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心裏充滿希望，腦子裏充滿欲望，覺得天下一切都可以用rap來表達，天天想著一言興邦。進入社會以後，我才懂得外部世界是一個十分龐雜的係統，每個人都值得被原諒和理解。每一種變革都來自日拱一卒，循序漸進。”
郝雨。網絡歌曲《大學生自習室》作者，現在國務院某直屬單位工作。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文|新京報記者張維 編輯|蘇曉明
“最近《中國有嘻哈》特別火，下麵上場的這個人……”主持人頓了頓，“他也看過！”
不大的舞台被笑聲淹沒。一位中年男人疾步走上台。他短發，戴一副近視眼鏡，身材略微發福，穿T恤、牛仔褲和運動鞋，和電視上那些戴鴨舌帽和墨鏡的嘻哈歌手完全不同。
他叫郝雨。2003年，他因網絡歌曲《大學生自習室》為人所知，是紅極一時的說唱歌手。
十四年過去，郝雨從大學校園走進了國務院，也從嘻哈少年變成了中年大叔。白天，他是機關大院裏的正科級幹部；暮色四合時，脫掉襯衫西褲，換上休閑裝，走進三裏屯、東直門一帶的酒吧裏，變成一名脫口秀演員。
他今年36歲，和所有使用保溫杯的中年男人一樣，房子、車子、孩子組成的生活漩渦讓他窒息。隻有站在台上的此刻，他能獲得片刻喘息。
“過了氣的拳擊手”
站上台半分鍾後，郝雨一本正經地問：“真的有人以前聽過《大學生自習室》？舉個手，讓我感受一下。”
舉手的人不少。郝雨掃了一眼，“都把手撂下吧，不要累到我的歌迷。”台下，笑聲四濺開來。
這是一個周四夜晚。三裏屯一家不大的酒吧裏，一百多位觀眾聚在一起，看包括郝雨在內的6名脫口秀演員的拚盤演出。碰上周末，這裏要變成一個沙丁魚罐頭。
“大家知道北京地鐵高峰的狀態吧，車一到站，門兒一開，人還沒上，先掉下來四個……那天我擠在車裏頭，感覺後麵有人捅咕我。回頭一看，一老大姐，拿個自拍杆‘哎哎小胖子，你往右邊挪一下，那個師傅，你和小胖子一起往右邊挪一下，這個女同誌，不要玩手機了，你去取代那個師傅的位置，那老頭，來來，你來填補這個女孩的空白，那個老太婆你不要動啊，這個空要留給我，我是要從這下車噠！’”郝雨轉換語調，接著說，“大姐，你……華容道玩得非常好啊！”
“坐公交時，售票大姐也玩得好，她們玩俄羅斯方塊。”他頓了頓，模仿售票員大姐：“來前門上車前門上車，你這大包塞這兒，那大爺那有空座，趕緊坐著，別堵那兒，小夥子你別橫著，你順過來順過來，貼著右邊一直往裏走，對，往裏走，後門下車後門下車，來來來，下車排好隊，得嘞，又消一行！”
現場被笑聲和歡呼聲包圍。這些段子都來自郝雨坐地鐵、擠公交的真實經曆。他把生活中刺痛自己的東西，編成段子，笑著講出來。台上的十來分鍾，成了他生活痛感的出口。
每天早上，他6點鍾起床，6點半出門。從小區門口坐24路公交車，和上班族、外來務工人員、外地遊客前胸貼後背站三站，再擠進地鐵2號線，被擠成“一張相片”後，在8點前到達前門附近的單位。
“上周要情報了嗎？”“下周工作安排下發了嗎？”“海報修改方案再報領導確認一下。”“這個片子的字幕還有問題，還要再改一下。”“有本書不錯，買給大家，集中開個讀書會，把大家的發言整理成文報送”……
一個普通的上午過去了。郝雨所在的單位是國務院某直屬機構。他的工作內容很瑣碎，“各種任務和事務性工作”。他有時在微博上感慨，要是公務員生活是人民群眾說的那樣輕鬆就好了。
今年是他做公務員的第10年。朋友們都覺得不可思議——一個渴望自由的嘻哈歌手，卻走進了體製內，一做就是這麽多年。
去年，郝雨給兒子買學區房後又背上了房貸；愛上脫口秀後，唱歌幾乎被放棄了。他把這種撕裂的感覺寫進歌裏：“我的歌迷問我什麽時候複出，我的媽問我什麽時候提副處……”
一天夜裏，郝雨剛把孩子哄睡，準備去冰箱拿啤酒，不小心碰掉了裝唱片的盒子。這些珍藏的說唱唱片觸動了回憶。他抬起頭，鏡中的自己頭發稀疏、腹部隆起。“自己都覺得自己沒救了。”
