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如果中國跟進減稅競爭，中國高投資、大規模的基建模式就會被削弱，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就會受到挑戰。

　　特朗普的動作很大，繼歐盟、日本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後，11月30日，美國政府正式對外宣布，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3天之後，12月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總規模為1.4萬億美元的稅改法案。這是三十多年以來，美國對稅法的最大一次調整。

　　全球減稅競爭

　　參議院此次通過的稅改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企業，從2019年開始，美國的公司稅將從35%大幅降低至20%；同時，家庭和個人的稅率也會降低，持續至2025年。此外，跨國企業目前為避稅而囤積在海外的2.6萬億美元利潤，隻需一次性繳納14%便可合法匯回美國。對此，積極觀點認為，減稅政策短期有望刺激資本回流、投資提升，增加就業，刺激生產，簡而言之，拉弗曲線發揮作用。

　　不過，拉弗曲線，取決於多方麵的複雜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比如，更低稅率未必會導致企業加大投資，而是將資金投入金融市場，這未必有助於實體經濟增長，反而製造泡沫。而且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減稅政策，雖然改善了“滯脹”，但卻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所以，如果拉弗曲線未能出現，減稅很可能達不到目的，中長期財政收入波動可能令政府停擺風險概率增大，減稅政策也很可能進一步加大貧富分化。顯然，對於特朗普維護其基本盤——美國藍領階層、失落的白人中產階層來說，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情。

　　不過，不管減稅是否能夠成功，各國為了應對美國減稅，保持自身經濟競爭力，已經采取或正在醞釀應對方案。據《日本經濟新聞》12月5日報道，日本政府正在討論將積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參考美國等國的減稅動作，日本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幅度。德國2017年1月宣布對稅製進行徹底改革，通過減稅政策每年為企業和經濟發展減負150億歐元。英國一係列減稅政策已於2017年4月新財年生效，企業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都在降低。法國今年7月宣布，2018年該國強製性征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同月，印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可以說，全球減稅競爭已經開始，雖然，中國宣稱不會參與減稅競爭，但類似局麵恐怕難以避免。

　　中國輿論場的稅負爭議

　　近年來中國輿論場多次掀起稅負爭議，去年底中國還鬧出“曹德旺跑了”風波。中國稅負很高，這個共識基本沒有問題。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優勢的逐漸減小，稅負更加成為一個關鍵因素。雖然中國工人的價格相對美國來說，仍然很低，但是，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低於美國。按照IMF經過購買力折算後的數據（ppp），中國用4倍於美國的勞動力，創造了略多於美國的產品和服務，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勉強超過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中美之間的製造業成本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據波士頓谘詢公司2013年的研究報告，當時在美國製造商品的平均成本隻比在中國高5%。2015年，在美國低成本地區生產已經變得和在中國生產一樣經濟劃算。這就使得資金對新的稅收政策更加敏感，中國很難避免進入減稅競爭之中。

　　與此同時，中國減稅更難。中國有基建狂魔的稱號，基建有效的拉動了中國經濟。中國還創辦了亞投行，提出了“一帶一路”政策，讓中國資金走出去，中國的基建能力走出去，獲得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而這一切，都源於中國強大的財政實力，也即源於稅。如果中國跟進減稅競爭，那麽，中國高投資、大規模的基建模式，就會被削弱，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會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戰。

　　更重要的是，如果減稅政策成功了，拉弗曲線出現了，那麽，減稅不但會變為經濟競爭，也會在更多層次上帶來深遠的影響。

　　減稅背後的政治因素

　　中國的社會治理方式，毋庸諱言，是利出一孔的治理策略。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則隻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開；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責任也是四六開，但是這個時候是地方出大頭，中央出小頭，所謂“事權下放”。為了解決地方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中央政府引入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製度，用於對地方的支出提供資金。分稅製的核心規則可以歸為一句話：稅收分兩塊，中央拿大頭，地方沒錢，再還給你。這就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掌握。所以，從國家治理層麵，中國也需要國家掌握更多的財力，以實現國家內部的穩定。這也需要更高的稅收水平。但美國並不需要這種模式，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權力相對分散的國家，各州有立法權。地方事務有各種政治層麵的協商去完成。稅收對於國家權力架構，國家政治穩定，作用顯然比中國小。即便中央政府真的停擺，也不會亡黨亡國。由此可見，民主國家可以在更低的稅收水平下保持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從這個角度，美國的減稅，不光意味著經濟的挑戰，也是華盛頓模式和中國模式，在國家治理層麵的又一次競爭。

　　某種程度上，二戰之後，麵對全球共產主義實驗，西方世界有兩個戰略級的手段。首先是冷戰，其次是全球貿易。第一個已經成功了，第二個，是失敗與成功的綜合體。成功在於，它打造了一個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體係，帶來了全球的和平與經濟發展，不過，其失敗之處在於，全球貿易並未完全實現當年克林頓的政治願景。但無論如何，這個體係已經美國精英欲罷不能。這個時候，美國藍領與沒落中產的救世主出現了。特朗普是一個商人，他很可能無意於意識形態，但是，他的基本盤卻是藍領工人、沒落中產。所以我們看到了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減稅等稱得上劇烈的變化，當貿易對抗、經濟回縮時，都意味著“中美國”經濟綁定減少，這時，價值觀議題會以多種形式重新出現。有人說，特朗普減稅是對裏根時代的原教旨主義模仿，的確，無論如何，這讓人聯想到裏根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