很有信心，中國在推動全球消除貧困方麵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承諾2020年之前在中國消除極端貧困。但是現在中國仍然還有4300萬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當中，您是否依然對消除貧困保持樂觀，您如何看待中國取得的進展？
比爾·蓋茨：全球在減貧方麵取得了歎為觀止的進展，特別是中國。中國政府還設定了消除極端貧困的宏偉目標，我們也和政府探討如何幫助中國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與中國政府在這方麵開展合作。當然，消除極端貧困隻是一個開始，今後我們還要解決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因此需要更加創新的政策。我相信中國在累進稅製和遺產稅等方麵的改進可以讓社會更加公平，而消除極端貧困則是一個起點。
事實上，徹底消除貧困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如果有人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嗜酒或者吸毒，我們也需要幫助這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所以我堅信全球將在減貧方麵取得更大進展，但是說完全消除貧困為時尚早。
財新傳媒：我相信很多人都問到您關於特朗普政府的問題，我也想問一下。特朗普政府提案減少美國對外援助的預算，並威脅未來將更加大幅削減預算。蓋茨基金會一直強調與各國政府的合作，所以這對於基金會的全球工作有什麽影響？如果說您個人有機會來說服特朗普總統，您會如何說服他？
比爾·蓋茨：當然了，我們十分相信對外援助的力量，因為對外援助雖然隻是國家預算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卻能夠發揮很大的影響。好消息是美國政府還沒有削減對外援助預算，目前維持在每年300億美元左右。雖然有削減預算的提案，但是國會決定維持這筆預算。即使對外援助預算被削減——雖然我希望這不會發生——也不意味著基金會與合作夥伴開展的關鍵項目會縮減，不僅是與美國政府合作的項目，還有與其他很多國家政府的合作，包括與中國政府合作提高健康水平的項目。
目前美國是艾滋病防控的最大資金來源，主要通過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提供。這是一個雙邊項目，也是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最大的資金來源。項目采購的藥品使全球超過1500萬名艾滋病毒感染者得以生存。根據我們的測算，如果將全球艾滋病防控資金在未來五年中逐年削減10%，到2030年可能會使額外的500多萬人失去生命。所以對外援助是一筆十分重要的資金，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歐洲政府也非常慷慨，某些國家的對外援助預算超過國家GDP總額的0.7%，甚至更高。當然，即便是在這些國家，我們也要確保人們知道資金沒有被浪費，讓他們為援助資金所產生的影響感到自豪，同時也希望他們對我們在選擇資助領域和合作夥伴過程中遵循的嚴苛標準感到自豪。這些都能證明對外援助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我僅僅見過特朗普兩次，在兩次會麵中都談到了我對對外援助的看法，包括為什麽對外援助不止對世界有利，對美國本身也是有利的。
南方周末：蓋茨先生，您好！基金會長期幫助中國進行醫藥產業的現代化和國際化，那麽在這個過程當中麵臨了哪些挑戰？最棘手的問題是什麽？
比爾·蓋茨：我們和中國企業有著成功的合作，其中包括在10年前開始支持中生集團開發並生產乙型腦炎疫苗。現在這款疫苗已經在很多國家應用。最近，中生集團成功研發的二價脊髓灰質炎疫苗也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預認證，將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
另外我們合作在北京成立了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利用我們和政府的資金，其中包括北京市政府的資金，推進藥物的開發，比如針對結核病的藥物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不僅具備強大的科研實力，而且在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和激勵相關投資方麵出台了很多舉措，因此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力。
如果非要說挑戰的話，可能中國的醫藥監管算是一個，也就是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工作，這是和美國的FDA相對應的一個機構。由於其實施的監管標準與國際標準不同，因此我們在推動中國的創新走向世界過程中會麵臨一些複雜的局麵，需要引入世衛組織來審查工廠狀況和生產流程。雖然這不失為一種選擇，但往往會耗費很長的時間。如果類似的情況在美國，醫藥產品隻須通過美國FDA的審核，即可自動獲得世衛組織的標準認證。因此，我們與食藥監總局合作，不僅能幫助提高中國藥品和食品的質量，讓中國老百姓從中受益，還能讓擁有優質疫苗或藥品生產能力的中國企業以可負擔的價格將產品供應給貧困國家，或者以商業方式推向國際市場。我們和食藥監總局從幾年前就開始開展這方麵的合作，政府也把這項工作作為一個重中之重來抓，在各個方麵取得了進展，這將令中國為全球的健康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財經：蓋茨先生，您好！您在摩根大通的健康峰會上提到，您將致力於減少全球健康領域的不平等，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世界需要更多的創新。然而，現在很多創新藥和治療方法都非常昂貴，比如CAR-T細胞療法花費就高達80萬美元。您認為應該如何利用科技創新讓更多醫療服務變得更加可及？在技術創新方麵您有什麽樣的建議？