忽然，他又看到，鏡子裏的人擺出一個拿起麥克風rap的姿勢：“麥克風閑太久/已經生鏽/我低著頭坦白/沒有保留/這有一個過了氣的拳擊手/隻有死在場上才能退休……”
2014年，郝雨和嘻哈青年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嘻哈少年
鏡中的中年，曾是少年。
在2000年的哈爾濱工程大學校園裏，人們總能看到一位穿著肥大帽衫、牛仔褲、旅遊鞋的男孩。他戴著耳機，聽著“喲喲喲”的嘻哈樂招搖過市。
李明對大學同學郝雨的印象長久停留在一個場景裏：在晚上的宿舍走廊裏，一個小胖子在練習街舞。練習倒立時，他140斤的體重全部集中在幾根手指上，有同學路過調侃，“你這麽胖還練這個”。
郝雨學的是測控技術與精密儀器專業。這是父母決定的。他們希望他以後從事技術工作。但他不喜歡。上自習時，別人看《電子電路》，他看《斯巴達克斯》。他愛蘇格拉底、叔本華和黑格爾。笛卡爾的名句被他抄在日記本扉頁上，他認同“思考是我們唯一的尊嚴”。
他成績平平。大學同學滕偉回憶，當年他們都是“不學習圈”的。
人生前19年被壓抑的天性大概在這個時期爆發了。郝雨坦承，在大學階段，有了更多獨處的時間，常常和自己對話，開始逐漸認識自己，了解自己。而初中起就接觸的rap傳達出的反叛精神，讓他著迷。
他把自己定位成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都有批判性，有自我嘲諷和懷疑精神。他很多歌都在寫大學生的生活狀態，多半是自我嘲諷。
沒課的下午，他跑回家，臥室就是他的studio——一台奔騰2處理器的電腦，一塊一百塊錢的聲卡，一個八塊錢的簡易麥克風，網上下載一個聲音剪輯軟件，他是歌手。
看不慣同學們刷夜打遊戲、寢室髒得像動物園、廁所漏水、暖氣不熱，他把對學校的不滿都寫進歌裏，取名《我的大學》。成品拷給幾個要好的同學“內部欣賞”。同學們紛紛稱讚“正中痛點”。
一天，輔導員找到自動化學院分團委副書記郝雨，“聽說咱們係有個同學做了一首歌諷刺大學生活，查一下誰寫的。”
郝雨心裏嘀咕，自己查自己，太扯了。這事兒當然沒了後文。
後來，郝雨接連“內部發行”了快20首歌。《大學生自習室》是其中一首。
一夜成名。
那是2003年，網民數量隻有7950萬人，撥號上網還是人們上網的主要方式。淘寶網才建立，和網絡帶寬匹配的flash剛剛走紅，人們還在使用文曲星，mp3還很時髦。彩屏手機剛剛麵世，四十和弦的鈴聲已經很先進。
“當時的娛樂資訊沒有今天發達，網絡條件也差，大夥用電話線上網聊個天、下載個flash就很不錯了，一個東西稍微有點創意，就很容易傳播開來。哪像現在的網絡，每天各種信息目不暇接。現在有人直播吃屎都不一定上頭條，上了頭條也很快會被新的信息淹沒。”郝雨後來分析，《大學生自習室》的走紅得益於當年文化環境的特殊性。
有媒體統計，在4個月的時間裏，《大學生自習室》的欣賞人數突破120萬。被當時的媒體稱為“互聯網曆年人氣最旺的作品”。
走紅後，郝雨跟媒體說，他和網絡歌手不一樣，他希望能做一個推動中國文藝複興的人，而不是娛樂大眾的人。
9月16日，周六，郝雨在三裏屯一家酒吧表演脫口秀。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抉擇
2003年哈爾濱夏天的一個夜晚，郝雨第一次站在父母麵前，拿出唱片公司的合約，說他不能按照父母對他的規劃繼續考研了，他想搞音樂。
這是個傳統的東北家庭。母親在哈爾濱一家物業公司工作，父親是東北一家國營工廠的工會主席，他們希望孩子能做務實的技術性工作。
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認為，做音樂有風險，是不務正業、沒有正型。他們舉例，“鄰居那個玩音樂的孩子，不就是在婚禮上給人伴奏？”
第二天，父母在黑龍江教育學院找了一位心理導師和郝雨談話。導師說，你不要想著做音樂了，這是青春期浮躁症。
