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客一句話，讓人民大學女研究生想奪門而逃

“你問了這麽多，你能不能跟我來一次？”

第一次對男客（注：即嫖客）做訪談，聽到這個問題，潘綏銘的學生杜娟傻眼了。當時二十出頭的她，第一反應就是奪門而出，但最後她還是堅持問完了問題。

這個情節，出現在新書《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中。它是一群性社會學學者多年來研究“紅燈區”的經驗總結，寫的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主要是“小姐”）的關係問題。作者是有“中國性學第一人”之稱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教授潘綏銘，以及他帶過的研究生（後者通常自稱“潘門弟子”）。

他們要解決兩個看似矛盾的問題：怎麽接近自己的研究對象；怎樣控製與他們之間的距離。“放低身段，自甘墮落”

怎麽接近研究對象？最開始，研究者請當地從事艾滋病防治的疾控部門牽線，用“訪談費”和禮品換取小姐們開口。但此舉效果極差。

事實上，小姐們對這些闖入者非常反感：這等於一上來，就給她們插上了一個“潛在艾滋病傳染者”的標簽。

研究者們不得不另辟蹊徑，用自己的方式接近小姐們。比如“大師姐”黃盈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得到朋友幫助，在“紅燈區”租了個住處，樓下就住了幾個小姐。利用一次曬衣服的機會，她成功搭訕上其中一個，並在第一次見麵時就爆口“吹簫”——據其說這是潘門弟子平日“脫敏”訓練帶來的好處。

2005 年以考研總分第一名得入潘門的王昕，搞定一個“看場子”的男經理，成功采訪到了小姐。她的師妹杜娟因為一位“媽咪”的幫助，也獲得了接近小姐們的機會。

她們共同的經驗是“放低身段”，用王昕的話說是“示弱”，黃盈盈則說得更為直白：要“自甘墮落”。在與小姐相處時，王昕會刻意不提自己的“研究生”身份，而是自稱“學生”。而小姐們則能從這個稱謂上獲得優越感：你們學生是靠家裏人養活，我們好歹也是自食其力。這樣距離一下就拉近了。

但在艱苦突破了第一關後，潘門弟子很快又麵臨一個更大的挑戰。

事實上，在給學生講課時，潘綏銘每每提到這樣一個問題：“調查時最大的風險是什麽？”回答五花八門，有的說被敲詐、被騙、被引誘下水……隻有一個學醫的男生說對了：“最大的危險，是小姐會愛上你的。”

為什麽？很簡單。以調查者的年齡、身份，能平等地對待小姐——別說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來聊就夠了。男人從來是居高臨下地跟她們說話，你能關注她，她就會掉眼淚。因為在她的那個世界，恐怕連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沒這麽對待過她。

被人愛上是好事，為什麽又被認為“最危險”？這就涉及到研究者們經常遇到的一個倫理困境。用潘綏銘的話說，就是“因為沒辦法回報，根本無以回報，搞不好就傷了人家的心”。

這種因無法回報而生出的愧疚感，曾經困擾著王昕，以致於讓她一度需要心理疏解。

“（社會調查倫理）都在強調‘平等和互惠’。但是，如何平等？如何互惠？……我們的出現會給他們帶來‘平等和互惠’嗎？有些學者指出，研究過程對被研究者來說即是一種回報。被人關注和得到傾訴的機會，就是對被研究者的回饋。然而，我們有何資格和理由認定，她們就那麽需要我們的關注？我想，比起她們需要我們，我們其實更需要她們……”她在書中這樣寫道。一次刻骨銘心的誤解

某會所包間。攝影/射小箭

在書中，王昕著重寫了那個幫了她大忙的男經理。說是經理，其實就是一個有點羞澀的大男孩。他二十出頭，隻有小學文化，有一個很疼他的姐姐。男孩在KTV負責“看場子”，因此和小姐們的關係很好。

王昕還記得，男孩把她引見給一個小姐之後，開始也坐在那兒聽，後來王昕和小姐談到性交易的一些具體行為，他就臉紅了，主動離開房間。

王昕與男孩接觸時，還曾鬧過一個烏龍：有一天，男孩帶王昕在KTV裏轉悠，王昕突然肚子痛，剛要衝進一個衛生條件很差的洗手間，男孩把她攔住了，用鑰匙打開了一個豪華包間，對她說：“姐，你用這間吧，這裏幹淨。”

但王昕卻將信將疑，她拿不準這是男孩向她“示好”，還是別有圖謀。就在她完事後準備出門時，忽然發現廁所門開不了，“感覺滿眼冒金星，各種恐怖的場景一下子襲來……”

快哭了的時候，王昕一下把門扭開了。原來，是她自己把門從裏麵鎖住了。“前一秒是快被自己嚇哭了，後一秒是要被自己蠢哭了。”

出來之後，王昕發現那個男孩蹲在樓道裏，背對著她，手無聊地在地上劃來劃去。“下午的KTV，幾乎沒什麽人。陽光照射在他的背上，他的頭發雜亂，瘦弱的背影就像一個孩子……”

這次誤會讓王昕刻骨銘心。她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如此重要，但真正建立信任又是如此之難。而這種隔閡和誤解，並非僅僅處在她和她的研究對象之間，實際上，在同事、朋友之間，甚至是親人之間，又何嚐不是如此？