比爾·蓋茨：基金會一直積極努力降低一些過於昂貴的藥品和疫苗的成本。比如，我們為某個一流的新型HIV治療方案提供了價值4億多美金的銷量擔保，幫助生產商優化生產成本，現在患者每年隻要花費不到100美金就能獲得相應的治療。我們在不斷尋找低成本生產商，幫助他們覆蓋一部分研發預算。要想達到降低價格的成效，采購量必須足夠大，成本也必須足夠低。我們已經研製出了低成本的霍亂疫苗和傷寒疫苗。再比如心髒類疾病的藥物，我們資助了合作夥伴Tom Frieden，力求讓降血壓藥物以更低廉的價格進入貧困國家。很多新的醫療發明一開始是比較昂貴的，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加速降低成本的過程，讓這些發明惠及所有人，幫助我們實現健康平等的目標。在貧困國家，我們從負擔最重的疾病著手，這類病迄今仍以傳染性疾病為主。當然，從長遠來看，我們希望將這一方式拓展到所有其他疾病類型，最終實現健康平等。
人物：蓋茨先生，您好！我對“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很感興趣。我知道您十分擅長說服富豪們加入“捐贈誓言”的行列，而且名單當中已經有三位中國富豪的名字。這固然很好，但他們不是中國最有錢的富豪。 我相信您認識中國最有錢的那部分人，您是否曾經勸說他們加入（捐贈誓言）呢？他們是否對此感興趣？如果不敢興趣的話，您認為問題出在哪裏？有哪些原因阻礙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
比爾·蓋茨：做慈善當然還是一個自願的決定。我喜歡和別人討論慈善以及慈善帶來的影響、如何從慈善中找到樂趣和成就感，包括和自己的配偶一起去做慈善。不得不承認，和其他國家相比，我迄今在動員美國成功人士方麵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每次來到中國，我都期待在正式訪問之外慈善能持續成為我的一個重要討論話題。我還和中國的慈善家們聯合創辦了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基金會中國介紹材料（幻燈片第1和11頁）以及學院的官方網站。]，旨在探討中國慈善行業的最佳實踐和特點。
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讓慈善變得更有吸引力，例如簡化慈善機構登記流程，出台稅收優惠政策等。因此，對於政府感興趣的一些領域，我們也分享了基金會在其他國家的做法。我對中國的慈善行業發展非常樂觀，相信中國很多成功人士會選擇捐出他們的財富。幾年以前，還沒有中國人加入捐贈誓言[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捐贈誓言的官方網站。]，但隨著相關對話的加強，我們看到了非常棒的榜樣。中國和印度將會成為捐贈誓言成員人數增長最快的國家，這也恰如其分。我會努力與更多人開展對話，也會爭取做得更好。
第一財經日報：早上好，蓋茨先生。外界普遍擔心，2018年中美之間不僅會有傳統的貿易戰爭，還會在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方麵打起“冷戰”，例如特朗普政府開始的301調查以及國會提出的其他一些議案。我知道您個人和基金會都致力於推動中國的創新，並加強技術方麵的國際合作。那麽您如何說服中美兩國的領導人在知識產權和技術方麵更多地去進行合作，而不是對抗呢？
比爾·蓋茨：美中關係的確非常複雜，也非常重要。我相信兩國有很多領導人，以及我本人都希望兩國之間能夠持續開展對話，共同解決一些全球問題，無論是全球健康還是氣候變化等等，這也會讓美中兩國的人民意識到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我個人無法解決美中兩國之間在一些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包括經濟領域的一些問題，但我相信兩國會繼續保持牢固的關係。我投資的泰拉能源正在和中國合作推動第四代核能的發展。微軟在中國也有自己的研究院並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給微軟和中國都帶來了很多好處。一些研究人員在那裏得到了良好的培訓，離開後也有非常好的發展。
每一年美中關係都會麵臨不同的挑戰，但整體上非常牢固和積極。我會盡個人最大努力為推動美中關係發聲，同時也殷切地希望這一關係能夠良好地發展下去。
新華社：蓋茨先生，癌症仍然是全球兩大疾病殺手之一。您認為未來幾年在癌症治療上是否會有所突破？蓋茨基金會是否會加大這方麵的投入？我的另一個問題是，您去年當選了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對此您會做哪些事情？
比爾·蓋茨：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榮譽，也給了我和其他院士溝通討論的正式渠道，我十分珍視這樣的機會，會在我來中國訪問的時候充分利用這樣的機會和他們交流。
對於癌症領域，基金會在控煙方麵開展了很多的工作。吸煙仍是人們得肺癌的主要原因，而肺癌又是很大的健康殺手之一。因此，我們在控煙方麵投入大量資金，努力減少吸煙造成的肺癌死亡。
基金會關注的另外一個癌症領域是宮頸癌[更多信息請參見基金會中國介紹材料（幻燈片第23頁）。]。我們致力於研究低成本的宮頸癌疫苗以及低成本的治療方案。我們還投資研發了乙肝疫苗，幫助預防肝癌。隨著低成本癌症治療方法的出現，我們的目標是確保每個人都能夠獲得這樣的治療。