郝雨有點遲疑，跑去對麵宿舍問同學們的意見。大家的意見是，如果他去當歌手，很可能隻是曇花一現。如果考上了研究生，他就是搞導航的人中最會說唱的。
滕偉記得，郝雨離開他們宿舍時，嘴裏反複念叨“也對也對”。
也是一個夜晚，郝雨推開臥室窗戶，對著無盡暗夜大吼一聲。從此放棄。他說，他和所有生活在東北的人一樣，服從父輩，骨子裏保守，不敢冒險。他是生活環境的產物，還沒學會和父母對抗。
“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命運不是掌握在自己手裏的。哪怕你想向著那個方向努力，但不一定有這個機會。”郝雨感到，彼時那種喊出“推動中國文藝複興”的少年意氣，在瓦解。
幾個月後，薑昆找到郝雨，希望和他一起創作一個相聲和rap結合的新節目上春晚。郝雨暫停了考研，折騰幾個月，春晚也沒上成。
2014年2月，郝雨（左）和黃西、薑昆、大山合影。受訪者供圖
生活轟轟烈烈出軌，又平平靜靜回到原來的軌道——考研。這一次，郝雨租住在北京的鬧市區，備考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做薑昆的學生。
所有人都覺得他會走上藝術道路。畢業那年，郝雨卻出人意料地報考了公務員。
就在當年，他還寫了一首歌，“白領 公務員 暴發戶/你我這些趨炎附勢的家夥/因為軟弱所以你恨著/因為懶惰所以我混著……”
室友郭振東問他，你什麽情況，太世俗了吧。
這哪是他認識的那個郝雨。聽不慣老師的官話，郝雨會借機調侃，“就像把皇帝的新裝扯下來的那個小孩”；臥談時，郝雨信誓旦旦說年輕知識分子要去作為，以天下為己任。
“留北京是不是先得有北京戶口？”這是郝雨的解釋。選擇公務員，不過是他向物質世界和現實生活的一次妥協。
他也知道，當年選擇考研就已經決定了他以後不會再做一名嘻哈歌手，他將會和所有普通人一樣走一條中規中矩的道路，結婚、生子，度過平凡的一生。
2008年夏天，領完畢業證，幾位好友相約喝酒。
酒桌上，郝雨說，他是液體，沒有形狀，倒在罐子裏就是罐子的形狀，永遠都會順應和適應，但本質不變。
郭振東開始理解郝雨身上的矛盾。他能一邊做學生幹部，一邊自我嘲諷；一邊愛著崇尚自由的嘻哈，一邊擁抱體製。
“他在規則裏生存，又在其他層麵尋求表達。當現實和個人的無力感結合在一起，他其實在用嘲諷表達無助。”郭振東說。
在機關單位裏的郝雨。新京報記者彭子洋 攝
“這就是生活？”
年輕人，走進了體製內。
畢業後，郝雨脫掉肥大的帽衫，摘下耳機，換上襯衫西褲，走進北沙灘1號院，成了中國文聯的一名幹部。主要工作內容是為藝術家服務。
外出演出，他負責協調、服務。“XX老師，您起床了嗎，咱們可以吃早飯啦。我在一樓電梯口等您。啊，您不想下來吃了？那行，我把飯給您送上去吧。”
他常常要周旋於藝術家、經紀人和領導之間，為一件小事來來回回協調；舉辦活動排個座次，也得折騰大半天。繁複的生活讓他窒息。晚上回到家，寫完簡報，除了睡覺，他什麽也不想做。
在活動現場，當他看到藝術家們的同一首歌唱了十遍，同一個段子講到第六遍時，郝雨開始問自己：“這就是生活？”腦子裏的另一個聲音在告訴他：“你這是浪費生命。”
當年走紅時，他去北航演出，歌手張傑就住在他隔壁。演出結束，大夥一起喝酒，他倆拿著新款的彩屏手機合影，分別時還說“苟富貴勿相忘”。那會兒在東北小場子裏演出，大鵬常和他同台。
“人家都還記得我嗎？”
剛工作那幾年，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時間，rap已經不能詮釋他對世界的理解。離開了校園，他失去了創作土壤。“用校園情懷唱江湖故事”的時代已經過了。
“我總不能說，處長，我寫了一首諷刺公務員隊伍亂象的歌，您給提提意見；局長，這是我表現我們這項工作流於形式的一首說唱歌曲，請您閱示。”
那個一夜成名的時代也過去了。和他同時走紅的香香、楊臣剛已經慢慢被人們遺忘，人們喜歡上了周傑倫、陳奕迅、王力宏，買他們的磁帶、CD，人們看高清視頻，不再留戀flash動畫，也忘了有個嘻哈歌手叫郝雨。