在男孩的幫助下，王昕的調查進展得非常順利。在她要離開那個城市時，請男孩去飯館吃飯以表謝意。席間，王昕頻頻舉杯，可男孩卻每每搶過去自己一飲而盡，並一再說：“女孩子在外不要喝酒。”

離開飯店時，王昕才注意到男孩一直拎著一個袋子，裏麵是當地很貴的水果——紅毛丹。“路上吃，買給你的。”男孩說。“我當時眼淚都要下來了。”王昕寫道。她知道，男孩天天上夜班，一個月還掙不到兩千塊錢。

王昕說，後來男孩曾經給她發過短信，但最終失去了聯係。“不傷害”是倫理底線

一小姐在休息室梳妝。攝影/射小箭

十年前的那次調研中，王昕曾采訪一個讀書的小姐。那是在一個專門供小姐休息的包房裏。其他人要麽化妝，要麽打牌，或者看電視，隻有她手裏拿著一本《讀者》。

這個訪談非常成功，對方邊說邊哭，王昕邊聽邊哭。但是第二次，當王昕再遇到那個小姐時，卻發現對方對她非常冷淡，一直躲著。

王昕困惑了好幾天，最後終於找到了原因。

她認為，那次訪談的“成功” ，並不是由於她的訪談技巧多高，或者她有多麽強的親和力，而是對方太寂寞，太需要和人說說話。她恰好在一個合適的時間，遇到了一個合適的、願意聽她說話的陌生人。正是因為這份“陌生”，對方才會在與周圍那些人“格格不入”的情況下，對她卸下心防。

王昕進一步悟到，她的再次出現，會讓對方聯想到那個滿是傷痕的、脆弱的自己，而她還要在那個環境裏生存，她必須正視現實，所以隻能再次披上盔甲。

在《我在現場》中，王昕作了如下反思：

“（在調查中）我們首要關心的一定是‘倫理問題’。如果我們的調查給別人的生活帶來不良影響和難以控製的傷害，這樣的調查就不應該繼續。雖然，對被調查者“無意的傷害” 是難以事先預料的，但是調查者一旦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時，就應該中斷調查。”

事實上，十年過去了，王昕與當年的研究對象基本上都斷了聯係。她認為這是合理的，某種意義上甚至是應該的。當年的研究對象很多都不再從事性服務業，她們不願將過往的經曆示人，因此如果主動聯係，對她們會是一種打擾，甚至會是一種傷害。

而不傷害，是社會學調查的倫理底線。從恐懼、後怕到自省

某酒店內，一小姐上門提供服務。攝影/射小箭

對於潘門弟子而言，在從事“紅燈區”的研究時，除了需要大量采訪“小姐”，還需要采訪嫖客（研究者們通常稱之為“男客”），以便使研究更為立體、豐滿。

如今快是北京市委黨校講師的杜娟，對最初和男客做的訪談印象深刻。當時她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姑娘，麵對一個陌生男人談性，她害羞、害怕、緊張、興奮。但對方卻十分坦誠，幾乎有問必答。

訪問進行得十分順利，直到對方突然拋出這麽個問題：“你問了這麽多，你能不能跟我來一次？”

“我當時就傻眼了，”杜娟在書中寫到，“心跳加速，麵紅耳赤，不知所措。我腦子裏第一反應是奪門而出，好在他的門一直開著，離大馬路有著不太遠的一段距離。可是我又一轉念，不能就這樣落荒而逃啊，太不專業了，好像自己很膽小，動真格的就不敢談了似的。 ”

但杜娟的反應隻是說了一句“不成”，之後竟然又問了幾個問題，而那個男客——一個賣沙子的小老板——則在尷尬中回答完了她的問題。

多年以後，再度回想這個場景，杜娟主要不再是恐懼和後怕，更多的是自省。如今，她已經完全能夠理解那個提出跟她上床的“男客”：“試想，一個滿大街找人談性的姑娘，會讓男人產生什麽想法呢？我主動找上門來，讓他談出他那些隱私的經曆和想法，他自然會有這樣的念頭。”

“說到底，這樣的遭遇其實隻不過是一個調查者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是起碼的倫理原則，是最低限度的互惠。我們沒有道理覺得我們的研究目的有多麽高尚，研究動機有多麽單純。所有所謂高尚、單純的動機，都要落實到研究中，進入被訪者的生活世界，而且被對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實存在的。”

“這位小老板八成認為，既然我可以這麽坦率地談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隨便地做愛。我的訪談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經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體，這其實可以理解，隻是不能接受而已。 ”

杜娟在書中還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有一部分小姐排斥那些給客人做“口活”的小姐，“有一次我們在歌廳吃飯，那兩個女人過來了，要一起吃！我們放下筷子就走了”。她引用一位小姐的話說。“她們（中有一些）其實是很傳統的女性。”

在潘門弟子中，仍與“研究對象”保持聯係的人不多，杜娟是其中之一。對於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把握分寸的觀點，她本人並不敏感。她認為，這完全取決於具體的情境。如果機緣到了，研究者與小姐發生愛情並不奇怪。

“老師與學生不是也有這種可能嗎？”杜娟說，“師生戀最後發展到結婚有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