美國政府每年投入60多億美元開展癌症研究，僅此一項就已經超過基金會每年的贈款總額。這是好事，隻有這樣才能研發出像CAR T細胞這樣的療法，並最終降低其治療成本。我們過去更多關注傳染性疾病，但現在也深度參與開發和實施了一些癌症的低成本幹預措施。
公益時報：您在2015年的年信《我們對未來的大賭注》[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見2015蓋茨年信。]中曾經提到，到2030年，兒童死亡人數將下降一半。現在已經過去三年了，我們距離這一目標還有多遠？阻止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障礙有哪些？
比爾·蓋茨：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要把兒童的死亡人數降到250萬以下，要求我們在影響兒童死亡的所有方麵都取得長足的進展。像腹瀉和肺炎，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而且針對這些疾病我們既有疫苗，又有藥物可以利用，進展可以維持下去。我們也了解那些病原體，所以要保證讓更多兒童注射輪狀病毒疫苗，讓更多兒童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還有像傷寒、霍亂這樣的疾病我們也清楚地了解應該如何應對。
瘧疾是另外一個影響兒童死亡的重要單一疾病殺手。在過去幾年中，瘧疾致死人數並沒有下降很多。並且針對耐藥性的產生，我們需要新的浸藥蚊帳，並升級現有的殺蟲劑。我們必須切實地提高瘧疾防控方麵的努力。瘧疾每年導致的兒童死亡數約為50萬，占全球兒童死亡數量的十分之一，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一數字降下來。在過去幾年中，出於多種原因，我們並沒有取得太多的進展。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方麵是我之前提到的出生後的前30天，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新生兒死亡。導致新生兒死亡的原因有多種，以往的統計顯示包括先天性缺陷窒息和敗血症等。但僅憑這些簡單的症狀分類，我們無法了解如何去預防，例如我們是否應該通過給新生兒保溫，在母親妊娠晚期注射疫苗，以及注射抗生素等方法挽救孩子的生命。為此，我們目前正在建立與新生兒死亡有關的數據和信息庫。例如我們發現，讓產婦到醫療機構生產並保證無菌環境、有效處理難產甚至做剖腹產、確保有足夠的氧氣供應等都能起到很大的幫助。我們需要讓更多的地區獲得並利用這些工具，並提供相應的培訓，確保服務質量。
我無法準確預測（到2030年）兒童死亡人數是否能夠減半，但我知道有很多可以落實的項目和工作能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在很多試點地區發現，如果能夠把這些方麵都做好，例如臍帶護理、防止出血、注射抗生素等等，我們的確能夠將兒童死亡人數減半。以印度為例，這裏兒童死亡率很高，但通過正確的幹預措施，我們的確做到了死亡率的降低。問題在於我們能否大規模地推廣這些成功經驗，並實現最終的目標。隨著中國的出生率下降，非洲國家的出生率上升，到2030年在貧困國家出生的兒童比例要明顯高於目前的比例，這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更大的挑戰。我們必須在埃塞俄比亞、剛果、尼日利亞這三個人口出生大國取得勝利，但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我不敢保證最終一定能做到，但我對於目前開展的研究以及實施的項目成果感到興奮。
果殼網：蓋茨先生，您好！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慈善行不通，您是否曾和其他人討論過慈善的價值和效用？為什麽您和梅琳達女士認為慈善能夠做那些政府和企業所做不到的事情？
比爾·蓋茨：慈善是一個獨特的行業，規模比私營部門或政府部門都小得多。即使在慈善規模最大的美國，慈善部門也隻占經濟總量的2%——涵蓋了環保、文化、宗教、教育以及醫療研究等多個領域，其總和也不超過經濟總量的2%。但每一個部門都能發揮獨特的作用，以綠色革命這一偉大的運動為例。綠色革命創造出更好的種子，使世界上主要的糧食作物產量翻番，包括稻米和玉米。綠色革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促使整個亞洲在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不僅沒有遭遇大饑荒，糧食攝入量還出現了提升。印度、巴基斯坦都種植了改良後的種子，最終中國也受益於綠色革命，尤其在中國八十年代經濟改革開放後。
所以說，慈善帶來了很多出色的成果，包括提供獎學金、孤兒救助、助殘、提高環保意識，等等。雖然隻是經濟很小的一部分，但慈善部門在推動新想法的誕生、推動那些政府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方麵扮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很多國家也羨慕慈善在這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看到全球的慈善行業逐漸興起，一方麵是因為人們變得更加富有，另一部分是因為大家看到慈善能夠發揮的作用。亞洲有很多有創新意識的慈善家，包括中國和印度，所以我也很高興看到他們在各個領域所做的工作。所以慈善領域的一些大動作及其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證明慈善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