有一年聖誕節，郝雨受邀參加一檔脫口秀節目，演唱了他的新作：“這胖子誰啊/who are you/一個說唱歌手/we don’t know/大學自習室/oh that’s too old/有人說 大叔我勸你快走/你的數來寶在這會出醜/吳亦凡xo 不是酒/這個舞台早就屬於小鮮肉……”
看到當天的新聞標題，郝雨苦笑——“80後大叔挑戰EXO！”
2011年5月21日，郝雨30歲生日，他在外地出差。
淩晨兩點半，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發了一條微博：“在周末出差半夜加班抽空上廁所之餘，望著鏡子回顧這些年的生活，發覺自己的確在不經意間學會了諸多年輕時不擅長的事兒——比如，長時間的歎息和經常性的苦笑。”
郝雨2015年聖誕節的表演視頻，被媒體稱為“80後大叔挑戰EXO！”。
“無可奈何”
“感謝聽過我歌的中老年朋友！大周末的放棄和子女團聚的時間來看我演出……”站在脫口秀舞台上的郝雨說。
十四年過去了，那些聽過《大學生自習室》的年輕人大都變成了沉默的中年人。當年和郝雨一起出歌的嘻哈歌手費尼克斯也早就離開嘻哈圈，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2013年，郝雨工作調動，從文聯到了國務院；一年後，他也當上了父親。
去年，他和妻子謀劃著給孩子買學區房——他們要賣掉現在的房子，付完首付，再貸款兩百多萬。每個月七千塊的工資和上萬元房貸之間的鴻溝，讓他不得不再次向物質世界投降。
最缺錢的時候，他忍痛賣掉了以前最愛的原版日漫、玩具和珍藏的演唱會門票。拿到這一萬多塊錢時，那種感覺，和他拿到第一個月工資買下心愛之物的心情一樣美妙。
“我甚至都想過一個段子：大風吹來，垃圾桶倒了，紙片散落一地，你上去踩一踩，會不會發現裏麵有錢？或者，有一張剛刮開還沒充值就被風吹走的電話卡？許它不是，不許咱不踩。”
他學會了把困頓埋在心裏，甚至很少和妻子提起。
在單位裏，他始終是那個樂嗬嗬、逢人就打招呼、叫得上從保安大哥到食堂大叔所有人名字的郝老師。同事賈平記得，有時候，郝雨會突然對著埋頭做事的同事們說，“來來來，我給大家念個笑話。”
同事們都知道他是當年的嘻哈歌手，現在常在單位表演節目的文藝青年。
2013年，郝雨在機關春節聯歡會上表演脫口秀。受訪者供圖
聽到他下班後表演脫口秀的消息，賈平驚訝了幾秒鍾，又覺得沒什麽奇怪，“我們這兒埋伏了一個巨星。他要出道，也沒其他明星什麽事兒啦。”
郝雨很喜歡一部電影，叫《摔角手》。主人公蘭迪是著名的摔角手，曾有過屬於他的時代。後來因為身體原因，他決定退出摔角圈，做一份穩定的工作，享受家庭生活。二十年後，有人組織一場經典重賽，為了找回昔日榮光，他重返戰場，最終死在了擂台上。
他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他想通過說唱表達自己，沉默多年後，又選擇用脫口秀的方式回到舞台，把痛感變成了段子。隻是，心境全然不同了。
“年輕時，我心裏充滿希望，腦子裏充滿欲望，覺得天下一切都可以用rap來表達，天天想著一言興邦。進入社會以後，我才懂得外部世界是一個十分龐雜的係統，每個人都值得被原諒和理解。每一種變革都來自日拱一卒，循序漸進。”
36歲的郝雨，變得陰沉、無奈，但也懂得了知足、恐懼、感恩和原諒。
今年起，他以一周一兩次的頻率走上脫口秀舞台。這是他對抗中年危機的方式——把白天隱藏起來的自我釋放，也能“為兒子多掙幾本圖書錢”。
幾個相熟的脫口秀演員已經做起了專場，一個主題叫“庸人俗世”，另一個叫“哎呀，算了”。
郝雨從中看到了人生悲涼的底色。他說，大家都是在生活中傷痕累累，才寫出了讓觀眾捧腹的段子。他都想好了，以後他辦專場，主題就叫“無可奈何”。
一個周六，郝雨走出酒吧時，已經過了零點。淩晨的三裏屯，依舊燈火通明。抬起頭，被工業文明遮蔽的星光，肉眼無法抵達，可它一直都在。